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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然辩证法智库论坛”第一次会议综述

2018年09月29日

 

 

 

2018年9月24日,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未来哲学与发展战略专业委员会举办的“中国自然辩证法智库论坛”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友谊宾馆举行。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等单位的二十余名专家学者参加。

会议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未来哲学与发展战略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刘孝廷主持。他强调智库应该对大问题有所探索,理论联系实际,自然辩证法不仅为国家服务更要为人类服务。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加入到探索重大问题及对策研究之中。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刘益东研究员作了题为“致毁知识问题及其诊治策略”的主题报告。报告开头他简要回顾了自己提出“致毁知识”概念,并以其为研究对象开展对科技巨风险研究至今20余年的工作情况。其特点是把科技巨风险作为一个专门领域进行研究,包括基本假设、核心概念、基本问题、研究方法和主要结论,而不仅仅做就事论事的研究。这一工作因不断得到学界好评和鼓励而持续深入并逐渐系统化。这次报告通过探讨致毁知识的出现、增长、扩散、应用和治理及其条件,来回答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制度及其科技经济一体化发展模式能否持续的问题,如果不能持续则是有史以来的最大颠覆,进而能否产生最大的颠覆性创新。

刘益东研究员指出,人类生存与发展依靠两个基本条件,即自然条件与知识条件。自然环境危机已经受到重视,促发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思潮及运动。知识危机却远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尽管对尖端科技的担忧越来越多。从目前的情况看,环境危机并不能对世界(发达国家)主流发展模式造成颠覆性冲击,国内外对人工智能和会聚技术(NBIC)等的主流看法是乐观的、是大力推动的。那么,科技发展下去究竟会不会发生毁灭性灾难、甚至毁灭人类?乐观派与悲观派孰是孰非?乐观派与悲观派是不对称的,如果悲观派错了,最多让科技发展放缓、延迟几十年而已;如果乐观派错了,则让人类积重难返、万劫不覆。这将是人类犯的最大错误,它将错失人类自我拯救的最后时机。

刘益东研究员是通过提出致毁知识概念和解决问题的方式(三个前提与一个问题)来揭示科技危机的。三个前提分别是:尖端科技的正负效应不可抵消、科技知识增长不可逆、知识与应用具有连锁效应。一个问题是:在科技知识增长的同时,能否阻止其中一类破坏力极大的科技知识——致毁知识——的增长与扩散,能否有选择地生产知识,能否有选择地进行创新。他的分析表明,在目前的各种条件下至少有26个原因使答案是“不能”,实际上不需要26个原因全部成立,只要有几个原因成立就足以支持此结论了。致毁知识增长与扩散是不可逆和不可抵消的,在目前世界主流科技与经济发展模式下,致毁知识的增长与扩散又是不可阻止的,这意味着人类面临毁灭的危险是不断累加和递增的,达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发生毁灭性灾难,而且这种不可逆增长的危险累进方式,使得毁灭性灾难发生的几率越来越大,目前的人工智能和会聚技术等尖端科技的快速发展正加速灾难的爆发,这就是科技危机。刘益东还进一步揭示了致毁知识治理的“动车困境”“魔戒困境”“双刃剑思维误区”等九大难点,有力地证明了科技危机在危机本身的危害程度、认知和共识的难度、化解危机的难度、紧迫程度和发生的概率等5个方面都达到最高级别,这是人类有史以来面临的最大危机和挑战。他解释造成这种局面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内因是当代科学技术与生俱来的在观念(科学无禁区)、机制(只有关于理论与事实符合与否的纠错机制,而没有关于科学发展与应用正确与否的纠错机制)、体制(科技与资本捆绑,眼前利益优先)和管理(奖惩极不对称)方面的内在重大缺陷;外因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贪婪和短视,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瑟罗(Leste C.Thurow)指出当代资本主义具有贪婪、利己主义、生产力和缺乏远见等四大特点,资本主义最基本的原理就是激发人的贪欲,只考虑如何在此时此地获取最大利益。此外还包括人性中的好奇心与竞争性,可以说原因是系统性的和制度性的,因此也是制度危机。

为化解科技危机,刘益东给出的对策是首先要揭示和传播科技危机的真相、谋求共识,叫停高风险的尖端科技及其产业,设置研发禁区群,推动科技与产业重心转移到可持续安全的领域,堵-疏结合,双管齐下。进一步的措施是科技危机引发科技革命,进而引发产业革命。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等以往的科学革命都是在“现象—分析”二维平面内完成的,而这次科学革命则是引入价值维和一套新的纠错机制,以纠正科学不合理发展与应用的错,实现从“平面”科学到“立体”科学的转型,这是科学史上第一次把知识体系的变革与人类的生死存亡关联在一起。“立体”科学的确立包括文理交融和科学重心转移,社会科学崛起。技术革命是从粗放式创新转变为可持续创新,以往技术革命是人类对物质、能量、信息的利用与控制能力的跃升,而这次技术革命则体现为对技术本身的控制能力的跃升,目的是实现可持续安全与可持续创新。即将发生的产业革命与常说的四次产业革命论也不同,是转型为满足眼前需求与长远需求并重的可持续创新与发展的产业体系,高风险的高科技产业将叫停或缓行,底线安全的科技产业将继续发展,智库与文创产业及文化科技融合的产业将崛起为主导产业,这场新产业革命的力度空前,远超互联网、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带来的产业冲击。最后,刘益东指出,科技发展内生的不可阻止的自毁因素——致毁知识——的增长与积累将颠覆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西方市场经济制度及其科技经济一体化发展模式,这是最大的颠覆,科技危机引发的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也许能够成为最大的颠覆性创新。如果能够认清这一挑战的严峻性和紧迫性,世界各国就应该齐心协力地去应对,而不是延续传统的丛林法则、冷战思维与零和博弈,摆脱修昔底德陷阱,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创世界的和平发展和永续繁荣。为此需要相关学科共同努力,联合攻关,才可能实现科技与产业革命,让人类社会走上可持续创新与发展的新路。

报告持续了140分钟,大家对刘益东的报告反响热烈。评论人康大臣研究员指出,报告给出了科技危机的存在论和严峻论,但不是悲观主义的,可以通过科技革命扭转局面。他肯定了这一工作的重要意义并介绍已有其他学者正在跟进这一工作,强调我们国家需要这样有担当、有情怀、有战略思维的学者。康大臣提出一些需要辨析的问题,并建议用描述性、解释性、诠释性和设计性进一步系统化,研究智库关心的可能性与现实性问题等。刘益东对评论人的问题和建议一一做出回应和解释,对报告中没有展开的内容做了进一步澄清和阐发。范春萍教授表示非常赞同刘益东的这项创新性工作,认为致毁知识概念有呈现力和生长力,并已经看出研究致毁知识的作用,现在应该扩大国际影响力,这个工作的研究基础很丰厚,现在具备天时地利,应该大力推广。她指出科技危机是底层危机,生态环境危机、文明冲突也很紧迫,现在是多个致毁性的生存危机交叠在一起,形势非常严峻。她建议对出路问题、对范式转换的推动力量加强研究,加强致毁知识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建设,建议申请基金课题。徐治立教授表示非常赞同刘益东的这项工作,它具有科学性和创新性,很有意义,希望继续深入研究,他建议把报告中提出的“科技革命”与主流的科技革命概念的差异进行辨析澄清,深入阐述自己的科技革命概念是独特意义所在。钟灿涛副研究员长期关注刘益东的这项工作,赞成并希望他继续深入研究下去。其他与会者也纷纷表示赞同刘益东的研究工作,建议加大传播和推广,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让更多人了解致毁知识概念和科技危机的严峻性与紧迫性。

    最后主持人刘孝廷教授做了总结发言,高度评价了刘益东的这项原创成果,对他论证的严谨性、视野的开阔性、思想的深刻性和启示性,给予充分肯定。对其他老师的发言也给予好评。他指出刘益东的工作还开辟了知识学研究的新路径,有许多问题可以进一步研究,例如探讨“致毁和自毁”“致毁和智慧”“致毁和创新”的关系等。在关于人类文明忧思和关怀人类命运问题上,刘孝廷已经做了长期思考和卓有成效的研究,建议刘益东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开展平行对比研究,如致毁知识与生态文明研究,加强合作研究,扩大影响,因为这项工作很重要,现在社会的回应度却不够。他还建议适当时候召开致毁知识研讨会、论坛,汇集案例,编辑出版致毁知识研究丛书,申请基金课题,在人才培养方面,应集中研究致毁知识。

本次论坛取得了圆满成功,中国自然辩证法智库论坛今后将继续就重大问题及对策研究组织论坛报告。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李润虎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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