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灾害背后的人与自然 谋划危机处境之稳定发展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自然与社会

——旱灾与社会稳定发展学术研讨会”纪要

2009年2月19日，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主办的“自然与社会——旱灾与社会稳定发展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友谊宾馆嘉宾楼第二会议室举行。会议针对与我国冬季北方旱灾相关的热点、难点等重大问题进行了研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秘书长王玉平主持了会议，中国自然辩证法界在京专家、学者代表以及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研究所地下水室主任刘少玉等共31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研讨了三个问题：

一、关于旱灾基本情况的分析

到会代表分析归纳了这次旱灾的基本情况。从新华社2009年2月2日报道得知，这次旱灾是一场50年不遇的旱灾，受灾面积近15个省。截止2月11日达到2.74亿亩，作物受旱面积1.34亿亩，其中重旱3761万亩，干枯的是416万亩。已经有465万人、233万头大牲口因这次干旱发生饮水问题。农业部2月12日发布消息，北方八省小麦生产区到12日仍然有40%小麦受旱，比高峰期下降了1/4。受灾面积如此之大，乃历史上罕见。专业人士刘少玉主任认为，从大气环流讲，由于我国北方所处地带属于干旱地带，出现干旱应该是正常的事情。现在罕见的干旱既是短期气候异常的一种现象，也是气候长期干旱调节下的正常规律，同时也是多年来水资源开发利用有关的影响结果，有其必然性。要正确看待这个问题。而且这次干旱尤其近30年来的表现是逐渐旱过来的，未来可能这个问题还会加重。因为地下水降得越来越厉害，很多地区都形成了地下水的“漏斗”，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主要是这些年地下水透支太严重。

本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惠国研究员认为，中国是个多灾国家，历史上因为气象灾害造成的损失占自然灾害的70%，其中旱灾占到50%，所以旱灾是主要的。中国是个严重缺水的国家，人均水占有量不足世界平均的1/4，农业用地亩均不足世界平均水量的20%，而且水污染严重，中国污水排放量是每天1.64亿吨，造成耕地大面积污染。我国的地下水超采极其严重。地下水的警戒线是40%，中国最缺水的地区已经开采到98%，因此我们重要产品的水耗费量比国外高几倍甚至几十倍。

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姚监复研究员介绍了中国科协邓楠书记在1996年主编的一本关于自然灾害的书《中国重大自然灾害及减灾对策总论》所预见到的干旱问题，认为我们过去对理论上的预测重视不够。特别是现在全国粮食的增长方式中的水成本非常高，北方大多是依靠地下水实现的，河北、内蒙、宁夏、山西等都是如此。但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地下水的使用是不可持续的，特别是将来万一打仗或特大灾荒怎么办？这个作为规律来说是不应该的，但是GDP和政绩观挂钩，和升官挂钩就违反了这个规律，而且地被开荒，最后又沙化，都和现在的干旱及沙尘暴有关系。中国农田基本建设和水利基本建设投资是国内GDP的比例是逐年下降的。这个问题应该引起高度关注。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肖显静教授认为要区分自然干旱和人为干旱。灾害是个复杂性系统，假设自然灾害有规律，从一定意义看是可以改变的。有一点可以肯定，自然能够处罚人类就说明人类可以影响自然。目前不仅要防止自然的灾害，更要防止人为的灾害，这是根本。

二、关于灾害成因和影响的思考

中国农业大学李建军教授认为，中国传统上是个农业国家，所以灾难出现后，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农村、农业问题。如果把这个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联系起来的话，大家又会看到一个场景，大量的农民工失业返乡，势单力薄的人承受起应该由社会承受的福利措施和经济压力。为什么不管是社会造成的麻烦，还是自然造成的麻烦，偏偏都是由农民、农村和农业来承担呢？2008年发生的问题比较多，汶川大地震，这次又出现大面积旱灾，这是大自然向中国敲响了警钟，聚焦到农村来讲，就是社会经济发展模式需要调整，特别是要以科学发展观做指引，真正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之路。

中国人民大学欧阳志远教授认为，最近几年旱灾之所以突然严重起来，主要有几个原因：一是气候变化，全球性气候变暖，造成降雨比历史上少，才出现旱情；二是两北地区的主要水源是黄河，黄河的来水却在减少；三是自从国务院实施西部扶贫攻坚战，特别是西部大开发以后，上游都在发展经济，其基本条件就是要用水，不管工业还是农业，特别是农业还是用水大户，上游这么一加大用水，中游和下游主要的农区就明显感到黄河水紧张；四是地表水的污染和地下水的污染；五是水资源浪费问题，生活用水、生产用水、生产用水，农业上用的是大水漫灌，工业用水更是毫无节制水；六是人口在增加，人均的消费量在增加。这几个方面加在一起就造成水荒，一旦出现旱象，马上就比过去任何时候都紧张，而且这种形势还会发展下去，稍微严重一点，就会出现恐慌。现在，要解决用水问题，很自然地想到希望南水北调，因为中国的降水总量不多，又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很自然想到长江水系调水。南水北调的问题，中线、东线都上了，我们就事论事会发现，线上的问题根本解决不了面上的问题，可能带来的副作用很大。现在既然上了，就要好好利用起来，但是对南水北调不能寄予过高的期望。南水北调调过来的水大概只占北方用水量的1/8，而且这个代价是非常高的，即便是中央财政在工程设施甚至配套设施上由政府支出，后期也有许多要解决的问题。最严重的问题恐怕还不是经济上的，长江调水以后，加上三峡大坝的拦截，中下游的水量肯定会受到严重影响。因为北方和南方是旱涝同步、丰枯同步的，长江的枯水期如果水量减少，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不仅影响到航道问题，更严重的影响水质问题，如果一旦下降，对长江中下游整个经济社会影响将非常巨大。

北京建工学院韩增禄教授认为，中国几千年最大的灾害主要是旱灾，由此当然会推动水利的发展，进而会影响国家社会经济区的形成和转移，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动乱，乃至国家的统一和分裂。因为我们中国是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稷为主，稷是五谷之首。历代都有社稷坛，稷以土为本、以水为命，没有水的地方，水草不生，动物都不能生存，人更不行。所以，水的问题非常之大。中国的文化原则上属于农业文明的范畴。农业生产最大的特点就是靠天吃饭，无论农业多么现代化，这件事情还完全摆脱不了。人和自然的关系实际上就是社会和自然的关系，因为人的行为是通过社会活动来影响自然的。在古代，人的科学技术能力有限，对自然界的影响也是有限的。但是，现在的旱灾有自然的因素，也有人为的因素，这些问题不可忽视，我们能够做的就是顺应自然规律，不要简单地走别人走过的路，我们要优势互补。

中国农业大学张法瑞教授认为，目前有这样几个问题需要马上解决：一是提高意识；二是加强研究；三是认真研究对策问题。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在农业、在解决“三农”问题、在一切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但是在农田水利建设方面的欠帐是明显的，这次抗旱过程中凸显了这个问题。据权威统计数字，全国大型灌区主要建筑物40%左右需要维修，中小灌区大概50%需要维修，中国水利工程特别是农田水利工程多数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修成的，老化失修问题非常严重。我看了中国人民大学周立教授提的意见，农村“386199”〔指妇女（3.8）、儿童（6.1）、老人（9.9）〕修不了，返乡农民工可以投入水利建设。但是他们没有积极性，因为他们吃过了馒头不爱吃窝头了，对投入水利没有积极性，解决金融危机导致返不了城，只能留在农村找点事干。国家进行一定的投资，这种长效机制的水利工程是可以做的。农业部专家组提出一个技术路线：科学抗旱、分类指导、水肥并进、早促早发、防控病虫。现在来看还是不错的。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徐治立教授认为：在防备自然灾害方面，我们在自然和社会两方面都可以有作为。在应对自然灾害的过程中应该采用系统思想的方法来探讨灾害的规律和对策。水灾问题和旱灾问题可以结合起来同时考虑，还包括其他的自然灾害。我们在应对自然灾害的时候不能单从某一方面探讨，出现这个问题就探讨这个问题。应对的技术方式、层面也是一样的，具体在哪个层面采取哪个方案应对旱灾，有的专家说利用地面水资源，有很多不同的方案，对不同的方案进行取舍就需要利用系统综合分析的方法。在应对自然灾害包括旱灾过程中，始终应该遵循生态的规律，要用生态的规律来设计我们的生活。

三、关于防灾策略与后续发展的探讨

何祚庥院士认为，为了彻底解决北方用水难问题，应该将渤海湾的海水西调，这几乎是解决中国大规模缺水问题的唯一办法。理由是中国沙漠地情的特点是东高西低。中国的沙漠最高的地方在内蒙的东部锡林浩特那个地方，只要把水提到锡林浩特，原则上可以自流灌溉一直到新疆。从渤海湾到锡林浩特一共600多公里，路程上是有限制的，还要提水。锡林浩特海拔高度是1300米，怎么能够把海水送到1300米高的地方，因此就要耗电。多少电？很容易计算，4度电1立方米，4度电多少钱，5毛钱一度电，也就是两块钱。问题是电从哪儿来？用可再生能源发电，可再生能源主要指风能、太阳能。这个规模可以大到多少？最终的目标要提水以及淡化海水1500亿立方米，相当于在中国再造个黑龙江或雅鲁藏布江。欧洲正在酝酿一个大方案，大力发展太阳能和风能，目的一是供电，一是淡化海水，他们连接北非、中东和欧洲，搞了个环地中海方案，要在中东、北非大量发展太阳能，同时淡化海水，淡化海水的量是1500亿立方米。我们国家为什么不能考虑？尤其我们是严重缺水的国家。人类有两大基本问题，一是生存问题，一是发展问题。生存问题的关键是粮食问题，发展问题的关键是能源问题。但是针对中国的特殊性来讲还有水的问题，没有水就没有足够的粮食，没有水也不能发展。从渤海湾调水到内蒙到新疆，这样一个大问题，应该提到议事日程进行综合研究，要有各方面的人士来综合研究，因为牵扯到社会政治、经济、气候、地形、环境等各方面的复杂问题。如果采取措施，不仅可以缓解旱情，而且会大部分缓解金融海啸。

北京师范大学田松博士谈到，去年讨论的雪灾问题与这个主题有点类似，总的来说是人和自然的关系更加激烈、更加紧张。面对这种严重问题用什么方式解决，我们这个学科可以做什么工作，我们更多地集中于观念的层面。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面这样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取得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是在第二步、第三步都有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步的结果取消了”。革命导师是非常有远见的，在我们面对人与自然问题的时候本能地会有一些强调，可能表述上发生一些委婉的改动，但实际上还是“人定胜天，战胜自然”的思路，这样的科学主义的思路在根本上是有问题的，根本上会加剧人与自然的矛盾和纠纷，而不会有所缓解。我们现在经常陷入一种误区，比如说建水坝、发电，按照以往的说法当然是好事，水坝有各种各样的功能，能够发电，调节供水，看起来很好。但是我们忘了一件事情，现在这样的一些工程里面常常隐含着巨大的利益问题。在我看来，这种建水坝、建电站的事情，并非仅仅是在争论是否要发展，不是一边说要发展，一边说不许发展就要过原始落后的生活。这都是表面的争论。隐含的深层争论是国家和当地民众长远利益与大公司和地方政府的短期利益之间的矛盾，是这样的一种冲突。水坝一建，电站一开，原来的生态就变成钱流出去，大公司捞一票都走人了，这是利益之争。我有一个类似的观点，比如说关于怒江争霸的争论，我们不许那些大的水电公司进入，我们让怒江人自己集资，让他们自己跟银行贷款建水电，所有的收益都在怒江范围之内，那个时候，我相信这个方案又被那些水电专家，又被大的利益集团拦住了。这里面隐含着一些诡异的利益之争，回到利益之争我们看这个问题就更加明确了。关于发展，我们以前强调先发展后治理，现在也不大说这样的话了，但是很多人还是隐含这样的思路。我们需要转向一种新的文明模式，那就是生态文明。这种生态文明建设在两个前提之上，一个是对工业文明进行彻底的批判，对科学主义的理念进行反省和反思；一个是从传统的智慧中汲取经验，2000年文明传统实际上下了大量保证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知识和智慧在里面，可是这种智慧常常被某些科学主义者视为封建的、落后的、迷信的、反科学的、伪科学的，我对此也颇有想法。

清华大学吴彤教授认为，我们有没有相应的研究数据中心，主要把科学研究包括基础科学研究一些主要信息和决策部门联系起来，有时候政府官员说的话并不是很准确，可见这样的机构还是很重要的。我们要建设节水型的社会，改变思维方式，要劝导民众怎么注意节水，从一点一滴做起。

地质哲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毕孔彰提到，应对干旱要采取一些什么措施，这一点恐怕也是我们应该考虑的。第一，加强对干旱和全球变化预测预报工作；第二，有预报、预测，才能谈到预警机制；第三，建设一个生态文明的社会，这是我们的指导思想。从这个角度上出发，才能把后面的事情做好；第四，涉及到水利工程及水利工程、水、政绩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争论很久了，从有水利部起就有这个争论，一定要做一个大的工程呢，还是怎样解决水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的和长期任务。

四、关于自然辩证法如何“为国服务”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董春雨副教授认为，面对国家这么重大的事件，我们要有自己的声音，这是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一个非常光荣的传统。我们自身不是各方面的专家，大多数有一点自然科学的背景，长期从事哲学和社会领域问题的研究，所以对一些非常细致的具体问题可能很难做出特别令人满意的回答，但是我们可以在观念和大思路上给人以启发和思考。

北京交通大学林建成教授认为，防止自然灾害不一定要改变自然。道家有很多思想值得我们借鉴。自然本性是不能改变的，问题什么是自然本性？我们不能站在自然界的外面，以与自然界无关的态度看待自然界。马克思把自然史看成自然界变成人的历史。同样，马克思把人类史也看成是自然历史过程。他把自然科学和人类科学联系起来考察。马克思认为人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自然也可以成为人文科学研究的对象。现在的历史已经证明马克思思想的正确性。这就是现时代的自然辩证法。

北京大学任元彪副教授认为，这次旱灾被定性为历史罕见的严重干旱。这样的干旱与去年的冰雪灾害是不一样的。那它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最初没有人报道过。这就是因为我们缺乏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所以，我们要研究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科学发展。对此自然辩证法是大有用武之地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蔡肖兵副研究员认为，我们现在开这个会，从灾的角度来讲，还没有落后，因为我们还是有机会面对这个灾。工业文明之后的后工业文明是信息文明，我们可以把网吧铺到农村去，让农村的孩子天天上网，然后沉迷于网络，我们却没有信息让其在农业当中运用起来。这里也有一个利益和政策问题。现在正好是处在农民工返城阶段，我们要想把旱灾的灾消灭掉，可以提供一些信息或者提供一些指导各地方政府的办法，能够解决农民就业或者农民来回转移消耗的不利问题，这是一个先进的“纲领”。

北京理工大学喻佑斌教授谈到关于自然辩证研究会决策的问题，他说，相对于各个专业委员会，我们就相当于一户一户的农民，研究会就是政府。我们自然辩证法学界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次论坛开好，是“为国服务”的一个具体行动。希望我们的研究会除了及时策划这类研讨会之外，还可以深入拓展，我们要跟农业部、林业部、科技部，包括工信部建立更深层次的联系，我们要积极地为他们制定政策、方针提供一些理论依据，同时也要把政府机构的理论需求反映到我们的研究当中来，说白了我们要多立项，要多搞专门的研究。这些研究直接提供给这些有决策权的政府领导参考，可能这个效果会更好。

       对这次会议，中国科协网在“要闻”栏目做了报道，并进行了全程在线图文直播，开通网友互动区，邀请公众参与讨论。与会专家及时回答了网友们提出的各种问题。目前网上的点击和评论依然非常活跃。                                  （文刃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