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研讨的议题有：1.为国服务思想的基本内涵；2.为国服务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3.为国服务的基本环境和具体条件；4.为国服务的时代需求和基本策略；5.为国服务与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发展；6.为国服务与自然辩证法的社会定位；7.为国服务与自然辩证法的人才培养；8.自然辩证法为国服务的统一性与多样性。

围绕以上相关内容，与会的专家、学者们畅谈各自对“为国服务”思想的见解，会议从上午一直持续到下午4点结束，开得热烈、充实。会后，秘书处对会议发言进行了梳理，并逐一请15位发言人订正、确认后，在本期择要编发，旨在通过大家的开放式探讨和集思广益，开拓“为国服务”思想的新领域，推动自然辩证法事业在“为国服务”的实践中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1. 毕孔彰（本会常务理事、本会地学哲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一、朱训同志为国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坚定信念与不懈追求。

《朱训论文选》至今已出版“地学哲学卷”、“矿业卷”、“江西地矿卷”、“政协卷”、“矿城卷”等，前四卷涵盖了作者自1957年至2006年的18l篇论述。其中“政协卷”的47篇是作者在全国政协任职期间对人民政协理论的研究、工作实践和建言献策。181篇中涉及到地质矿业方面的调查研究、实践总结、哲学思考、理论提升、政策建议等论述有151篇，其中包括“政协卷”中第三编“建言献策”中涉及地质矿业的17篇。151篇中有82篇是朱训同志1994年3月调全国政协之后而做。其指导思想，特别是其中一些很有见地的政策意见与建议，或已体现在地矿工作之中，或已体现在国家的大政方针中。朱训同志已出版的主要著作还有《中国矿情》（上中下）、《探索求真 奉献》、《地球科学与可持续发展》丛书、《邓小平论政协工作》、《科学技术与地矿事业》、《大山无涯》《找矿哲学》等30多部，正在出版的有《中国矿业史》。朱训同志思想和著作涉及方方面面，但70％是涉及地学及地质矿产事业的。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朱训同志曾经作为政府部门一项事业的领头人，他在工作期间和离休之后，始终坚持为国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坚定信念和不懈追求。2005年9月，在第七届地学哲学委员会会员代表大会暨第十届学术年会上，朱训同志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节约型社会，是党中央的号召，也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但从我们这个行业来看，矿产、土地、水等国土资源供需矛盾日趋尖锐，频繁发生的地质灾害和自然灾害给我国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他结合自己长期工作的实践和信念，针对地质哲学研究工作提出了如何为建设和谐社会服务、如何为建设节约型社会服务、如何为提高国土资源对现代化建设的保障能力服务、如何为防治地质灾害和气象灾害服务、如何为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服务、如何为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服务的问题，这六个服务归结到一点，就是为国服务的要求。为国服务与为人民服务是一致的。长期以来他是这样认识问题、提出问题的，也是这样实践的。

早在赣东北地质队和在江西地矿局工作期间，他认真总结了赣东北地区找矿实践，提出“加强科学研究、指导找矿探矿”，“按客观地质规律办事就能前进”。他组织编制了一套江西上饶地区地质矿产图件，组织实施了德兴铅锌矿等10多个大中型矿床的普查勘探工作，主持了东乡铜矿会战的技术工作，参与组织了江西特大型盐矿的技术工作，成功主持了德兴铜矿勘探会战，使这里成为中国第一大铜矿、第一大伴生金矿，并成为世界级规模的超大型铜矿，一定程度上为缓解我国铜矿资源紧张状况做出了贡献。

朱训同志调地矿部并任主要领导之后，告诫地矿工作者，“矿业所提供的矿产资源不仅能满足人类生存的需要，也是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因此要发展地矿事业，努力为人民服务。为此他在“矿业卷”中提出了10个问题：1. 新中国矿业发展成就；2. 矿产资源形势与对策建议；3. 矿业形势与对策；4. 矿山企业与持续发展问题；5. 矿业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6. 矿业开发与保护资源环境；7. 矿产资源法规建设；8. 矿业与西部大开发；9. 矿业全球化与利用两种资源；10.矿业发展战略。这10个问题充分展示了—位老地质工作者、—位共产党人对地质矿业事业的热爱，对矿业发展的思考，对发展矿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

为国服务，为人民服务不是一句空话，必须结合地矿事业的实际，在思想上要有充分的认识，在行动上要有明确的方针政策和措施的保证。这里仅举几例。

要“在国民中树立起资源忧患意识”。早在1989年，在“我国矿产资源供需形势中长期预测研讨会”上，朱训同志从我国矿产资源特点分析资源形势，指出了“我国矿产资源总量丰富，人均资源量不足”“矿产资源有丰有欠”“大宗矿产贫矿多富矿少”“共生、伴生矿多，单一矿少”“中小型矿床多，大型超大型矿床少’等特点，提出“我国是资源总量比较丰富的国家”，“品种比较齐全，配套程度比较高”，但是，按人均拥有资源量来讲，“我们又是一个资源小国，资源不是相对不足，而是相当不足”。他明确提出，要“大力开展‘矿情’教育”，不要再“陶醉于‘地大物博’的错误概念，在国民中树立起资源忧患意识”。1990年2月，在向江泽民同志汇报地矿工作时，这一观点得到了总书记的肯定，他说，“我们对中国‘地大物博’的观念要全新认识，尤其是对人均资源水平很低要有清醒的认识，要加强对这方面的国情教育，并且要从小学开始”。

要“走资源节约型经济的发展道路”。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起草《矿产资源法》期间，针对我国矿产资源状态，朱训同志多次提出“要为子孙后代着想”，“走资源节约型经济的发展道路”，并进而提出“开发资源，珍惜资源和保护环境，三者要统筹兼顾，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其他，是不符合《矿产资源法》的精神的”，明确提出“节约自然资源应当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并就此还多次在各种场合提出了提高矿产回采率，提高综合利用水平，进行资源二次利用开发，降低资源消耗，加强并整顿矿业秩序等许多建议和措施，以节约利用自然资源。节约意识十分突出。

“矿业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上世纪90年代初，人们普遍认识到，人口膨胀、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是当今人类共同面临的三大问题，他认为“人类如何在开发利用矿产资源以及其他活动过程中同时保护好环境，是自身得以继续生存与发展需要解决好的一个全球性课题”。为此他专论“矿产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提出“矿业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建议把“珍惜资源”“控制人口”“保护环境”并列为基本国策加以贯彻。他提出合理开发与利用好矿产资源，推进集约化经营与综合利用，矿业活动要尽量减少土地占用和对树木、植被、水体的损坏，妥善处理好废石、废矿渣、尾矿、废水、废气的处理，搞好复垦等等，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与措施建议铿锵有力。

“发展矿业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任务”。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党中央统揽全局，迈向新世纪的重大决策，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对于促进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稳定，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实现共同富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由于地质矿产工作的特殊性，如何处理东部与西部地区地矿工作的战略布局，是地质工作者长期思考的一个问题。早在1983年，朱训同志在“正确处理地质找矿中辩证关系”一文中就提出了要“正确处理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关系”。明确提出，要以“适当力量兼顾西部地区的地质工作”。理由有四：1.西部占有国土面积的60％，地质找矿大有可为，对于西部地区丰富的矿产资源进行开发，“可以使西部经济很快繁荣起来”“可以大大改善我国的整个工业布局”“大大改善西部地区的面貌和人民的生活”，“否则，等电站建成了，铁路修通了，再去找矿，就晚了一大步，就会贻误时机”。2.长周期性是地质工作的—个特点，“要为国民经济服好务，就必须把工作做在前头”。3.先行性是地质工作的又—特点。4．西部地区是很多兄弟民族聚居的地区，加快这个地区地质工作步伐，“对于繁荣边疆、巩固国防、巩固和发展我国各兄弟民族大团结、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意义”。这一重要认识，在本世纪初中央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后，立即就成了广大地矿工作的思想基础。中央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之时，朱训同志已在政协任职多年了，但他仍然十分关心地质矿产工作，不断著文表达了他的关切。他认为“发展矿业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任务”，他提出“西部大开发中的矿产资源开发问题”，指出“西部矿业开发要走新路”，并且还结合资源问题，提出要“正确处理西部大开发中的几个关系”等。

“要像重视‘三农’问题那样重视‘四矿’问题”。朱训同志在论文选“矿业卷”中多次表达了对矿产资源严峻形势的关切，对矿山企业、矿业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注，并且进行了多次发展战略的探讨。这里蕴含着对矿业、矿山、矿业城市如何发展的焦虑，对在那里工作生活的人们的关切。本着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精神，2002年初“两会”期间，在全国政协九届五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朱训同志做了“要像重视‘三农’问题那样重视‘四矿’问题”(即矿业、矿山、矿工、矿城问题)的大会发言，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全国政协就此组织开展了专题调研与讨论，形成了对中央的建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办公室就此专门汇集成书。此后，朱训同志亲自调研并主持了多次有关矿业城市转型问题的经验总结与研讨交流，出版了《矿业城市转型研究》一书。可以说，这些都是对“矿业卷”的补充和丰富，是进入新世纪后对国家发展矿业，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意见与建议。

二、朱训同志关于矿业城市转型问题的一些思考。

大家知道，上世纪90年代后期到本世纪初，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阶段在转型期当中，我们的矿业城市面临很多困难，现在我们统计的矿业城市有380到400个，其中属于资源枯竭城市占到了相当的比例。这个城市的资源枯竭了，矿工下岗了，整个城市就面临着严峻挑战。为此，朱训同志专门组织了几次矿业城市转型问题的研讨会，他关于矿业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主要有以下一些考虑：

1.用科学发展观指导矿业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1）要完善城市总体经营战略，实现五个转变。即从主要依靠资源优势发展单一矿业经济城市向充分经营城市资源发展多元经济城市转变；从主要依靠国有经济向发展国有经济、集体经济、民营经济、混合经济等多种所有制经济转变；从物质文明建设向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协调发展转变；从重开发向开发保护并重转变；从政府与企业职责不分向政企分开、理顺关系、各司其职转变。

（2）加强地质勘探，进行适度开发。矿业城市我们现在说资源枯竭，但是在老的资源周围恐怕还有可找的地方。后来在这个指导思想之下，还做了一些工作，在老的矿产周围找矿还是找到了一些。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

（3）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发展持续产业。矿产开发完以后，要考虑接续产业是什么，要发展相应的接续产品，有几个城市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文章，如矿渣的应用，还有矿业本身完了以后如何保护起来作为其他资源开发和旅游资源，还有一些工业的教育资源等开发。

（4）大力开发利用衍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像废石、废渣、废水发展循环经济。

（5）积极引进民资和外国资本促进经济转型。在上世纪90年代末和本世纪初状况不是很好、资金不是很多的情况下，提出来积极引进民资和外国资本促进经济转型，这方面很多城市有一些做法，而且确实有一些效果，辽宁阜新市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6）矿业城市要努力挖掘自身潜力，增强城市的综合功能。

2.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为促进矿业的可持续发展，朱训同志提出了八条战略，一是多元发展战略，矿业城市除了发展矿业以外，要发展其他方面的，是多元发展。二是适度开发战略，适度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有时候我们是掠夺式开采，还有我们开采经常是吃富去贫，富的没了贫的怎么办?三是集约经营战略。四是科教经营战略。五是绿色战略。第六第七是矿城战略，八是矿城转型战略。朱训同志担任矿业联合会的会长，在矿业上做了很多工作。在淮南煤矿开的矿业转型会议上确实有相当一部分城市通过这几年实施转型战略，城市发展有了变化，不再简单地依靠矿山自身了。

3.要妥善处理好八个关系。

一要处理好构建和谐社会与三大文明建设的关系；二要处理好矿业产业内部的关系；三要处理好矿业产业和非矿业产业之间的关系；四要处理生产与安全的关系。这个问题很突出、很复杂，安全问题到现在没有很好地得到解决；五要处理好城乡之间的关系；六要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七要处理好人与社会的关系；八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

关于矿业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朱训同志从这三个方面，一是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二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三是处理好八个关系，做了一些论述。我想这是第二个问题。是朱训同志为国服务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体现。

三、地质找矿和地学哲学的研究。

朱训同志长期做地质矿产的领导工作，因此他非常注意地质找矿和地学哲学的研究。地学哲学研究最早是在1983年，当时我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了地质辩证法小组，是张文佑老院士组织的，朱训同志亲自主持这个事情。他非常注意总结研究找矿的经验并出版了《找矿哲学概论》，后来又主持编写了《地学哲学概论》及《地质哲学概论新编》，做了两次很重要的修改。朱训同志很重视哲学思想在地质找矿中的应用，在这个实践中我们深有体会。由于朱训同志更多地还是在地学哲学这样的范畴里工作，所以这三个方面反映了朱训同志长期以来地学哲学的工作内涵，也是他对为国服务思想的不懈追求与实践。

最后，我想再谈一下朱训同志理论思维的特点。

1.把握大局、调查研究、提出建议。如：“矿业应作为一个独立基础产业”的建议，朱训同志明确指出，人类社会发展到原子时代和电子时代的今天，更离不开矿业所提供的矿产资源。目前我国能源构成中有94％为矿物能源，工业原材料中有80％为矿物原材料，农业生产资料中有70％取自矿物原料。中国情况如此，世界情况大体也是这样。这一组数字立即表明了矿业的地位和基础作用。同时作者也指出了现行管理体制的种种弊端使矿业所处的被动局面尚无明显改善。因而从全局的角度提出了这—建议及相关措施，使人感到确应如此。

“加强矿产资源勘查刻不容缓”的建议，是在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有关这方面的调查研究、文章不下十多篇。他主持出版了“中国矿情”三册专著，进而指出，到20世纪中叶，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需要消耗更多的矿产资源，届时国内资源供需缺口将更大。“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应引起我们高度重视。他还提出了加强国内矿产资源勘查的若干意见。

他所提出的“实行开源与节流并重的方针，走‘资源节约型’经济的发展道路”“实行立足国内为主，国外为辅，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的方针”“实行全国资源配套与发挥区域优势相结合的方针”建议等切中要害，符合实际，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2.强调辨证思维，提倡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辨证法的思想指导工作、指导找矿。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他就提出了要“正确处理地质找矿中的辩证关系”。在90年代前后，又提出了“我国矿情的辩证分析及对策建议”^、“发展地质事业若干问题的辨证思考”“努力学习与运用唯物辩证法指导地矿工作”等。当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的方针之后，他又针对有关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问题，提出了“关于西部大开发的辨证思考”以及“关于中国能源战略的辨证思考”等。所有这些，都充满了对这些工作的辩证分析与认识，提出了许多可行的措施与建议，是一部很好的教材。

3.《朱训论文选》的篇篇之作，无不理论联系实际，紧扣时代要求，高瞻远瞩，论据确凿，语言朴实无华。

朱训同志长期从事地质事业，长期关心地质事业的发展，并主动地自觉的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来思考地质找矿中的问题，坚持为国服务的思想，这都是我们应该永远学习的。

   2. 李惠国（本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在今天这个座谈会上，我发言的题目是“关于朱训同志自然辩证法研究要为国服务的思想”，主要谈以下两个问题：

一、朱训同志的自然辩证法研究要为国服务的思想

朱训同志主持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工作以来，多次在会议上提出，自然辩证法研究要为国服务，并且朱训同志率先垂范，不仅在学术研究方面成就卓著，而且在国家资源和能源开发的战略、规划和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朱训同志讲的自然辩证法研究要为国服务有这样几点涵义：第一，作为一门学科和研究会，为国服务是有多种方式、多种途径的。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作为一个科学事业的社会群团组织，可以用各种方式和不同的途径直接或间接地为国服务。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能团结和引导广大自然辩证法教学研究人员和自然辩证法爱好者，加强学科基本建设、推进基本理论的研究，推动对人才的培养也是为国服务，而且这是很重要的，离开了学科基础理论的研究，离开了学科的基本建设，离开了这个学科本身的人才培养，这个学科就失去了存在和生长的基础。第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还要积极引导和组织我们的学科人员，直接参与到国家重大战略问题和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问题的政策咨询研究方面，贡献学科专业知识以及我们的智慧和热情，这同样是为国服务很重要的方面。第三，我们之所以能够直接参与到国家重大战略问题和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问题的政策咨询研究，也与自然辩证法学科特点有一定的关系。因为于光远同志建立自然辩证法这个学科，后来建立研究会的过程，从一开始就强调它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他要求我们要有比较高远的视野，要有一个更加开阔的思维，不仅要思考本学科的发展问题，还要考虑国家的发展问题，甚至考虑人类的前途，人类的命运问题等。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思考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发展；从自然辩证法研究的视角，研究国家战略，从自然辩证法学科建立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一直就是这么做的。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汇集了各方面人才，也有这方面的传统和经验。

朱训同志担任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以后，提出和强调这样一个为国服务的思想，是和前两任理事长于光远和龚育之同志的思想一脉相承的。这三位理事长一致认为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不仅要为自然辩证法学科和这一科学事业的发展努力工作，而且要直接参与国家重大决策咨询研究。这三位理事长在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指导思想上的高度一致，是与他们有着相似的身份背景分不开的，他们本身都是学者和政治家兼于一身的，他们不仅要进行科学事业的研究，还要思考重大的国家战略决策和政策问题，他们三位都不是书斋里的学者。

  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建立的历史表明，他们的指导思想使得自然辩证法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而且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和认同。这种指导思想使得我们自然辩证法学科不是纯书斋里头的学问，而是社会大舞台上的大学问，在我们国家很多哲学学科里面，自然辩证法学科不同于其他学科的原因之一即在于此。另外，与国外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相比，他们的研究可以说书斋的气息比较浓，一般都没有直接参与到国家的政策咨询里面。我的德国导师施太格缪勒是二战以后在欧洲复兴分析哲学的泰斗，他除了做学问以外，没有参与任何国家重大决策咨询研究。他们把学问做得十分精细，很深奥，但是往往忽略了另一个方面，就是哲学研究毕竟是要让大众接受的，而没有经过系统严格训练的人，根本读不懂他们的书，这就使得他们的思想发挥不了大的社会作用。分析哲学从20世纪20年代在维也纳兴起以后，分析哲学家们试图要搞一个世界性的分析运动，而且他们都是大的数学家、物理学家，但是他们把学问做得太精细了，没有严格数学、物理学和现代逻辑的训练，不能了解他们的思想，所以分析哲学在学界里相当一部分人不了解，更不要说广大社会公众了。分析哲学不可能形成运动。

  1986年，我和光远先生去德国和瑞士讲学，在法兰克福大学与哈贝马斯座谈，光远先生就讲，我们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我们研究自然辩证法的学者要积极参与国家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研究，我一贯主张自然辩证法要在社会实践中发挥作用。哈贝马斯听了，十分感慨，他说你们直接参与国家重大决策这一点我很羡慕，但是我做不到，我们还是一个纯书斋的学术研究。在20世纪60-70年代，欧洲也曾掀起学潮，哈贝马斯的学说在德国和欧洲的青年学生中影响很大，在1980年的时候，他在慕尼黑的科技和世界生活条件研究所解散了，不得已他才来到法兰克福大学任教。   

  我以为，我们在自然辩证法的人才培养方面也要很好地贯彻三位理事长的想法。在研究生的培养中，一方面就是要让他们学科基础知识打得扎实一些，这是基础。另外一个方面在研究生时期就要注意让他们接触社会，更多地了解决策咨询研究是怎么回事，需要什么基础训练。我们当然需要一部分专门从事学科理论研究的学者，这是肯定的，毫无疑义的。但是还要有很多的人在这两方面都要具备基本能力，光让他们学书本上的知识是不够的，还要有从事咨询研究的能力训练。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于光远导师就十分强调练好这两方面的基本功。记得1964年，他兼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让我们参加世界物理会北京夏季研讨会，要我们做记录、写简报。他说，你们不要看不起写简报，不要光想写大文章，简报写好了，比大文章还要难，要用一千字把会议讨论的内容，提炼出问题，准确、客观、引人注目地报道出来，引起上面的注意，这是一个大学问。商业部长姚依林在清华念书，“一二九”以后到了延安，他就从做会议记录、写简报，这样锻炼起来的。光远老师的这番讲话给我印象很深。后来对自己的事业发展，确实受益无穷，做咨询研究还要学会把学科的语言转换成政策语言，这种转换确实不容易。一次，我带一位名牌大学毕业的博士参加政策文件写作，他写的那部分全是用的现象学语言，大家看了忍俊不禁。

    二  怎样认识金融危机中的机遇。

  根据自然辩证法研究要为国服务的思想，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当前的金融危机的机遇和挑战。当前金融危机导致了整个全球性的经济大衰退，为什么我们一再强调既要看到危机也要看到机遇，温家宝总理强调机遇和危机并存，我们要树立信心。机遇到底在哪里？我想，当前我们从这种经济危机当中看到的希望和机遇，就在于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转变的关键点上。当前我们要把短期、应急的对策研究和长程的战略研究结合起来考虑这个问题。

  从历史长程来看，我们应当看到现在正处在文明转变的历史关键点上，这就是我们机遇之所在，这种历史转变的关键点体现在什么地方？

  自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开始，由于科技革命和新的产业革命的迅猛发展，将形成一种崭新的经济形态，这将是资源和能源节约型的绿色的经济形态。新的科技革命是引领人类文明进步的主导力量，使人类社会正在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三个文明形态。当前的这场金融危机及其诱发的一系列的问题，必将加速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过渡，我们正处在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的历史转变的关节点上。这场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的大衰退，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其机遇就在于，从历史的长程发展看，我们正处在这个文明历史转变的关节点上，抓住机遇，把正确短期的应急对策和长期的战略决策很好地结合起来，满怀信心地行动起来，不但可以度过危机，而且可以迎来一个新的大发展。世界上没有看不到希望的苦难，也没有不令人担忧的繁荣。学者和政治家的智慧和使命就在于让人们在苦难中看到希望，在繁荣中看到令人忧虑的问题。遵循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发展方向，依据生态文明时代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新的增长方式，正在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选择，而新的科技革命将不断为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增长方式提供新的技术手段和开辟新的途径。发达国家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提出短期应急对策的同时，正在进一步考虑大力研发和应用低碳绿色技术，形成低碳产业集群，发展低碳经济，制定绿色经济复苏计划和“绿色新政”等长远的战略。

  大量的低碳投资、创新措施和注重生态效率的商业模式，将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提供大量新的就业机会，刺激经济增长，不仅可以度过金融危机，还可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保持世界经济的长远可持续发展。“绿色创新”、“低碳技术”、“低碳产业”、“低碳经济”、“低碳发展”、“低碳生产方式”“低碳生活方式”、“低碳消费模式”、“低碳城市”、“低碳社会”、 “低碳世界”等一系列新概念、新政策应运而生。而能源与经济以至价值观实行大变革的结果，必将为逐步迈向生态文明走出一条新路，即摈弃20世纪的传统增长模式，直接应用新世纪的创新技术与创新机制，并对产业、能源、技术、贸易等政策进行重大调整，通过低碳经济模式与低碳生活方式，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在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困难时期，向低碳经济转型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实践将向世人证明，经济增长和低碳排放是可以同时实现的；向低碳前进，既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法，也是经济繁荣的机会；而且更为清洁且多元化的能源体系的构建，可以减少对石油能源的依赖，确保国家能源安全；并增强国家长期的战略性经济竞争力和综合实力。

  这种形势，对中国，是压力，也是挑战。中国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尽快采取行动积极应对这种严峻的挑战。一方面，对当下金融危机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和采取应急对策，更重要的是要考虑长程发展的战略研究。我们一方面要考虑到怎样充分地在短期内转变经济形势的策略，同时考虑长期政策，这种长期政策既要考虑到我们也要自主地开发绿色技术，大力提倡绿色创新，也要发展自己的低碳产业，加快产业调整，推进低碳经济的发展。第二方面，当今我们国家的低碳技术、绿色技术和国外还有十多年的差距，而国外的技术接近成熟，我们利用当前有大量的外汇，除了自主创新以外，我们可以引进先进的技术，因为他现在急需要钱，我们有可能拿钱买得到。我们可以利用多变和双边的国际条约，因为他们在压我们减排，我们可以说现在技术水平就这样，我跟你有十多年的差距，你不把一些先进技术转让给我，我减排不了，在这种情况下有谈判的余地。

  现在发展低碳经济是一种大趋势，但是要看到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还有一个以发展来消除贫困的问题，我们还要实现我们自己的发展目标，因此世界上发达国家发展低碳经济，不能影响消除贫困和实现发展的目标需求，还可以进行讨价还价来捍卫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我们还要谨防发达国家以发展低碳经济为借口树立新的贸易壁垒限制我们的出口，这方面我们要预先研究应对之策。

  朱训同志、光远同志、龚育之同志都强调我们要面向社会，面向国家决策，目的是增强自然辩证法工作者的使命感、责任感，我们不仅做好书斋学问，培养人才、把学科体系向前推进，同时我们要有更高远的战略视野，要紧紧把握时代的脉搏，站在科学研究的前沿，积极主动寻找一些重大的战略理论研究问题和咨询研究的课题，发挥我们的多学科优势，发挥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结合的特点，为增强国家的全球性战略的策划能力和应对重大挑战的应对能力，做出我们学科应有的贡献。

    一方面，我们要充分利用各种多边及双边国际公约和宣言，把低碳技术的开发与合作作为基石，并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促进低碳技术向中国的转让。同时，自主开发绿色技术，大力倡导绿色创新，发展低碳产业，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进低碳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要使世界考虑到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发展低碳经济不能影响这些国家的消除贫困、实现发展目标的需要，捍卫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此外，还要谨防某些发达国家以发展低碳经济为借口，树立新的贸易壁垒的可能，并预先研究对策。

  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要具有高远的战略视野，积极主动地开展重大的战略理论研究和咨询研究，为增强我国的全球性战略的策划能力、重大挑战的应对能力，做出应有的贡献。

3. 刘琦岩（科技部调研室副主任）：

我的硕士专业是师从李惠国老师学习科学学，也是当时自然辩证法的一个分支。我进入到这个学科，包括后来从事教学，选择技术经济博士学位、从事科技政策与管理工作，实际上都和自然辩证法相关，都是受自然辩证法学术传统和务实风气的影响。我觉得刚才两位老师所讲的、朱训同志为国服务理念和三任理事长一脉相承的做法，对我们每个进入自然辩证法事业中来的人都有积极的影响。

为国服务，可以给我们如下几方面启示，或者说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解读。唯物论的哲学传统就是实事求是。那么，这个实事从哪里来？这个问题从我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一开始建会的时候，当时的理事长就给我们设定了一个看世界的方向，即要从哪儿找问题、找实事。为国服务第一个启示是：这个实事应该从民族或国家的现实中找。因为凡是被叫成“事”的，都带有地域性、民族性和历史性，这个“事”一定和你这个学者所属的民族、所在国家当下所发生的事情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联。这个实事如果你不能面对和担当，你作为民族一员的命运就无从把握。因此，这个实事就是要从当下整个民族、整个国家所面临的实际中去找寻。朱训理事长提出的为国服务理念很有远见性、针对性和现实性，超越了单纯的“胸怀”或“心系”层次，要有实际的行动。自然辩证法学科要继续建设下去，事业要继续发展下去，首先是“做”和“用”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找不到动力之源。所以实事要从国家现实中来。

    第二个启示是：实事要同国家目标有着密切联系，不仅当前的，更是长远的目标。国家目标是事关民族共同体各个成员的大事，目标本身及与目标相关的战略政策都至关重要。我们看到三任理事长在当时国家重大决策过程中，每每都建言献策，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把自己的所学和智识同国家当时所考虑的问题、所设想的目标结合起来，科学的论证并提出科学的建议，甚至有时候还能举起新的旗帜，引导社会对重大决策的认同。实事要和国家目标结合起来。

    第三个启示是：实事要和自己的工作业务开展结合起来。像朱训理事长以身作则，给我们以很好的示范。你发现他的很多哲学主张、政策主张的学科特色、理论特色非常鲜明，都和自己工作开展结合起来。一旦以这种方式提出问题，你就会发现针对性就显现出来了。因为对这样问题的探讨马上就同具体措施结合起来，落实下去就变成工作实践。我们自然辩证法这个领域里的研究、创新很多带有个人色彩，即通过自己个人所在领域、所在学科把问题提出，把研究做实，把答案想透，又立刻转化进入自己所接触的工作实践中来。历史证明这样的研究、创新是很有效的。现在我们讲的创新实质上就是通过科学的研究和创造性实践，把一个新想法变成一个出色的解决方案。自然辩证法界的同事们过去做了很多的这样的工作，也在工作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这也应该是自然辩证法的特色，要好好总结一下。

    最后一个启示是：实事必须同民众的福利结合起来。我想我们最后给出的方案设计、给出的政策设计能不能受欢迎？能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要和老百姓欢迎不欢迎结合起来。学术探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超脱于现实；但是要想让社会接受我们认为有意义的学术成果，就不能不考虑人民群众的接受性。过去很多自然辩证法工作者秉承普适性的科学理念，并假设这个估计能够带给广大民众以利益。这就使我们很多工作在政策制定中，基于这种理念的建言献策带有很大的包容性，不像个别企业家带有企业、行业的利益思考，也不像纯粹专业学者带有专业偏好或本学科才优先的考虑。我接触到许多地方和部门科技政策的制定事例，好多有自然辩证法工作者或学科背景的人参与，而且还是长时间的参与。这种机制网络的建立，很多原由就是我们自然辩证法工作者的视野比较开阔，能把更多人的利益、更多人的福利包容在自己的判断和思考当中。如果我们很多实事、很多问题是从这个方面来考虑的，那么我们在以后的工作当中，就能够更好地贯彻为国服务、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我曾经还负责过一段中国软科学研究会办公室的工作。我比较了这两个研究会的特点，可以说中国软科学研究会成立与发展应该说受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影响，有可能还是派生出的。它成立的历程和发展思路、建会方向等都借鉴了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思路。如果把这种衍生出来的学科、衍生出来的领域，包括相关的影响，我们好好算计一下，我想自然辩证法的影响就恐怕不只限于几十个博士点和硕士必修课教育的层面。自然辩证法是中国跨学科研究的先导之一，也促成了后期好多跨学科研究领域的出现、相关学会研究会的成立。当今是跨学科研究大发展、大有作为的时代，自然辩证法理应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恐怕是我们面向未来进一步发挥的一个优势。这个优势我想借用一下当前“二人转”炒得很热的现象。“二人转”为什么能火？原来是不入主流的，现在变成了进大雅之堂。有专家总结，“二人转”至少有两个很要命的特点：就是综合性、开放性。它什么曲艺文艺形式都学，这是它的开放性；在自己的程式里面综合一下就变成二人转新的表现方式或内容。放眼我们学科建设能够体现开放性、综合性特点的，自然辩证法是其中一个，是不是唯一的一个？现在很难论述。我将自然辩证法界定为一个学科群，这个学科群怎么发展，如何进一步体现它的开放性和综合性？开放性好像容易做到，最后如何进一步集成，体现学科的特色，这是综合性要做的工作。这个综合性的工作恐怕需要研究会在促进开放和合作方面打好平台，以及很多专家结合本领域的特点在参与综合性的建构当中有所贡献。现在是内容为王的时代。在内容上把握好，跟上时代，面向国家重大问题，面向老百姓关注的问题，我们就可以做到与时俱进，做到为这个社会更多地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我过去在别的研讨会上谈过一些可称为发展思路的话，今天也不妨谈一下，有些观点也可供自然辩证法事业在进一步发展建设中参考。主要有四句话：高扬旗帜，推动共识，调动资源，聚焦重点。自然辩证法作为具有哲学理念的事业，因此首先要高扬旗帜，就是要把真理、把时代精神的菁华作为自己的旗帜，当下就是要高扬科学发展观的旗帜。现在的决策和政策制定都伴随科学化、民主化的过程。如果大家都在谈自己的观点，你谈你的，我谈我的，如果专家都难以形成共识，那么好的决策、政策如何制定出来？又如何得到及时落实？如何抓住稍纵即逝的机遇？所以推动共识有时比学术研究还重要。如果学者们发挥自己的概括能力，把这个共识点迅速概括起来，这是我们学者、受过这种训练的人可以发挥特长的地方。另外是调动资源，就是要吸引方方面面的人参与我们主张的事业，把资源调动进来，政府也进来、社会也进来、教育界、产业界也进来，非政府部门NGO也要进来，他们进来就会把方方面面的资源也带进来，共同推进事业的发展。最后是聚焦重点，我们可以大胆设想，全球化思考，但最后要落到要干什么事，能干什么事，重点要解决什么问题，同时还必须考虑社会承受力、资源约束力、优先解决什么问题等等。为当下社会进步努力，这是我们可以起到的作用。这样下去，我相信中国的自然辩证法事业在新的时期一定会得到更大的进步与发展。

4. 吴国盛：（本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听了前面几位老师的发言，很有收获，我也谈三点看法。

第一，朱训理事长为国服务的思想实际上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基本理念。我在1989年发表了一篇小文章“自然辩证法辨”，提出“自然辩证法”一词有三种含义：一是作为一种理论，主要体现在恩格斯的那本《自然辩证法》中；二是作为一个学科，现在叫做“科学技术哲学”，全国目前设有113个硕士点、26个博士点；三是作为一个事业，这个事业里面有纯学术的部分，也有应用的部分。把自然辩证法作为事业来看，为国服务的特征就比较突出。研究会这几年对于国内时事、政治、经济、民生等重大问题都有及时的反应，体现了为国服务的传统。

第二，为国服务的思想有深刻的中国文化传统。爱国主义或者说国家主义始终是中国知识分子做学术的一个深层的动机，即使是近代全面向西方学习，深层的动力仍然来自爱国救亡。这个维度已经进入了我们的文化基因，无法回避。为国服务的思想是对此文化传统的一种自觉。

第三，为国服务的思想应该是多层次的，既有近期策略，也要有长远策略。为国服务的近期策略很清楚，就是紧扣当前的热点问题、现实问题，参与建言决策。但是我们国家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大国考虑问题应该有长远策略。在为国服务问题上，既要有近期策略，也要有长远策略。抓好学科建设，看来就是为国服务的长远策略。为什么要提这个学科建设问题呢？我觉得，自然辩证法“事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应该引起重视，应该提上日程。过去，我们这个事业的参与者一大部分是科学家和科技政策的制定者和科技管理者，一小部分才是专业的自然辩证法教学科研人员。现在形势发生了变化，原来只是一小部分的专业人员现在成了这个事业的主体。因此，今天自然辩证法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就取决于如何解决这些专业人员的问题。我认为，学科建设应该是自然辩证法事业的一个主要内容。过去由于学科建设上的很多问题没有取得共识，比如自然辩证法是一种什么意义的学科，没有取得共识，因此学科建设并未成为研究会的主要工作内容，相反，比较多的切入现实问题，联系了很多科学家，为国民经济建设直接做出贡献等。但是今天情况发生了变化，应该把学科建设看成是深层的为国服务。我就简单谈这几点感想。

5. 曾国屏（本会副理事长、清华大学教授）：

在当代世界、当代中国的两大基本事件，一是科技创新，一是城市化。城市化是人工自然、社会自然的发展。自然辩证法所关注的自然，既包括天然自然，更把关注的中心移向了关注人工自然、社会自然。对此，已经提出许多年。那么，究竟如何来研究和关注人工自然、社会自然，在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学术发展中究竟占什么样的位置。技术哲学、工程哲学乃至产业哲学都在关注这个很现实的问题。从理论上来讲，像技术哲学、工程哲学、人工自然等等都联系在一起，这有很多工作需要我们去做；从应用层面来讲，现在城市化过程中如何发展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从生产的方式、消费的方式、技术创新和社会创新的协同这些方面都有很多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这个学科怎么深入到社会，怎么深入到理论，怎么样深入到对国家的影响。我想还是涉及到三个方面，一是学术研究，二是学科建设，三是人才培养。我们的学术研究、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总体上都联系着自然辩证法课程的开设。自然辩证法课程对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如何与自然辩证法课程的政治理论教育功能协调起来，这是很关键的地方。因此，我们的建设面临三个任务：一是基础理论问题，二是现实中间的应用重大现实问题，三是培养人才的问题。

按照中国的教育体制和国情，按照学校里的资源分配，如果离开了自然辩证法课程的阵地，不把这个课程做好，那么整个队伍便会迅速萎缩。教学编制一旦削减，还有几个编制？队伍从而学科建设将面临着更大的困难。当然，我们的领域之中，也有许多比较专门、比较精深的小领域，可能全国有几个人感兴趣，在钻研。这些专门的小领域当然要高度重视和爱好。但是，不能忘记了自然辩证法课程这个大头。实际上，研究生是欢迎自然辩证法课程的。自然辩证法课程的几个基本功能，辩证思维、理性思维、系统思维和战略思维，是研究生成才所需要的，也是实实在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在纪念研究会成立25周年的时候，我发表过一个演讲，然后整理成为“科学技术进步与自然辩证法的发展”一文，很大程度上是面向教学的。到现在，该文被下载了近两千次。去年，合作发表了一篇“自然辩证法教学应该重视科学实践方法论”，短短一年之中，被下载了500次。大家可以查一查中国知网，这样的下载量在我们的领域中是很高的。也许，这些文章的学术水平不是太高，但是，这样的下载量表明了有很多人在关注。什么人在关注呢？我也搞不清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当然是由于自然辩证法教学的原因。

因此，我们研究会的期刊《自然辩证法研究》就承担着两个基本任务。

首先是学科的发展，学科的基本理论研究。自然辩证法学科群涉及的面很广，问题比较多，但是《自然辩证法研究》要注意抓好那些具有方向性、全局性的理论探索和理论创新，也要关注那些精深的专门的研究进展。

其次要密切结合自然辩证法课程教学的需要。这里并不是说要刊登大量的教学体会之类的文章，成为了教育教学类的期刊。而是说，《自然辩证法研究》要特别关注与研究生课题教学有关内容的学术研究，这是教学建设，从而也是队伍建设和学科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6. 任定成：（本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教授）

朱训理事长提倡自然辩证法工作要为国服务，我谈三点想法。

第一，为国服务在中国文化中，具有久远的历史传统。公元前400年到公元200年这600年间，中国文化中关于自然的探究结果通过概念框架的形式系统地阐述出来。在这个时段，就有了门客制度，我们现在叫文化建制。门客就是有专业特长的人，门客制度就是养着这些人让他们创造知识和应用知识。这些知识干嘛的呢？主要是为国服务或者说准备为国服务的。一些知识分子反感朝廷或者地方政府，但也会提出一些不同于官方的政见，这也是为国服务的一种反映。在中国文化里，就有为国服务的根子。

第二，朱训理事长提倡的为国服务，主要是通过为政府建言献策的方式发挥自然辩证法的作用。朱训理事长讲为国服务，并不是不提倡为人民服务。我体会，他是针对中国的国情来说的。在中国这样一个权力比较集中的体制下，为人民服务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通过国家政策来实现。西方的为人民服务可以通过民间组织去实现。但是在中国，政府管得事多。朱训理事长讲的为国服务是通过参与国家决策和咨询，甚至是提出一些警示的方式来实现的。

第三，为国服务的领域其实还是很广阔的，我们知识分子除了承担政府的课题直接建言之外，更多地是要创造知识，参与实质性的国际学术对话，在重要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我们的研究成果。我们很多人都承担过政府的课题，直接参与了国家层面的决策建议。我们还可以在一些权威的国际学术平台上，发表我们创造的知识，提高我们的学术水平，展现我们的研究成果，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提高我们国家的软实力。

7. 李伯聪（本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很多人都认为，自然辩证法可以有多种含义，它既包括作为“事业”的自然辩证法，又包括作为“学术”的自然辩证法。从历史上看，在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之前，我国的自然辩证法就是既作为“事业”又作为“学术”而发展起来的。在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之后，我国的自然辩证法也是既作为“事业”又作为“学术”而继续蓬勃发展的。展望未来，我国的自然辩证法都也应该和必须既作为“事业”又作为“学术”而继续前进。作为“事业”的自然辩证法和作为“学术”的自然辩证法不是互相割裂，而是密切联系的。自然辩证法的灵魂是理论联系实际，正是在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中，我国的自然辩证法事业和自然辩证法学术才相得益彰，都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朱训理事长提出自然辩证法要为国服务，这不但是自然辩证法发展的历史经验的集中总结，而且同时也是指导我国自然辩证法发展的重要思想，不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在为国服务的原则指导下，我国的自然辩证法事业和自然辩证法学术都必将有新的重要发展。

贯彻为国服务的方针必须面向现实，必须关注、分析和研究现实中的重要现象和问题，包括面向工程活动的现实和实际。在社会现实中，工程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活动方式。人类不但通过工程活动改变了自然的面貌，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必需的物质生活条件和基础，而且在工程活动中还形成了一定的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工程活动和工程发展的过程不但直接体现了人类物质文化前进的步伐，而且有力地促进了非物质文化（包括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前进的步伐。正是在关注、面向和研究工程活动的过程中，工程哲学这个新领域迅速发展起来了。

可以说，我国的工程哲学也正是在为国服务思想的指导下发展起来的。朱训理事长大力支持我国工程哲学事业和工程哲学学术的发展。在我国工程哲学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在工程哲学专业委员会的筹备和成立过程中，还是在工程哲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后的发展过程中，重大事项都向朱训理事长做了汇报，得到了朱训理事长的指导和大力支持。2004年9月，朱训理事长、中国工程院徐匡迪院长和殷瑞钰院士在科技会堂开会，决定于当年12月召开中国工程院第33场工程科技论坛（以工程哲学为主题）和第一届全国工程哲学年会，在会议期间正式成立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工程哲学专业委员会，朱训理事长担任名誉理事长，殷瑞钰院士任理事长。工程哲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后，无论在面向现实方面还是在学术研究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而其基本动力和原因就是努力贯彻和落实了为国服务的思想。

工程活动是现代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在现代社会中工程活动是一种最基本的活动方式。工程活动不但塑造了“今天”社会的物质面貌，而且它还在继续不断地重塑和改变“明天”社会的物质面貌。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地都规划、设计和建设了成千上万的、大大小小的工程项目，其中还包括一些大型和特大型工程项目的建设。目前，包括各种来源的资金在内，我国每年投入工程建设的资金总额超过十万亿人民币，并且这个数字还在逐年增加。

当前，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我国又投入了巨量资金进行工程建设，有许多项目即将开工，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些工程项目的建设将会在相当长时间内影响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格局，将使我国未来的自然、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和状况有很大的改变。现实的工程活动，不但会产生近期的影响，而且会产生长期的影响，不但要产生经济社会影响，而且要产生环境生态影响。对于这些复杂的问题，需要人们从哲学、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多方面进行综合研究和跨学科研究；而哲学、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学科也需要在面向现实问题的研究中充实和发展自身。

8. 王鸿生（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我以前对朱训理事长的生平、思想了解的不是很多，但看了《大山无涯—朱训回忆录》后有所了解。总的感觉是，朱训理事长为国服务的思想与他个人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也和他所经历的时代密切相关。

从成长经历看，朱训同志1930年出生于苏北。抗战期间这里是新四军活动的地区，他从小就受到了影响，未及弱冠之年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还曾因护厂立功。建国后，朱训同志在20世纪50年代初便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工厂管理，随后被选派到苏联留学地质学。在他那一代人中间，朱训同志是幸运的，也是优秀的。

朱训同志1957年从苏联留学回来，被分配到江西工作，一直到1982年调入地矿部担任领导职务。所以，他把江西看作自己的“第二故乡”。当然，“文化大革命”期间，朱训同志也受到过一些冲击，还下乡当过四年农民。但其技术专长在70年代早期还是得到了发挥，1973-1974年他还担任中国地质专家组技术负责人到阿尔及利亚做了一年援外工作。

1982年朱训同志到地质矿产部工作，这是适应邓小平关于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进入国家部级领导干部行列。随后他在地矿部工作达12年之久，可以说是主导了改革开放前期我国地质矿产事业的发展。1994年，朱训同志到全国政协担任了秘书长，1998年又担任了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主任。从政府到政协，从主导地质矿产事业的发展到负责协调全国政协的活动，为全国性的政治活动服务，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朱训同志积极适应了这一转变，并在香港、澳门先后回归期间开拓了我国政协工作的新局面。

朱训同志的经历总的来说是从一个在家乡苏北参加革命的英俊少年，到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的红色青年，再成为有留苏背景的年轻地质专家。文革期间虽受冲击和磨练，但其才华还是得到了发挥。改革开放初期，朱训同志从省地质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的岗位调入国家地质矿产部担任主要领导，是正逢其时；他主导我国改革开放前期地质矿产事业的发展，则是躬逢其盛。1994年进入全国政协工作是其事业的一个拓展，是从地矿领域完全进入政治的领域。2004年离休后，他是一个有专业知识背景和专业领导干部经历的政治活动家。就此而论，朱训同志为国服务的思想不仅是一种理念，也是他本人生活和工作经历的真实写照。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层面看，儒家讲“格物致知”是为了“修齐治平”。传统社会的文人讲“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明清实学讲求“经世致用”。朱训同志为国服务的思想，有传统文化的底蕴，但具有明显的时代和个人色彩。从近现代史的角度看，晚清以来的洋务派提倡“中体西用”，算是有了一些世界眼光，但其“中体”终不可用。民国初期，周恩来、陈毅、聂荣臻、邓小平等曾到欧洲求学，也曾怀抱着科技救国的理想，但后来还是全力投入了革命的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这一代人主导了中国的发展，中国现代化始终是他们的梦想。朱训同志正是沿着这个梦想的轨迹，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被派到苏联留学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朱训同志为国服务的思想和经历，正是老一辈革命家青年时代“科技救国”思想在新中国政治条件下一个曲折而真实的延伸和实践过程。

2004年离休后，朱训同志担任了许多社团职务，其中包括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这也为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发展续写了新的篇章。从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各届理事长看，于光远同志和国家领导人有较长期的个人交往，尤其是在文革后期和改革开放初期，他直接参与了邓小平同志许多重要工作文件、讲话稿的起草和准备，因而可以说是党内不多的有深厚学养的政治家。其后担任理事长的龚育之同志，担任过中宣部、中央党校和中央研究机构的重要职位，是学者型的政治家；他也长期担任北京大学的博士生导师，所以也是有政治背景的著名学者。朱训理事长的专业背景，工作经历，为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发展增添了新的色彩。可以这样说，这三位理事长，似乎是三座风景各异但却都令人景仰的高山。当然，他们的事业和思想，除了各自的专业色彩和独特的个人色彩，也具有类似的历史和时代色彩。

近年，美国人托马斯·弗里德曼写了一本关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书，书名叫《世界是平的》。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发展，以后也许不易再现前三位理事长这样兼有从政背景和厚重学养的人物了。如果比喻的话，就领导人物的情况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以后的发展可能是从高峰耸立的阶段进入平原时代，最多是出现一片高原地带。当然，中国社会团体的发展，现在也到了一个新的转折时期，有人将其称为大的“社会建设”时期。21世纪的中国社会团体，究竟应有哪些社会和文化的功能，究竟如何向前发展，还需要继续探讨。

就大势而言，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方向是政府职能的转变，即建设“服务型政府”，政府的一些职能要在改革过程中转移给社会团体。比如许多评奖的工作，行政色彩浓厚了就会影响社会的公信力。如果是社会团体做的，情况就会不一样。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社会团体为国服务的领域和空间，社团活动的社会文化自由度，都比以前更加扩展了。在顺应这个发展趋势、甚至引领这个发展潮流方面，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有其历史传统和智力优势。我的一个感觉是，学术和政治的关系正在调整到一个既有相互区别、又能和谐互动的局面，中国学术文化为国服务的模式也正在进入一个多元时代。对我们这些人讲，如何在这个转型时期发展学术，服务社会，不但要讨论，而且要实践和尝试。我觉得肯定有各种形式的服务模式，因为每个人的学术兴趣、机遇，碰到的问题都不一样。像李伯聪先生、李惠国先生做的事情就很具体，能为上海这样的城市发展规划和思路贡献智慧。但其他人就不一定能有这样的机会，那就做点自己兴趣和能力所及的研究。总之，发展的思路应该是包容的，让每个人按照自己的特点，自己的机遇、自己的兴趣去探讨，也可把你的研究成果和国家发展直接结合起来，如果没有也可以坐十年左右的冷板凳。总之，学术上少搞自言自语、自娱自乐的研究，但可搞告别主流和喧嚣的纯粹研究，勿搞急功近利、没有实质价值的垃圾项目。

当然，在中国全面改革开放的今天，学术为国服务，更要超越实用的层面，进入文化的层面和世界的视野。因为学术不但有实用的价值，也有独立的文化价值。学术为国服务，有时是应用的，有时是文化的。某些学术产品有世界性的价值，是整个人类的思想成果。我们如何做学问，如何让学术研究和国家发展与个人发展结合起来，有好多自由的空间，未知的空间，值得探索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我在理解朱训理事长为国服务思想的基础上，也觉得还要发展他的思想、扩展他的思想。

最后再说一点。自然辩证法作为一个交叉学科，就研究会理事层面的人员组成看，其学术兴趣和专业组成已出现某种程度的“退化”，即自然科学家的成分在消减，科技哲学专业之外的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稀少。以后的发展可否更大程度地模糊学科界限，把自然辩证法真正做成“大口袋”，而不是一个学科；每次都研讨具体问题，而不考虑所谓学科问题。如果我们实际能做什么，且这个事情对实际和学术发展有用，便思之行之，思和行都可以超越学科。如果现在还发现不了实际问题，就按兴趣去研究，兴趣也可以超越学科。总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有直接联系,其自身也会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发展，是有文化生命力的社团。

9. 刘孝廷（本会副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举办这样的学术讨论会，讨论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三位领导人的自然辩证法思想，是编辑出版委员会今年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今后我们还要继续举办这样的活动。此外，今年的5月是朱训同志80华诞的生日，因此我们首先举办这次会议，在时间的选择上也有一定的纪念意义。因为是研究会第一次讨论朱训理事长的“为国服务”思想，所以我在这里主要就其思想最基本的方面，谈一些粗浅的理解。题目是推动共识，把事做实——关于朱训理事长“为国服务”思想的一点体会。

一、“为国服务”思想的涵义和根据

1.为国服务思想的定位

从字面上看，“为国服务”这一命题有多种涵义。一般说来，可能有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层的涵义是一般的为国服务。在这方面，我们学会的历届领导人都有为国服务的思想，我们的学会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具体目标和要求，这是自然辩证法的传统。2009年第4期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刊载了关于为国服务专门文章，讲了很多这方面的内容。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说的朱训理事长的为国服务思想，也是这整个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为国服务传统的一部分。

第二层涵义是从个体角度讲，“为国服务”也是朱训同志长期一贯的非常突出的一个思想。在这方面朱训同志有三个身份。首先，我们知道，朱训同志本人是个地质学家，早年留学，回国后又长期在地矿系统工作，在事业上做出了自己的突出贡献。其次，他曾经是我国地矿系统的主要领导人，一生勤勤恳恳，鞠躬尽瘁，积累了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和思考，这方面在朱训同志的文集和专著中都有体现。第三个身份是朱训同志特别注意对工作进行哲学层面的思考，这有他的《找矿哲学》等著作为证。根据朱训同志的思想特色和长期从事的自然辩证法理论与研究工作，可以把他定位成一位自然哲学家。我觉得他的思想很丰富，但最重要的一个特色是理论和实践结合，或怎样把理论思想运用到为实践服务当中去。在这方面，朱训同志是自觉运用自然辩证法思想为国服务的典范。因此，他的这个思想是比较丰富的，需要仔细梳理。

第三层涵义是目前大家关注比较弱一个侧面，即作为研究会领导人的朱训关于当前自然辩证法发展的一个重要思想。这是朱训理事长在上一届任期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随着这一任期工作的开展，这个思想越来越成系统，越来越完整。我认为，这是这三个“为国服务”涵义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它不只是表明朱训同志本人怎样做，而是关乎我们整个学会在未来的发展中究竟走什么样的路的问题。也就是说，它必须有专指，有自己独特的含义。否则，这个命题就没有什么特殊的价值和意义了，也体现不出和自然辩证法究竟有什么特殊关系。

2.为国服务思想的基本涵义

根据以上分析，这里只对第三方面涵义的为国服务即朱训同志关于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发展、学术建设为国服务的思想，进行一点诠释。对此，我们可以从如下几方面来考察：

第一是关于“为国服务”目标和功能维度的讨论。从朱训同志的多次报告和著作当中，我们可以感觉到自然辩证法是“国”字当头，最要紧的是要解决当前国计民生提出的真问题特别是大问题。自然辩证法可以研究各种各样的理论问题，但是不能都研究纯理论问题，更不能都关注玄学问题。就是研究纯理论，也要重点研究与国计民生关系比较密切的理论问题。也就是说，要增加自然辩证法的实践的权重。

第二是关于自然辩证法事业定位维度的讨论。毫无疑义，自然辩证法要在为国家服务中找位置，出特色，谋出路。这意味着自然辩证法发展的某种重点的转向，即向应用和实践转向。这是很重要的思路。

第三是组织规划的维度的讨论。为国服务是有组织有规范的，有轻重缓急的。当然，也是有条件的。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应用研究，为国服务都是无条件的，但是怎样为国服务却是有条件的，可以根据不同情况、不同地点、不同人群进行选择。

第四是国家需求维度的讨论。在朱训同志看来，目前国家发展特别需要自然辩证法，我们要把自然辩证法贯彻到政策里面去。现在整个中国发展情况很好，但是要用居安思危的原则来思考问题。我们现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已经太多了，需要在朱训同志希望的高度上来解决，首先是在理论上解决，然后从理论发挥到实践中提出战略策略和方式方法。

3.“为国服务”思想的根据或理由

“为国服务”思想的提出有其特定的理由：

（1）它是针对自然辩证法现状而提出的战略策略问题

现在的自然辩证法的形势是既快速发展，又危机四伏。其中重要的问题，如学科定位问题和发展思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和建设基本工程问题，学科评议组成员问题等，都是从来所没有过的、困扰学术界的一些难结。当然，危机是现实的，但是怎样从危机中寻找生机，这涉及到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的战略和策略问题。对这样一些问题，我们怎样从大家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理论出发，其中“为国服务”无疑是很强烈的一个纲领。

（2）它是站在时代高度规划自然辩证法的发展战略和未来问题

我感觉“为国服务”这个思想是站在时代高度的一个想法。我把它定位成纲领，这是朱训同志针对自然辩证法发展的问题提出的不同于以前的一个发展纲领，它意味着自然辩证法发展的一个整体性的完型转换。

我们可以做一些比较，比方说，我们要看过去的自然辩证法干了什么，现在正在干什么，未来应该干什么等。在很大意义上，过去的自然辩证法是为政治服务，为斗争服务，为革命服务，也就是为党服务的。今天，我们可以在一定意义上保持和坚持原来的传统，但要适当增加它的非政治色彩，突出它的知识色彩、学术色彩、学科色彩、发展色彩，要为“国家”服务。过去，我们习惯把自然辩证法称为学派，今天要把它变成一个学科，要以学科的方式为国家建设服务。最近我们看到学会出现很多的新迹象，如STS的发展和定位问题，它是不是一个一级的基础学科？这也和辩证法身份相关。我们很多学科都和自然辩证法相关，这些学科都需要归类，可是自然辩证法怎么归？因此，自然辩证法作为学科还有很多值得我们讨论的。

而我们通过这样一些问题来阐释和反思自然辩证法的为国服务，对我们下一步工作是有启发的。

（3）国是我们和他人区别的一个最大界标

“国”在今天是一个独特的定位。现在是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是国际竞争的当然实体，“国”也就成为区别我们和他人的重要指标。一个知识分子和学者，在全球化的国际舞台上如何为国服务，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大问题。我们有很多的学者都是处于跨国界的生存状态，有候鸟式的、海岛式的，自然辩证法为了更好地发挥作用，自然不能拒绝和回避与这些人打交道，而且还应该积极主动地向海外扩展。我们这几年做了很多事情，跟不同的地方和国家发展联系，我们参加会议、参加项目等，今年我们还把它把定位成国际学术交流年。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我们自然辩证法也在这个趋势当中进一步走向国际化，在这里适时的提出怎样为国服务，就不是一个无关痛痒的问题。在国内有人把为国服务和为人类服务结合起来的，但是在国际上，就需要把它与为民族服务联系起来，使之成为爱国主义的一部分。

二、为国服务对自然辩证法发展的意义和影响

根据我们前述的理解，“为国服务”思想将会给中国的自然辩证法事业发展带来重要的影响。

1. 它是对理论和实践的张力关系在时代语境下的一次新思考

“为国服务”又一次通过很强的话语形式，对理论和实践的张力关系，在新的时代下进行了一次探讨，即理论的生命在于实践。

2.“为国服务”思想是寻找自然辩证法时代位置和感觉的一次战略规划

“为国服务”思想适时地提出了在新形势下中国的自然辩证法如何走自己的路的问题。在我个人看来，为国服务有一种现象学精神，是面向实事本身的一次选择。这应该可以说是自然辩证法精神在今天的一次集中体现。以往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取得了很多成绩，但如历数不足，也确实存在着“两不靠”现象，基本理论上不能顶天，实际应用上不能立地。我们跟所有部门交叉，但若和人家任何一方单独比，又哪方面都不行，也就是“两缺”，这是很值得讨论的话题。今天，我们的自然辩证法强调为国服务，这是新时期的战略导向，也是事关自然辩证法如何与时俱进的大问题。它既体现了自然辩证法不同领导人，对学科发展与时代进步的不同理解，也反映自然辩证法发展的时代进程和特色。从根本上与以前关于自然辩证法发展的理解，应该是一脉相传，根本一致的。

3. 它将给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发展带来分化

事实上这一现象今天已经存在，只是没有一个合适的框架和说明语境罢了。如有研究理论的，有研究应用的，有研究交叉问题的，有研究单一性问题的等，但放在一起都是一个统一的自然辩证法，这是自然辩证法特性，对此，我们不必要出现恐慌。因为围绕为国服务，自然辩证法结合自己的特性会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三、自然辩证法如何为国服务

自然辩证法在今天这样一个背景下，作为一个交叉学科存在，它如何老树新花，焕发青春？“为国服务”可以激起我们的很多情感和想像。我们如何在自然辩证法的工作中自觉贯彻为国服务的思想，它的层次、途径和方法是什么？等等。这些都是事关为国服务的深度问题。

1. 自然辩证法为国服务纲领的结构

首先，从基本精神上看，“为国服务”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更注重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注重时代性和特色性的应用。在这个意义上我很赞成科技部刘琦岩博士的看法，那就是要寻找共识。这个想法很有创意，反应了自然辩证法的特点。自然辩证法不一定和别的学科达成共识，但是由于它有综合性、开放性的特点，却可以推动共识。推动共识和达成共识是不一样的，它只是当“月下老”，功成身退。自然辩证法和各方面相关，所以可以推动共识。传统的硬学科间，曾经老死不相往来，但是通过自然辩证法的邀集与联合，可以一起解决各种应用问题。

其次，从基本规范建设来看，我们可以通过大家的讨论，最终吸收大家的想法和经验，清理出一些基本的意见或者方案来，然后出台一些政策和规范，制定一个事关研究会可持续发展的长远战略，特别要使研究会成为有活力的团队，让自然辩证法学科和事业在这个大背景下继续发展下去。我们最近注意到最近，有部分退下来的领导同志组织成立一个国家思想库。其实，自然辩证法就是这样的思想库，也可以做这样的思想库。比如说，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最早就是由自然辩证法界推动的。现在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思想。这说明我们的工作有自己的价值。事实上，有些事情不同学科讨论起来都很难，但是自然辩证法嫁接一下就很方便。我们发扬自然辩证法的这个特点，就可以在互动中通过这种方式提高共识，也能更好地认识自我。

再次，通过以为国服务思想为指导，把发展中的绩效和资源利用率等作为一个评价尺度，来衡量自然辩证法工作的开展程度。而在具体模式上，各地、各分支学科、不同学者和学者群，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选择。

2. 为国服务重在行动

为国服务是一个纲领，不单是领导者个人的一个学术思想。具体地开展为国服务，会面临很多的问题，它涉及到自然辩证法事业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新定位、新模式等，涉及自然辩证法服务社会的新形式等，涉及自然辩证法人才培养中的问题。前几天秘书处的几位同志还在讨论，如何建立类似于“院士工作站”的自然辩证法工作站，比如暂叫“战略科技工作站”或什么名字，让它积极发挥智库的作用，实际地为国家和社会发展服务。

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提出要进行社会建设，这对自然辩证法的发展也是一个启发。因为自然辩证法在当今的中国，实际上有好几种身份：一方面我们作为一门国家课程，在一定意义上贯彻着国家的意志，不体现这个，我们的现实合法性就成问题了。另一方面，自然辩证法作为一个学科或者理论，跟其他千千万万学科和理论一样。我们自然辩证法工作者既是老师，又是社会生存的自然人，我们有很大的空间做很多的事情，包括为国服务。在这个意义上，为国服务也是很宽容、很开放的角度。不是说，为国服务就是去干实事，大家都到企业去为国服务。在这个意义上为国服务是个很广泛的、刻不容缓的话题。

总之，“为国服务”表达了这样一种主张，即实践是理论研究的源头活水，我们要到实践中去寻找问题和课题，通过实践推动和发展理论。否则，我们的理论就是空洞的，没有生命力的。这可以看作是实践论思想在今天坚持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具体体现。

3. 体会和盼望

“为国服务”思想是对自然辩证法思想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它并不是要推开已有的经验、放弃已有的舞台再另搞一套，而是增加一个维度和倾向，使我们学科的功能最大程度的发挥，因为现在社会的需要状况不同了，我们不能蔑而不视、视而不见。为此，我们应该避免对“为国服务”思想做简单化的理解。特别是要避免在强调“为国服务”中的“一窝蜂”现象和过分实用的倾向。中国地域之大、人口之多、历史之悠久、思想底蕴之厚重都足以容下各种各样的为国服务形式，关键是要推动共识，把事做实。因此，我们也就盼望中国的自然辩证法事业能够捕捉时代气息，推动学术提升，面向实事本身，搞好为国服务。

10. 王恒礼(本会地学哲学委员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我发言的题目是“关于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学风建设问题”，想从学风建设的角度谈谈朱训同志“为国服务”的思想。朱训同志1988年担任地学哲学委员会理事长以来，一直倡导地学哲学研究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他说：“所谓理论联系实际，也就是紧紧围绕国家的大局，为国家建设的中心服务，随着当前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突出，矛盾重重，加强地学哲学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我们紧紧围绕国家建设大局，开展活动，这也是地学哲学的实践性。” 我认为，坚持地学哲学的实践性非常重要，从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发展来看，坚持理论与实际结合，在认识上有个过程，认识研究的实践性也有个过程。开始自然辩证法研究偏重在学科的建设，建立自然辩证法的理论体系和教学体系。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高等院校的研究生不满足一般理论的讲授，自然辩证法的教学逐步的与不同的院校的学科专业结合，出现了医学哲学、地学哲学等等。

自然辩证法从学院式的研究深入到不同学科，但仅仅做到这一点还不能体现研究的实践性，地学哲学委员会从朱训同志任理事长后，首先，学术研究有了很大的变化，朱训同志提出“为国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强调围绕国家中心进行研究，围绕国家重大经济建设问题进行研究，使地学哲学研究明确了方向。其次，地学哲学委员会的组成也有很大的变化，原来地学哲学委员会高校的教师较多，现在组成人员有五分之三来自生产实践和科研的第一线，有许多是国土资源部部门的领导成员，他们关注的是矿产资源、能源、环境、土地、水资源等问题的可持续发展，使学会的研究生动活泼，很有生气。

从地学哲学委员会成立（1983年）以来召开的11次学术年会主题报告中可以看到理论联系实际的变化。1988年的主题报告是：《我国矿情的辨证分析与对策建议》；1990年的主题报告是：《关于开展地学研究的一些意见》；1992年的主题报告是：《关于找矿哲学的几个问题》；1994年的主题报告是：《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展地学研究的新领域》；1996年的主题报告是：《论地学哲学工作的形势和任务》；1999年的主题报告是：《加强地学哲学研究，充分发挥地球科学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2000年的主题报告是：《21世纪地学哲学的历史使命暨西部大开发的辨证思考》；2003年的主题报告是：《地学哲学研究目的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2005年的主题报告是：《坚持科学发展观，地学哲学要为和谐社会服务》；2006年的主题是：《地学哲学与国土资源保障和储备》；2007年的主题报告是：《建设地学文化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2009年的主题报告是：《地学哲学与科学发展》。这些主题报告充分体现了地学哲学研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和学风。

从地学哲学走过的历程来看，朱训同志提出的“为国服务”的思想，为地学哲学研究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朱训“为国服务”的思想不仅对地学哲学研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觉得对中国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也有现实的指导意义，重视理论对实践的研究，特别是服务大局的研究，将使自然辩证法事业上一个台阶，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11. 李正风（本会科学技术学专业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教授）：

今天学习和研讨朱训理事长为国服务的重要思想，我从以下几方面谈自己的一些体会。

第一，明确提出为国服务的思想具有重要意义。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这是解决方向性的问题，解决科技工作为谁服务的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早就存在，不论是科技哲学、科学社会学，还是科技政策与管理，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到科学发展为谁服务的问题。默顿关于科学共同体和科学建制的研究，提出了科学共同体的体制目标，在人们强调科学共同体是一个国际共同体的同时，也充分注意到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是科学家是有祖国的。在这里，就隐含着科学家要为祖国服务的思想，把科学家要为国服务放在了一个突出的位置。进入20世纪80、90年代以后，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都非常强调科学技术为国家利益服务，比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科学与国家利益》中就明确指出，要加强科学与国家利益之间的联系。加强科学与国家利益之间联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求科技工作者树立为国服务的观念。可以说，这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各国科技政策的一个新变化，而且是体现共同趋势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旗帜鲜明地提出这个思想很有意义。

第二，要准确理解为国服务的内涵。旗帜鲜明地提出为国服务的思想，引导我们深入分析这个思想的内涵。怎么理解国家的概念，怎么理解为国服务的问题，有一些概念和认识需要进一步澄清。比如说国家的概念，尽管人们经常使用这个词，但是对国家概念的理解有分歧。在英文的表述中，有三个词汇与“国家”有关，分别反映了国家的不同方面。其一是nation, 语义是国家、民族，从具有共同文化传统、民族传承、历史关联的方面来谈国家范畴，实际上我们现在讲民族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其二是country, 国家、国土，强调作为地理意义上的国家，有点类似于我们讲的家园的含义。如果与我们现在讲的祖国统一这个问题联系起来，实际上直接体现了国家是以一定的地理空间为边界的。其三是state,国家、政府，更多地反映了国家的政治属性，强调国家总是与特定的政治体制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的治理需要政府，政府在特定时期和特定场合成为国家的代表。在不同意义上理解国家的概念，为国服务有不同的含义，所以对国家这个概念不同的理解，反映了为国服务思想内涵的复杂性。在不同意义上理解国家，对为国服务的认识不完全一致，也会出现一些冲突，所以如何理解为国服务的内涵值得探讨。

第三，要深刻理解学术为国服务的特点。为国服务包括多个层面，也包括多种多样的形式，比如说树立国家的意识，从具有意识到明确责任，当然还有具备为国服务的能力问题，如果要从形式上来讲，可以包括适应性的服务，创造性的服务；被动服务、主动服务；直接服务、间接服务等。人文社会科学为国服务，更多是从学术角度来谈为国服务。学术有学术的特点，学术怎么样为国服务？学术研究要贡献知识，贡献思想，同时培养人才，促进知识的传播和应用，特别是通过对一些重大、深层次的理论实践问题的研究，来塑造一个时代的思想，培养一个时代所需要的人才，塑造一个社会的风气，塑造一个社会的文化。所以学术为国服务，或者一个学术机构、学术共同体为国服务有自身的特点，也有自身的规律。学术为国家服务也是多样化的，我们一般比较多地强调学术直接为政治决策服务的方面，但学术另外一方面的功能，也是我们不能忽视，就是学术要秉承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探索，通过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探索来为国家提供深层次的服务，对政治决策、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警示，在学术、政治与世俗文化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探索可能的道路。这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服务，更能够体现学术界的使命和知识分子的作用。所以我觉得从学术本身特点出发，秉承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探索，通过对理论和实践的摸索，提出的的确确引领我们社会发展的方向，塑造社会文化的思想，推出国家和时代需要的思想家，这是更深层次或更久远的服务。

第四，自然辩证法研究如何更好地为国服务。我认为这要和自然辩证法研究的特点结合起来。从历史上来讲，自然辩证法研究有鲜明特点。其一，和国家命运与中国政治一开始就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包括从翻译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等著作开始，就和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这样的政治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也和中国救亡图存的特殊发展环境，探索中国向何处去这种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所以一开始就有为国家发展服务的追求，也形成了为政治决策服务的传统。其二，具有多学科、跨学科的特点。自然辩证法是在马克思主义学术传统下成长起来的，这与西方的学科分类和发展轨迹有很大差异。但正因为有这种差异，才使得自然辩证法研究有多学科、跨学科的特点，同时有包容性、多样性，这带来了学科交叉、思想碰撞的优势，这也是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从成立以后一直保持有活力的非常重要的根源。其三，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以高校作为主要依托。自然辩证法研究者在高校承担研究生思想政治课的教学工作，同时人们又从学科和理论这两方面进行比较深入、专业化的探讨，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联系非常之密切。基于这些特点，自然辩证法研究为国服务有悠久的传统，有天然的优势。然而，今天我们完全凭借这种天然的优势和悠久的传统是不够的，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学术体系的不断变化，自然辩证法研究为国服务的重心和方式也需要发生变化和调整。这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以前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在组织形式上政治特色比较浓厚，这个学会有点类似于准政府机构，以后慢慢地会向一个学术性更强的组织形式转变，在这种情况之下，在比较多地保持传统的同时，要逐渐转向按照学术共同体运行的规律来为国家服务，这就要求提高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专业化的水平。换句话说，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要成为既具有政治意识又具有较高专业化水平的思想库。其次，在服务重心上也要发生变化，当前要紧密服务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再次，要在更大的空间和舞台上为国服务。中国的不断发展，使中国在世界的影响不断提高，同时也使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大国在崛起的过程中面临更加直接和更加剧烈的问题和挑战，在全球视野下为国服务就变得越来越重要，比如说怎样在国际范围内扩大中国的影响，扩大在国际学术界中的影响，在国际学术和文化的发展中增加更多的中国要素，怎样使中国的思想和发展模式在世界有更大的影响，这是我们为国服务另外一个重要的特点。最后，在服务方式上，以前强调个体服务的方式，今后要更多地转变到群体服务的方式，相应地在组织形式方面也会有一些变化，这也可能更要求研究会在组织管理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最后，为国服务要重视基础性研究和基础性工作。在理论研究方面，我们可能需要着眼于深层次的、与我们当代和未来社会经济发展有深层次关联的重要问题。学术研究不仅是对当下的投资，更是对未来的投资，有些研究不一定当前马上发挥作用，但可能在未来有重要和深远的影响，这类问题也应该在我们为国服务的过程中受到高度关注。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我们能够推出自己的哈贝马斯，能够推出来自己的罗尔斯，对中国发展的影响，甚至是对世界文明的影响都将是不可估量的。在战略和政策研究方面，我们不仅要通过对社会热点和难点问题的研究，积极影响和参与国家决策，让我们的研究成果为政府决策服务，而且要通过对科技与社会相互作用机制的深层次研究，对战略和政策制定过程中公共参与、专家作用等问题的深入研究来影响科技决策的议程，这将对科技战略和科技政策制定产生更深远的影响。我们尤其不能忽视的是人才培养这样一个核心的基础性工作，培养什么样的人决定着我们拥有什么样的未来，培养高素质的人才，塑造未来社会所需要的科学家、工程师和思想家，对国家来讲，是一种更长远的、更深层次的服务。

12.李建会（本会生物哲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我觉得为国服务有狭义和广义两种含义。狭义的为国服务就是要发挥自然辩证法的自身学科优势，解决我们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一些重大的理论和实践的问题。刚才有老师说，为国服务这个传统有中国文化的根。中国传统文化讲经世致用，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以知识分子要努力解决社会中的重大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其实，自然辩证法要为国服务，也是自然辩证法学科本身的一个传统。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分支。马克思说哲学不仅仅是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的实践性。自然辩证法在我国几十年来的发展一直体现着这种实践哲学的传统。我们一般讲的为国服务主要是这种含义。这种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如果服务得好，可以增加我们自然辩证法学科的生机和显示度，使人们感觉我们这个学科非常重要。

自然辩证法学科本身的特点和学科优势决定了它能很好地为国服务。自然辩证法是一个具有综合性、开放性、交叉性特点的学科群，它可以使我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在学科内容方面，尽管有很多争论，但其主要内容包括有自然哲学、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科学和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科技伦理学等方面的内容；在过去，一些新兴学科，甚至科学思想史也都包含在自然辩证法这个“大口袋”之内。自然辩证法的这些范围广泛的学科内容可以使我们从各个方面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各种重大问题。当前我国社会发展中提到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比如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自然辩证法都可以发挥作用。自然辩证法界这么多年对人和自然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等的理论探讨，可以说为科学发展观这种思想的提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构建和谐社会，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人和自然的和谐，这也是自然辩证法多年来讨论的热点问题。构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自然辩证法讨论的很多内容也都可以加进来，比如说生命伦理学、环境伦理学等的理论探索，可以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贡献理论资源。这是我们讲的狭义的为国服务。

广义的为国服务除包括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外，还包括基础理论创新、知识传承、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等内容。广义地说，理论创新也是为国服务的重要的内容。因为不同时期为国服务的内容是变化的，我们必须有一些理论储备，随时拿出来为国服务。如科学精神多少年都是自然辩证法界广泛讨论的一个内容。后来批判法轮功，科学精神讨论的一系列思想就派上用场。所以理论创新有的时候看上去没有什么用，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又派上用场。所以理论创新、重视基础理论研究，也是为国服务。

再就是知识传承。现在，我们自然辩证法学科、队伍之所以能够发展得比较壮大，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在研究生教育中开设两个课程：“自然辩证法概论”和“现代科技革命和马克思主义”。这对我们传播自然辩证法思想非常重要。所以说，讲好这两门课程是我们在高校的自然辩证法工作者为国服务的一个重要内容。研究生是国家的未来，在研究生课程中讲好自然辩证法的理论内容，像自然的观念、科学精神、科学意识、研究方法、创新精神、科学的社会运行等，会对研究生的思想产生很深的影响。我在研究生院做过一段时间的管理工作，当时我们对国内重点高校的理科研究生的公共政治课的授课效果做了一个调研，结果是自然辩证法的这两门课非常受理科研究生的欢迎，所以理科研究生政治课的改革要在这两门学科的学科内容上创新，而不能把它们停掉。现在本科的政治课已经做了很大的改动，但研究生的课程还保留着这两门受欢迎的课程。这是自然辩证法的知识传承。

再有就是人才培养。人才培养我们过去说得比较多的是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博士生、硕士生的培养，但我觉得还有两方面的人才也是我们要逐步发现和培养的：一个是学科带头人的培养，一个是学科领导者、组织者的培养。学科带头人培养我们要发挥《自然辩证法研究》这个杂志的作用。要集中推出若干个重点学者，利用马太效应，培养一批顶尖的学科带头人，在哲学界和其他领域里面都有一定的地位，甚至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地位。学术领导者和组织者的培养也很重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第一代领导人基本上都是时势造出来的，像于先生、龚先生、朱先生等。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以后有没有大的领导来领导，这对自然辩证法以后的发展非常重要。这样的领导者需要我们去发现，去培养。发现哪些领导对自然辩证法学科感兴趣，可采取各种形式把他们吸引过来，比如通过现有学会领导者去吸引或者是通过现有的大的学者去吸引，或者是通过别的什么途径，培养一批对自然辩证法关心、爱护的领导者。学术活动的组织者也很重要。要培养一批能够把学术界的学者们聚到一块、进行学术讨论，推动学术研究的组织者。

广义的为国服务还有一个内容是学科建设。自然辩证法已经在老一辈的学者努力下实现了体制化，我们有博士点、硕士点。但是博士点现在叫“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这实际上限制了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发展，因为自然辩证法比科学哲学的含义要宽广得多。现在有一个好消息是，国务院学位办可能设置交叉学科门类，如果交叉学科这个学科门类批下来，对我们学科的发展可能有更好的帮助。现在国内有了很多学科点，在学科点建设上，各学校要突出学科特色，要在特色上下工夫，不可能每一个学科点在各个领域里面都做得非常好，要在学科特色方面做出特色。如果这个能做好，也是很好的为国服务。

13. 康大臣（本会未来哲学与发展战略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朱训理事长明确提出“为国服务“的主张，这不仅是一种对自然辩证法或科技哲学战线的战略号召，更是一种对研究会和广大会员（单位）理念调整的新要求。我们的自然辩证法工作者，绝大部分是在教学一线，可能认为教书育人就是为国服务，就是在为社会做贡献。这固然不错，但在我们面临一个全新的时代，各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已经成为常态的情况下，只是对学生传授些书本上的现成知识已经远远不够，还要在创意、创新和创业等方面使学生们得到实质性的培养、锻炼和提高。这些靠现有的基础课教学和专业课老师难以做到，必须靠像自然辩证法这样的教师队伍和教学实践。学生们其实在本科阶段就应该具有探索精神，更勿宁谈研究生。新形势下，他们十分需要得到创意、创新和创业等方面的辅导。然而，以应试为导线，以分数搏出位的现行教育体制与管理模式，使得教与学双方都以现成的知识传递和获取为中心目标，并且都在尽量以最少或最经济的方式得到高分成绩为原则，忽视了很多更加重要或深层次的东西。这种教育就使得人们忽略了知识生产的过程，忽略了当今社会或现实生活生产实践中对新知识的要求，让人一头扎在故纸堆中，难以走出书斋和课堂，结果只能是浅尝辄止，逐渐被边缘化。

即使只为了搞好教育工作，也需要一个非常大的理念调整和能力提升。现在从事自然辩证法教学工作的老师们，基本生活在有形无形的大学校园所设立的“围墙”里，享受着大学里“两课”教学的政策优势，很难真正走到社会中去，很难直面现象和生活、生产和生态实践，难以及时发现和参与解答实践中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封闭了自我，以致十分缺乏锐意创新和勇于实践的意识和精神（先勿谈能力）。这样的教师队伍到头来只是一个“复读机”，缺乏激情、缺少实践、短于创新，如何能够激发学生，指导学生？如何能够传道、授业和解惑？因此，如果说自然辩证法是一门学科，它就应该与时俱进，不断感知和解答实践中提出来的问题。如果说是一种事业，那教师队伍的更新、转变和提高就更是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这个问题不解决，很难满足朱训理事长“为国服务”的要求。建议将那些在科技和经济战线上做出优异成绩，有思想、有情怀、有兴趣的同志吸纳到教师队伍中来，可以是客座、可以是论坛，可以是实训，甚至可以是课题。总之，要内外结合、虚实结合、软硬结合。

当今中国和世界最需要的是思想和理论创新，要能够通过历史上科技创新实践的全景式深层解读，诠释一个概念、一个学科或学派的创生和发展过程，要将过去与现今结合起来，要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这正是新的时代背景下的“为国服务”涵义的一个解读，是广大自然辩证法或科技哲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应该批判和超越“复读机”式的教学，让思想的探索充满课堂，让创意、创新和创业的激情在学生们的心中不断回荡，要能够带领学生走向实践，要能够与其导师一起指导学生们的研究和探索。这才是“为国服务”所要求的具有强悍战斗力和高水平领导力的新型教师队伍。

现在的创新，以为把别人的技术用到自己的企业和生产中就是，于是乎有熊彼特理论主张；现在的创意，以为根据经验，拍拍脑袋、急中生智或来几次头脑风暴就可获得，于是乎有各种创意园到处建设和绽放；现在的创业，以为投了资，搞了项目就可以实现，于是乎有面向各种大学生创业的各种专项工程。可以说，整个社会都处于一种浑沌未开之中，亟须思想的启蒙，亟须现实战斗力的快速形成。现实社会经济创新发展实践中，有大量的问题需要我们及时发现和科学地提出与表达，需要快速研究并予以解决。这些光靠政策的调整和资金的投入远远不够，靠某某基地或试验区的建立也很难奏效，靠国家或区域性的创新体系建设也存在着诸多理论上需要探讨和深究的深层次问题。我们的教师队伍往往自成一统，自说自话，难以与上述社会发展实践中的各种问题和需求有效对接。

其实，自然辩证法教研队伍素质本来不错，兼通文、理、工，擅长跨学科、超领域研究和全面、辩证地考虑问题，然而，这些条件或潜质并没有被用好，在传声式教育的过程中，相当一部分人在不解时代精神的情况下，被社会甩下了而不自知！如果说美国的成品油燃油税补贴“贴垮”了通用这个百年老店，科技的纵向管理和与特定军工系统绑定束缚了原苏联，那么，从人群来看，过分依靠“两课”课程优势的教师队伍只能被养懒，早晚会被淘汰出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广大自然辩证法教研工作者必须从书本中走出来，必须面向生活和现象。学校里的自然辩证法教研队伍如果不能与其他创新工程和团组结合，不能起到支撑、保障和引领作用，那就是由表面的（两课）优势反倒造成了实际工作中的弱势。

总之，新时期的“为国服务”，需要出思想、出人才，出知识性成果，需要产学研结合，需要实践。为此，需要进行紧急性的战时动员，需要高强度、高水平的密集讨论，要造成冲击，形成激荡，产生回响。研究会应为此搭建各种平台，创造各种条件（如指导和服务等），要从研究会的层面和角度实质性地组建一支高效能创新和督导团队，对外开展“多方合作”，如会地（指各地政府）合作，会部（指各部委）合作，会校（指各高校）合作，会院（指中科院等）合作；对内积极谋划，密集行动，帮助会员进行理念调整和意识转变。中国的自然辩证法教研队伍应该成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战略部队和有生力量，应该成为思想解放和理念调整的先锋。为此，这支队伍首先需要集训，需要反思和提高。

14. 奉公（本会农业哲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今天举行朱训理事长关于自然辩证法为国服务思想的专题研讨会，非常必要，非常及时。听了前面几位专家的发言，我也深受启发，收获很大。

我浏览过朱训理事长的《大山无涯》等部分著作，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为国服务的思想是朱训理事长从事研究探索和管理工作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记得几年前，当我们国家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发展战略的时候，朱训理事长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主持召开了一个关于自然辩证法如何为创新型国家建设服务的研讨会。我也参加了那次会议，并在发言时提出一个建议：可以以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为平台，开设一个“创新型国家建设学术论坛”，围绕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主题，开展学术探讨和交流。我讲完之后，朱训理事长特别感兴趣，他当时眼睛一亮，还问了我有关如何运作等几个问题。他非常投入地听取大家提出的各种建议，使我们感觉到他非常重视自然辩证法在新形势下如何为国服务的问题。

今天我们研讨自然辩证法为国服务的思想，实际上也是要研讨中国自然辩证法在新形势下的发展战略问题。随着国际经济政治形势的巨大变化和我国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在政治、经济、科技、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以及人的发展等各个方面，产生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问题，迫切需要我们去研究，也特别需要我们从自然辩证法的视角开展研究和探讨。自然辩证法学科既面临一些新的发展机遇，也面临诸多新挑战。

整个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等都在大洗牌，学科生态系统也在大洗牌，马太效应正在学科生态系统中发挥威力，强者逾强、弱者逾弱。在由行政力量掌控的重点学科评选及其配套投入体制中，自然辩证法要充分发挥为国服务的功能，防止逐渐被边缘化。

这次研讨会的最终成果不仅要有以会议纪要形式的成果，还要进一步研讨形成纲要。我建议在这次研讨会的基础上，制定一个《中国自然辩证法发展战略规划》，或者叫《中国自然辩证法发展战略纲要》，其中包括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发展规划，可以把朱训理事长的自然辩证法为国服务的思想写到纲要里去。可以充分吸收这次研讨会的成果，起草一个初稿，几上几下地征求意见，修改完善。之后可以召集专门的会议，确定向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会提交的定稿，在召开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会的时候提交大会审议并予以表决通过。这样的发展战略规划，对于指导中国自然辩证法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15. 张明国（本会副秘书长、北京化工大学教授）：

2006年我开始考虑撰写题为“为国服务的自然辩证法”的文章，该文已在《自然辩证法研究》2009年第5期发表。今天这个会我认为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首先，在全国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时召开这个会议，可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实现为国服务，通过为国服务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其次，强调一个基调，即重新理解朱训理事长提出的为国服务的精神。三是以此为开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理解于光远、龚育之和朱训三位学会领导人的思想，这对于持续发展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事业有重要意义。四是这次会议虽然参会者少，但层次高。今天的会议精神和大家的观点将传播到自然辩证法学界，会产生很大影响。

从1999年到研究会兼职以来，我分别聆听了于光远、龚育之和朱训的领导讲话，结合自己的学习和实践，思考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事业的发展问题，并先后撰写了文章。其中包括2006年开始考虑撰写题为“为国服务的自然辩证法”的文章。当时，朱训理事长参加了研究会秘书处工作会议。我在发言中曾对朱部长说，我要写一篇关于为国服务的文章，得到他的赞许。于是，在研究会召开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期间，我开始写这篇文章，旨在总结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自然辩证法工作者为国服务的历程。主要内容简介如下：

第一，为国服务的本质和特点。为国服务和马克思所说的“为人类服务”和毛泽东所说的“为人民服务”有内在联系。为国服务具有历史性、时代性、传承性、未来性、区域性、价值性和实践性，可以从为国服务的视野看自然辩证法，用自然辩证法视野来看为国服务。

第二，为国服务思想的来源及其和自然辩证法的关系。朱训理事长说，“协会也好，学会也好，联合会也好，联谊会也好，研究会也好，都应把‘为国服务’作为社团活动最根本的宗旨。”自然辩证法视野中的为国服务是指贯彻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研究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所存在的重大哲学和社会科学问题并为其提供战略决策或咨询，普及科学知识和方法，弘扬科学精神，提高国民的综合素质；为国服务视野中的自然辩证法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认识和解决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所存在的哲学和社会学问题，促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联盟，提高国民综合素质的一门具有交叉性和综合性的学科群。

第三，为国服务的历程和传统。从1920年开始到现在，中国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不同内容的为国服务意识。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先后制定了许多重大方针政策。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科教兴国”战略、“西部大开放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中部崛起战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自主创新与创新型国家建设”、“可持续发展”、“建设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科学发展观”等。对此，自然辩证法工作者都积极地通过召开各类学术会议、撰著并发表各种学术论著等形式，全面贯彻落实这些方针政策，为此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中国自然辩证法工作者在为国服务的历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光荣传统（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以及科学家和哲学家、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联盟），这些传统是对自然辩证法工作者奋斗历程的概括和总结，也是自然辩证法工作者集体智慧的集中体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当继续发扬。

第四，为国服务的特色和优势。我认为，自然辩证法工作者之所以能够在自己的领域里为国服务，取决于如下特色和优势：（1）特色：它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来研究自然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成果，并以此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它不仅研究认识发展的过程，而且研究改造自然的过程，不仅研究“天然自然”，而且研究“人工自然”；它始终研究自然科学和技术、科技工作政策规划和管理、科技、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等实际中的问题；它始终注重同自然科学工作者、哲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科学技术管理工作者以及在生产第一线工作的对哲学有兴趣的工人、农民和技术人员进行联盟开展研究；它坚持对外开放和国际交流。（2）优势：一是思维优势，二是人才优势。

第五，为国服务的研究与建设。（1）在理论研究方面。自然辩证法工作者主要翻译并传播自然辩证法经典著作，配合制定全国科学发展规划，研究自然科学的基本概念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范畴和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等；配合全国科学技术发展长远规划的制定和实施，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邓小平理论，研究科学技术史、科学方法论、各门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运用自然辩证法解决实际问题，研究自然辩证法教学问题等。其间，自然辩证法工作者将其研究领域从原来的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拓展到科技与社会、工程哲学乃至产业哲学等，并倡导建立以研究“天然自然”和“人工自然”或“社会自然”为对象的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2）在学科建设方面。20世纪80年代，围绕自然学科，形成了三个观点：一是认为自然辩证法属于哲学；二是主张它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三是主张它是一门交叉学科。到了90年代，自然辩证法学科被调整为科技哲学。21世纪以来，自然辩证法在学科建设方面又有新的探索：一是把自然辩证法的性质从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组成部分”调整为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二是针对“科学技术哲学”在代表自然辩证法方面所存在的局限性，有人主张把该学科的名称重新恢复为“自然辩证法”，以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自然辩证法的全貌；有人主张把科学技术哲学调整为“科学技术学”，以尽可能地符合自然辩证法。三是针对STS的译名，存在着“科学技术学”、“科学技术研究”等译法。目前，国家相关部门正围绕是否设立交叉学科门类组织调研，自然辩证法将可能以交叉学科的姿态进入其中。如此，自然辩证法学科建设将会迎来新的调整与重建时期。

第六，为国服务的问题和对策。自然辩证法专业工作者人数增多了，但自然科技工作者相对不足，联盟趋向弱化；译介成果增多，但自主创新性研究薄弱；论文、著作数量虽增多，但学术质量和水平、治学态度和作风令人忧虑；学科建设虽有成果，但学科建设研究断而不续、论而不为、不了了之，学科范式和定位难有突破性成效，学科分化趋势明显，学科整体建设受冷落，几乎被其下属分支学科建设所替代；学科分布、各省、市研究会及各专业委员会发展严重失衡，两极分化日趋明显。原因在于：和自然辩证法所处的国家由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的大背景有关，即注重功利性的应用研究而忽视基础研究；和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分化有关，即它和由原来的大一统的自然辩证法到科学技术哲学再到其下各门分支学科的分化有关；和自然辩证法相关学科的逐渐兴起有关，即原来属于自然辩证法研究范围的内容先后被科学学与科技管理、科普研究等许多交叉学科所“瓜分”甚至取代；和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相关学会或研究会的成立有关，即这些学术团体的研究对象及其内容在很大程度上都与自然辩证法有关；和自然辩证法工作者自身有关，即一大批专业的“科班”出身的研究者关注时代问题、自身专注的学科问题及国外相关学术及学科动态问题，忽视自然辩证法基础理论研究；和处于注重经济发展背景下的学术与教育体制及评价体系和标准有关。

在新的历史条件，自然辩证法工作者如何才能更好地为国服务呢？对此，我认为：国家的大政方针要坚持，还要搞理论研究，还要做好学科建设。

第一，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为党和国家制定的重大战略进行评价或提供咨询或建言献策、认识和解决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所存在的潜在问题或深层次问题、对国外的哲学和社会科学思潮进行评论、培养国家需要的具有综合素质的高级人才、坚持用“四科”提高国民的科技文化素质等。这些将是中国的自然辩证法为国服务的永恒的内容，这是中国的自然辩证法工作者永远牢记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及义务，也是中国的自然辩证法所形成的历史传统和特色优势，更是在当今世界上，只有中国仍坚持和传承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光荣传统的重要依据。否则，中国的自然辩证法将失去其存在与发展的根基和合理性。

第二，搞好理论研究。我主张，在研究中必然要面对哲学和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与社会等方面的关系问题。历史上相关教训要吸取，其相关的成功经验要借鉴。客观上讲，上述为国服务的内容也可由其他学科或机构完成，但自然辩证法自身所具有的特色和优势就决定了自然辩证法在交叉性、哲理性或思想性的层面上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为国服务的地位，也因此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有明白了这些，自然辩证法工作者在为国服务中才始终保持自信和自强。要坚持用于光远先生提出的两个标准（高标准：自然辩证法研究成果应该是哲学作品，带有哲理性；低标准：不急于求成，逐渐提高）来评价自然辩证法研究。就目前看来，应该用高标准要求自然辩证法专业工作者，用低标准要求非专业性的自然辩证法工作者，以此维护和加强自然科学工作者和哲学及社会科学工作者之间的联盟。

第三，要重视学科建设。学术界大都认为自然辩证法没有自身的“范式”，提出要从建设“范式”入手建设自然辩证法学科。这些建议本无错，但同时应该清醒：自然辩证法是否有自身的“范式”，没有“范式”的自然辩证法是否就不是或不属于学科。显然，这里存在着判定学科标准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实际上，随着交叉科学或交叉学科时代的来临，对传统的学科意识和评判标准也需要进行创新。尤其对于像自然辩证法这样特殊学科，很难用其他传统学科标准进行判定。为此，需要从交叉学科的角度建设自然辩证法学科，把自然辩证法学科建设成为处于交叉学科门类之中的一级学科。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对传统的学科结构和体制进行改革，建立突出包括自然辩证法在内的交叉学科地位的新的学科结构和体制。这既依赖于政府的体制改革，也仰仗着自然辩证法工作者们的持续努力。

第四，搞好自然辩证法教学。目前，自然辩证法教学从以往注重面对理工科学研究生教学转向同时注重自然辩证法专业教学，转向培养与之相关的两类人才。这样，自然辩证法教材建设也应由原来注重面向理工科专业研究生的自然辩证法教材建设，转向同时注重面向专业研究生的教材建设。这两种教学研究和教材建设，都有助于自然辩证法学科建设。

第五，搞好学会建设。学会建设既可以从改革学会体制和运行机制入手，更可以从加强管理和建设工作委员会和专业委员会入手。前者可以以发展会员为中心，后者可以以开展学术活动为中心。目前，总会要注重设立综合性学术主题，鼓励专业委员会联合开展学术活动。此外，还要联合其他相关的全国性学会共同开展学术活动。

第六，加强学术期刊建设。其中包括期刊的相关体制和机制改革。目前，新的《自然辩证法研究》杂志编委会已经成立，匿名审稿制度正在落实。为此，既要注重学术论文的质量，又要考虑会员的学术需求；既要注重推动国内学术研究，又要注重扩大其国际交流；既要关注为国家发展等方面的咨询或建言献策性文章，又要关注评介外国学者学术论文的文章；既要关注基础理论性文章，又要关注应用性文章。通过上述努力，使《自然辩证法研究》成为为国服务的学术研究园地和学术交流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