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冯长根书记到会并讲话。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朱训同志向会议提交了书面发言。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原副理事长、中国科学院研究员何祚庥院士，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清华大学曾国屏教授和在京高校与科研单位，以及来自天津大学的三十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河南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秘书长王永被邀参会。

中国科协信息中心、中国科协CAST网站对这次会议进行了全程网络直播。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科学时报、学习时报等新闻媒体对会议做了报道。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秘书长王玉平研究员受朱训理事长、张彦英副理事长和秘书处委托主持了本次会议。

会议宣布开始后，全体与会者起立，向汶川大地震遇难的同胞默哀。

冯长根书记在讲话中首先代表中国科协书记处感谢各位专家学者百忙之中应邀莅会，他谈到此次大地震带给人们的多方思考，特别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抗震救灾的意义，以及亿万人民在灾难中凝聚起来的精神力量，希望与会者对此进行深入的探讨。

曾国屏副理事长宣读了朱训理事长的书面发言（全文另发）。朱训理事长在发言中指出，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作为在中国科协领导下的交叉学科学术团体，要按照中国科协的统一部署，积极、全力地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实践，特别是要充分发挥本会交叉学科学术团体的优势，用科学发展观引领自然辩证法研究与抗震救灾工作。要针对救灾中出现的重大和突出问题，及时组织专家与科技人员，出谋献策，研究并提出科学的应对措施与建议，要动员和鼓励全国会员和同行利用各种便利条件，为灾区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做出贡献。

会议根据朱训理事长的指示和要求，围绕“自然与社会”——“从汶川大地震谈人与自然关系”的主题进行了广泛、认真、热烈的讨论。现将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1.    汶川大地震概况及其原因

四川省汶川县位于龙门断裂带的地震多发区，5月12日暴发的历史上罕见的8级大地震波及大半个亚洲，给震区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和心理损伤！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大的地震？中国地质调查局初步监测和评价认定，汶川地震是印度板块向亚洲板块俯冲，造成青藏高原快速隆升导致的，震源深度为10千米—20千米，持续时间较长，因此破坏性巨大。本次参会的地质学家和自然辩证法学者基本趋同这一观点。

地学哲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吴凤鸣教授在发言中向与会者逐一介绍了20世纪以来中国发生的10次大地震及关于地震成因的三种学说。

复杂性与系统科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吴彤教授用地球是一个复杂动态开放系统的观点解释了这次汶川地震的爆发，他认为印尼的火山、海啸都是地球相互影响的作用。他说到，地球本身复杂的系统有很多断层，很多板块接缝的地方，断裂带上的城市和村镇建设应格外加以注意。他建议地质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在全国范围内做一次地震调查。

2. 关于地震能否临震预报的问题

本会原副理事长、中国科学院何祚庥院士在发言中明确表示，在当前阶段，地震临震预报是不可能的。他指出，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是天定胜人，还是人定胜天，还是人天和谐，这是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超现实、后现代主义是不可取的，相当一部分人忽视了我们现在是初级阶段，把未来理想的事情、理想中的事情当作现实的事情来做，这是人和自然关系问题上的重大误区。

本会地学哲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核工业部地质研究总院总工程师杜乐天教授谈了自己对于地震预测的意见与建议。他谈到，此次四川汶川大地震有躲灾成功的事例。他恳请我国地震学界不要恭维和迷信西方关于“地震不能预报”的观点，他认为国际地震学界在地震预报方面之所以被动，关键问题出在科学观上。他建议，政府应同时扶植三种地震预测研究力量，进行多学科交叉、跨学科的综合研究。

地学哲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气象科学院地球物理所任振球研究员认为中国的思想体系更容易预测复杂的自然灾害现象。他根据三种关键的地震预测手段和临震信号，加上天文演算的方式，阐明地震是可以预测的。据他介绍，我国的临震预报成功率已经达到40%。他还谈到应总结唐山大地震的经验教训，为地震预测服务。

吴凤鸣教授指出，地震预报已是久攻不克的世界科学难题，西方科学家多数对地震可预报持怀疑否定观点，而中国科学家曾提出“地震预报”可能成为东、西方自然科学较量的突破口，是中国地球科学理论创新的亮点。

易学与科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北京建工学院韩增禄教授谈到，中国古人的思想是“预则立、不预则废”。预的前提就是有预见，有预测，预测的前提就是对规律的认识。 “阴阳可测谓之常，阴阳不测谓之神”。这个“神”是偶然性不能预见。现在科学也如是，可预测的前提就是对规律的认识，是非常有限的，可能永远都是有限的。这一点必须明确，人类面对大自然必须记得谦逊。

本会理事、清华大学刘兵教授在发言中倡导多元的科学认识论。他说，不管是主流科学还是非主流科学，如果预测出地震会怎样？这有一个思维模式的概念问题。即使任何一个科学家或者设想能预测出来，这个设想是否能有一个很有效的社会预警和公布。像地震这样的事情，如果有预报会涉及到方方面面，社会动作非常之大，各级的领导或者管理者都会有很多的顾虑。所有的科学预测都有或然性的概率，不是仅仅科学预测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化学化工专业委员会主任、本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任定成教授提出地震预报要考虑社会成本问题。他谈到，自然与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预报与社会成本有很大关系，因此，在做预报时一定要拿出科学依据，并且这些依据要排他，否则没有说服力。

本会副秘书长、北京化工大学张明国教授谈到我国虽是世界上惟一一个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严密地震预测预知体系的国家，但是地震预报是一个全球性难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国家、哪个科学家能准确地预报地震。此前，我国也曾有极少数成功预报的先例，然而，由于各地的地震地质环境差别巨大，历史地震记载不全，地震观测站点密度偏少以及地震预测理论水平等原因，对地震做出准确预报现在还做不到。尽管地震所在地区也会出现一些先兆，但能否用于临震预报，还需积累和研究。

本会常务理事、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林建成教授在发言中强调，从唐山大地震和汶川大地震可以得出两点启示，第一，不要轻视来自非官方渠道的信息，第二，在领导的政治风险和人民群众的生命风险发生冲突的时候，领导要勇于承担政治风险。

3.    地震科学技术发展与人—自然—社会的关系

何祚庥院士在发言中谈到，温家宝总理援引王安石的三句话“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非常重要。四川地震超乎我们的想像，第一句话“天变不足畏”马上就兑现了。我们是敬畏大自然，还是跟大自然抗争，这是过去我们在人和自然关系上一个分歧问题。第二句话“祖宗不足法”，救灾是要讲科学的，不是盲目的，还要讲科学方法。第三，“人言不足恤”。有一些说三道四的人不要管他，现在就是要救灾，一切妨碍救灾的人言不要去理。

农业专业委员会原副主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姚监复研究员谈到：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具有敬畏自然的心态，真正遵循客观自然规律。人是自然大系统中的子系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不可能征服自然，战胜自然。不能把重要的工厂建在地震断裂带上，不应在有七八级地震危险的地区建多层不抗震的低质量学校。他还谈到，台湾提出“保育”自然环境，表明对大自然不能只是索取，还要保护和养育。如果我们的经济发展是以牺牲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态环境为代价就不是成功的科学发展。

曾国屏教授在发言中也表示赞成“保育”的提法。他谈到，我们必须注意自然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基础。但是自然也制约人的发展，有时还会带来危害。在这样的前提下，具有能动性的人就要尝试冲破这样的制约。在这里，科学技术工具起着重要作用，是人类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是在天然自然基础上建设起来的社会人工自然。同时它又受到天然自然的制约。因此，社会自然的建构必须受着天然自然基础的制约，社会自然的建设中就会有风险。

地学哲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余谋昌研究员说，汶川大地震显示了自然界蕴含着巨大的力量，有无穷的奥秘，同时，也显示了我们对大自然的认识非常有限。我们要尊重自然，热爱自然，敬畏自然，保护生命。他还指出，这次伟大的援救行动显示了人—社会—自然是一个有机的生命共同体。自然力量的释放，造成自然秩序的调整；人和社会力量迸发，造成社会秩序的调整。在这种调整中，人—自然—社会相互作用，调整到一个新的方向，从而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在新的基础上和谐发展。

韩增禄教授指出，人和自然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一旦有一天人和自然的矛盾上升了，远远高于人和人之间矛盾的时候，那我们就只有选择合作。

吴彤教授在谈到 “人类中心主义”观点时强调，我们谈人和自然，好象人是一级，自然是一级，其实我们这一级就在自然里。人在自然中与周遭环境的关系不是对立的关系，是以自然为基础的一个关系。把人的力量放大到和自然差不多是有问题的。

天津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常务理事、天津大学韩永进教授主张从结构关系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他谈到地球上的生命是地循环带动水循环，长期经过自然选择和自主选择形成的一种生命，是自然界比较高级的结构。人作为一种特殊的生命现象，也以结构的方式依赖于自然界存在和演化。人的社会整体和整个环境也是以结构的方式存在和发展的，所以存在一个客观结构合理性和人造结构合理性的关系问题。

4.    地震灾难背后的科技体制和制度问题

任振球研究员在他的发言中着重指出，这次大地震暴露出我国科技体制和科技基本理念存在问题。他谈到，现在有人讲，科学就是西方科学，和西方科学不一样都不能称为科学。现在查“科学”一词，解释中都有“分科”两个字，综合的就不是科学，所以把“中医”也视为伪科学。实际上，从整体上看问题、分析问题更重要，从整体上找出解决办法更重要。他还指出，现在的科学管理体制只适合对西方科学主流科学家的项目进行研究，但对自主创新是不适合的。我们在调研中发现，有40多项重大原始创新、重大知识创新，其中20多项经济效益非常好，但受压制。原因是学科交叉，科学理念超前。绝大部分院士都是单学科的，这些项目都是挑战项目，超越了现在的科学理念。改革开放引进国外的东西是很好的，但有局限性。重大知识创新怎么管理，怎么评审，这个基本体制问题没有解决。科学理念有问题，科学体制对新情况不适应，没有拿出解决办法。这是两个很关键的问题。

医学哲学专业委员会原副主任、北京大学医学部刘奇教授认为这次救灾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一项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整体上比较协调。但是整体的功能是否达到了最优化？问题还表现在哪？根源是什么？面对自然灾害造成的巨大损失，是不是应该做更深层次的反思。如与市场经济共生的唯利是图问题。面对这次灾害，社会自身这个系统怎么调整？

天津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天津大学郭元林副教授也提到，对于地震，目前我国肯定是能做一定的提前预测，但这涉及到国家信息资源公开的问题，涉及到管理体制和机制问题。

5. 不容忽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

余谋昌研究员认为这场大地震是一场世纪悲剧。在这场悲剧中，全国人民、全社会华夏子孙为生命祈福，万众一心挽救生命，这种力量不仅感动了全中国，也感动了全世界。同时，在这场悲剧中，人民得到了锻炼，将在新的基础上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家园，这就是“多难兴邦”。这是中国社会的一次大调整，经过这次调整以后，中国的前程会更加美好。

任定成教授在发言中说，在这样一场血淋淋的灾难面前，学界任何争论变得非常苍白无力，不管你有多么复杂的观点，最后归结为非常简单的观点：人人的生命都是平等的，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在这次大地震中，最受人尊重的应该是灾区那些人，他们没有任何资源可以利用，没有任何人给他们下命令，他们自救和互救，这是好的社会、好的政府的体现。另外，在这样一场自然灾害面前，我们原来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提出的种种批判也显得多么的没道理。曾经很多讨论提到发展经济怎样毁灭了人性，要限制科学技术发展，要回到原始状态。没有科学技术，没有强大的国力，面对这样的自然灾害怎么办？如果科学技术是开启自然之门的钥匙，那么社会科学就是如何使用这把钥匙的说明书。这个说法很好。我们应该着眼于用科学技术手段解决问题。

科学基础与信息网络专委会主任、北京理工大学喻佑斌教授指出，这次大地震对我们的精神、文化、价值、社会系统产生的振动不亚于八级的地震。他认为，人—社会—自然不是对立的关系，应该融合起来。科学价值和人文价值也应该融合起来。在地震灾害面前，科学黯然失色，中国人身上彰显的人文价值让全世界都看见了人文的光彩。科学被证明才叫做科学。科学要强调人文价值，所以，要提倡人文主义科学，而不要搞科学主义。科学应该强调它为人类带来福祉，为人类趋利避害。他还谈到，科学主义与伪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有同样的倾向。在强调人的价值的时候容易忽略人也有要受制约、要服从自然规律这一面，人的自由不是无限的，人的能动性也要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只有掌握了规律才能发挥人的能动性。科学和技术实际上给予人和自然一种承诺，这种承诺有时候很脆弱。应该把科学和人文结合起来，在强调科学精神的同时强调人文价值，不应使其对立，不要过分地夸大。

教育与普及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徐治立教授认为，在这次地震中，也充分体现了人的基本原始能力。原始人打猎的时候碰到野兽对付不了，而集体行动就可以打败猛兽。这次大地震，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大家都撇开了政治意识形态的纷争，甚至与我们敌对的国家也给予了人道主义的援助。这种人类的基本属性也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保留着其特殊的地位和意义。

吴彤教授在发言中提出，对主流科学之外非主流的地方性知识，包括非主流的研究，科学应该有一个宽容的态度。除了对传统知识重视以外，我们还应该重视在传统知识下的生活方式。这次地震发生以后，凡是技术条件比较好的地方，一断电、断水就全部瘫痪，反而那些在传统生活方式下，如果有蜡烛，还可以生存。传统知识的保护也是在复杂系统当中，从科学的角度讲各种知识都要进行保护。

本会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肖显静教授谈到，自然灾害是自然现象，是一种非线性关系，具有混沌的特征，也就是说具有非规律性，从目前来看，我们的科学对自然灾害这样一类现象普遍存在这一种不确定性，因而很多问题就凸显出来。首先，由于科学发展的有限性和复杂性，我们不能把不确定性归罪于科学家。第二，在科学认识不确定的背景下，不能由此否定科学。基于这样一种不确定性，我们的科学要更多的面向大自然，并采取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如整体论方法、全面性方法，偶然性方法，模型和原型相结合的方法等，用这样一些方法更多地认识不确定的事情。第三，有没有一种非科学的知识来对这样一个自然灾害进行某种分析判断呢？应该是有的，也应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6.    树立并加强风险意识和防范意识

杜乐天教授在发言中引用了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观点“最大的人道主义就是预防”。杜教授在2006年印尼大震后曾致信美国地震学权威人士Geller，质疑他对地震预报成果的武断否定，强调地震预测虽然是世界性难题，但是有良知的科学家要知难而进，哪怕提高1%的预测命中率，就能挽救千百人的生命财产。

党校系统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央党校王克迪教授指出，在多年的经济建设高速发展中，我们慢慢忘记了危机，一两代人已经习惯了“高增长”，好像这个世界就是一路通往美好.其实不是这样，大自然有它运行的规律。如地震，地质学家们认为是印度板块挤压了青藏板块，青藏板块撞到了四川板块，形成了强大的地震。这不是我们在土地上搞一些经济建设可以改变的，我们忽视了对它的监测预报，还忽视了应有的危机意识。从学界讲，应该有新的学问专门研究危机问题。上世纪80年代，美国、日本已有这样的专门学科。

刘兵教授在会上介绍了他最近在日本的见闻，那里学校招待所房间的屋角专门放着头盔，有明确的标识，如果地震，怎么逃避，手电筒摆在那儿，确实有电。日本对地震预警防范有高度意识，这种防范意识背后，是对自然界的敬畏。他强调，对自然界可能的危害和风险要有更加小心的防御心态，注重地震知识的普及传播，加强地震预警防范的高度意识。

任定成教授认为，在救灾中要保持人流、物流、特别是信息流的畅通，怎样处理人流、物流，特别是信息流，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要联手做的事情。

姚监复教授建议，要从上到下，加强风险意识、灾害意识，思想上做好两手准备，如果出现灾害应如何应对，从小学生起进行自救与全民教育。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和其他学会应该研究灾害经济学、灾害心理学，灾害社会学，普及预防灾害和灾害自救知识。

刘奇教授提出，我们原来有急救医学，但缺少通科。如果通科教育做得较好，到时不用专门去调哪一科，就是灾害医学的医生可以完成的，从这个角度建立一个能够应对各种巨大自然灾害的学科。各种不同的自然灾害有各种不同的需求。如果每一个系统都把应急预案的研究更充分、更深入、更有前瞻性，整个的抗震救灾大的系统才能有最佳的结果。

肖显静指出，应对自然灾害要做两件事，第一是预警，第二是善后。既然要预警，我们要制定相应的预警政策和对策。预警又分成两类，一是假设某件事情没有发生之前应该怎么做，二是如果发生之后可能会怎样。另外就是应急预案。应急的预案是善后的，而不是发生之后再进行，我们在事前要进行相应的研究。这方面可以由几个具体的地区来进行，可能由国家层面进行，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要结合。面对自然灾害，更重要的是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协调好了，才可以处理人类所面对的自然灾害。

    7. 灾后建设问题

农业哲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农业大学奉公教授在发言中主要谈到“灾后建设”问题。他建议，最好不要用“重建家园”这个词，用“灾后建设”更好一些，免得造成一种误导。他谈到，汶川地震处于地震带，基本上三十年一震，如果不经过慎重的科学论证，在很紧急的情况下，盲目重建，三十年后再来一次地震怎么办。他认为，四川灾后不宜按照震前的规模建，不要重复震前的模式，要考虑适度的人口迁移。另外，水位很深的电站是否可以考虑到适当降低一点水位，可以考虑建立低水位的梯级的电站；有的旅游景点要建在地震前很早的原生态状态。同时，产业结构也不应重建。再者，四川产熊猫是和那里的地质条件有很大关系，这次能否让人类给其他生物更多的生存空间，这对人类长远发展有利。

韩永进教授同意奉公教授的观点，也强调不要谈“重建”，要谈“灾后建设”。他希望灾后建设要贯穿结构合理性，设计合理性，采用结构方式思考汶川整体建设问题，把灾区建设得更加现代化、合理化。

本会副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刘孝廷教授建议不要把汶川建成一个产业基地，有的产业对当地有污染，既然已经摧毁了，就要在新的意义上重建。

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市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秘书长李建军教授认为，应对这次灾后重建做一些规划，不要在危险的地带和地震活动频繁的地方搞建设。这次救灾之所以困难就是人口太分散，有些不适合人们居住的地方出现了险情。与其这样，国家不如集中在一些地方建设三到五万人的小城镇，这样可以节约成本，也便于为人民造福。

韩增禄教授也提出，灾后建设要参照中国的传统经验（如风水理论）选址，避开一些危险的地带，最好的格局就是背山面水向阳。从五千年的传统文化来讲，人适宜住在山水之间比较开阔的地域中。百川口是放射性物质容易沉积的地方。我们对古人的东西要认真的分析，既不要笼统地抛弃，也不要一股脑地接受。

任定成教授提出，要建立宏观、备用的生命线，避开危险的地方，避开有天然放射性污染的地方。风灾、雪灾、水灾有些地方是可以治理的，有些地方可以适当的、缓慢的、有序地进行人群迁徙。如有些地方的湖比整个村庄周围的平地高出一米多，除了治理湖之外可不可以考虑人类的迁徙。在今后中国大尺度范围内的发展要考虑这些问题，这也是现在的科学技术手段可以做到的。

科学基础与信息网络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蔡肖兵副研究员在发言中强调了信息的应用问题。他说，信息应用包括对自然信息的获取以及社会发布的信息。在汶川地震中，公众借助现代手段对于突发性信息的反映是比较快的，但有一个信息精准度问题。他认为目前，在抗震救灾中最大的问题是自救时怎么使用信息。震的时候的信息和震之后的信息对比，还有震区内的信息和震区外的信息，这些信息在不同环境之下对人的影响都是很大的。信息流通常有很多伦理上的问题。怎么研究像这种急发式的灾害引起人们情感上的突变，引起对信息的急用，最后是否导致马上会产生一种信息的空白。如果产生这种信息的空白，这种东西就应该积极防止。要注意信息产生之后的互相依赖性，能否客观的进行评价，包括对官方的信息掌握和民间的信息掌握。吴彤教授在发言中建议，在发生大地震的地方应适当保留一些地震的痕迹，以警示世人。除了纪念碑，遗迹也要有一定的保护，要让后人知道。

8.       自然辩证法工作者应抓住机遇有所作为

朱训理事长在书面发言中强调指出，自然辩证法要重视和认真研究在科技快速发展的时代，人类社会、科学技术和自然现象三者间的关系，在抗震救灾重建家园的实践中，认真观察、分析、研究、总结，用科学的眼光认识地震，用科学的手段救援救灾，用科学的知识恢复灾区人民的身心健康，用科学的规划重建家园。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以实际行动，积极支援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的有关工作，把“为国服务”落到实处。

王克迪教授提出，自然辩证法学科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交叉的领域，非常适合从事关于危机的研究。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应增设一个专业委员会，开展这样的研究，资助一批学者或鼓励研究生做这样的题目。制度建设的向好应从学界的研究开始，使学界的成果慢慢地影响社会，影响制度建设，最后在建设过程中，国家也有比较好的有价值的处理危机的预案。

喻佑斌教授在他的发言中还提出了科学探究系统和知识系统与社会决策系统形成良性的互动的问题。他建议中国自然辩证研究会能否有这方面专门的研究，把科学最新的研究成果和预测的信息变成政治决策、社会决策的重要要素。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秘书长王玉平研究员在会议总结中说：朱训理事长在2006年4月召开的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我会要召开 “自然与社会”论坛。两年来，我们逐步认识到“自然与社会”这个视角对于自然辩证法事业的重要性和意义。这次是我会召开的第三次“自然与社会”论坛。我们要按照朱训理事长要求，重视人类社会、科学技术和自然现象三者间的关系，用科学的眼光认识地震、用科学的手段救援救灾、用科学的知识恢复灾区人民的身心健康、用科学的规划指导灾后建设问题。

会议最后，王玉平、刘孝廷、张明国三位秘书长起立向与会专家和代表致意，衷心感谢各位专家学者光临本次座谈会。                      

                               （本综述根据现场速录稿整理，未经发言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