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  第4期 （总第60期）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秘书处编                           2009. 3. 24

本期要闻

1. 2009年1月11日至12日，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技术哲学专业委员会、哈尔滨工业大学和东北大学主办，哈尔滨工业大学科技哲学研究中心、哈尔滨工业大学社会工程研究中心、东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承办的第十二届全国技术哲学年会，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举行。此次会议的主题是“自然技术、社会技术和社会工程”。（3-8页）

2. 2009年2月19日，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主办的“自然与社会——旱灾与社会稳定发展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友谊宾馆嘉宾楼举行。本通讯曾在今年第3期刊登了以“反思灾害背后的人与自然，谋划危机处境之稳定发展”为题的会议纪要。本期应读者要求，摘登会议发言。（9-29页）

3. 2009年2月28日，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地学哲学专业委员会在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学术交流中心中召开“关于华北地区干旱态势分析及成因探讨与对策研讨会”。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根据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华北干旱的原因，提出各自的见解。(29-31页)

4. 吴国盛编《技术哲学经典读本》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绘有当代技术哲学知识地图。（35页）

本通讯供本会会员和本会理事会、工作委员会、专业委员会、各省市区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及相关学会内部交流、参考。呈送中国科协书记处和中国科协各职能部门及学会服务中心。

目 录

学术活动

   秉承传统  朝向理论问题和技术实践

第十二届全国技术哲学学术年会综述…………………………....…....…3

“自然与社会——旱灾与社会稳定发展学术研讨会”

发言摘登……………………….………………………………….….….…9

地学哲学专业委员会召开“关于华北地区

干旱态势分析及成因探讨与对策研讨会” …………………….………29

会讯

本会2009年学术活动及工作计划一览（2）………………….….……31

书讯

吴国盛编《技术哲学经典读本》

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35

《自然辩证法研究》2009年第4期要目

                       ( 2008年4月18日出刊 )

意义在不在头脑中

——略论普特南的语义外在论………….....……………………………………何丹

感觉世界·物理世界·实在世界

——M.普朗克三重世界学说探析…………………………………黄炳线 孟建伟

技术现象学与空间拉近体验反思…………......…………………….....……杨庆峰

科学形象的历史描述

 ——皮克林的批判编史学及有关争议之分析……......…………………….....…..王延锋

本通讯供本会会员和本会理事会、工作委员会、专业委员会、各省市区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及相关学会内部交流、参考。呈送中国科协书记处和中国科协各职能部门及学会服务中心。

秉承传统  朝向理论问题和技术实践

第十二届全国技术哲学学术年会综述

为了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推动技术哲学的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的发展，2009年1月11日至12日，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技术哲学专业委员会、哈尔滨工业大学和东北大学主办，哈尔滨工业大学科技哲学研究中心、哈尔滨工业大学社会工程研究中心、东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承办的第十二届全国技术哲学年会，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海燕酒店举行。来自北京大学、东北大学、浙江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在哈尔滨的专家、学者百余人参加了会议。

开幕式上，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校长周玉教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秘书长王玉平研究员，技术哲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陈凡教授，黑龙江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孙慕天教授先后致辞，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

为了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特别表彰了从业30年以上并为技术哲学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老一辈技术哲学工作者。他们是：陈文化教授、陈昌曙教授、关士续教授、黄麟雏教授、姜振寰教授、刘则渊教授、阮德玉教授、彭晋南教授、孟宪俊教授、邹珊刚教授、杨德荣教授、曾孝威教授。技术哲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陈红兵为他们颁发了纪念证书。

此次会议的主题是“自然技术、社会技术和社会工程”。技术哲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陈凡教授对中国技术哲学30年的发展历程做了精彩的回顾与展望，北京大学吴国盛教授、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李伯聪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朱葆伟教授、中央党校赵建军教授、东北大学王健副教授和马会端博士、哈尔滨工业大学谢咏梅教授在大会上分别做了主题发言。会议期间与会专家学者们围绕技术哲学的基本理论与前沿问题、技术创新与国家创新系统、技术伦理以及技术与社会等主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

一、              技术哲学30年的历史性回顾与未来展望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也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年、技术哲学专业委员会发展的30年。因此，对技术哲学30年学术历程进行系统总结并对未来进行规划和展望成为此次会议肩负的重要使命之一。王玉平秘书长在讲话中对技术哲学自20世纪50、60年代由东北大学陈昌曙、哈尔滨工业大学关士续教授开创的面向工程技术实践的技术哲学研究以及改革开放30年来技术哲学工作者的学术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要求今后技术哲学研究更应面向中国技术实践问题，为国家的技术发展提供建设性的观点和建议。孙慕天教授回顾了黑龙江省自然辩证法研究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历史中曾经起到的重要作用，同时提出了技术哲学研究中值得关注的三个问题：科学与技术的关系问题、技术与民族国家的关系问题、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并且阐释了这些问题对于中国的技术实践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陈凡教授以“中国技术哲学30年的回顾与展望”为主题，对中国技术哲学30年的历程、中国技术哲学的发展及问题、今后的走向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他指出，中国技术哲学研究开始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是由陈昌曙、关士续教授等老一辈学者围绕工程技术实践展开的哲学研究；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技术哲学进入了体制化的阶段，其标志是全国性学术组织的成立，并召开系列的学术年会、出版会议文集和会刊以及建立网站等。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出版理论专著、系统的专题研究及对国内外技术哲学文献的翻译和出版，推进了技术哲学的理论研究。特别是近年来区域性“技术哲学学术活动”日趋活跃，2006年以来的“北京技术哲学论坛”、东北大学“国外技术哲学暑期学院”和“东北技术哲学论坛”的系列学术活动使得技术哲学的理论研究的和学术争鸣更加深入和广泛。陈凡教授通过统计分析对于中国技术哲学的研究现状进行了解读，从2004年以来，我国在技术哲学领域内发表论文共计1489篇，占30年来中国技术哲学论文总数量的41%，这表明我国技术哲学的研究在近5年来取得了较快的发展，这一阶段是我国技术哲学研究在相关期刊发表文章数量最多、研究领域最广、学术队伍趋于稳定的阶段，中国技术哲学研究在新世纪出现蓬勃发展的姿态。其中，STS研究、技术创新、技术价值论以及可持续发展等应用研究居于主导地位。但进入21世纪以来，学术界更加注重对技术哲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同时对国外技术哲学研究动态给予关注。

陈凡教授认为目前技术哲学研究中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区域发展不平衡（南冷北热）；对国内学术界关注较多，对国外学术动态了解较少；对技术哲学的研究比较积极，对技术哲学的教学研究较少；对技术实践中重大问题研究较多，对理论前沿问题研究较少；对国外技术哲学理论成果引进的评述较多，引进后结合中国国情自主创新较少；邀请国外学者来华介绍欧美技术哲学较多，走出去向国外传播中国技术哲学研究成果较少。

展望中国技术哲学的未来走向，陈凡教授指出，中国的技术哲学正走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们将面临着从“国外技术哲学述评”向“以基本理论问题为导向”的转折期。要以CSPT作为中国技术哲学工作者的学术中心，“内核硬化、边缘软化”；坚持了解“新兴技术发展”与深化“传统技术认识”相结合、通晓“国外技术哲学”与直面“当下中国实践”相结合、“经验转向”与“经验升华”相结合、“专一化”与“多元化”相结合的原则，推进中国技术哲学事业。

二、技术哲学的基本理论及对现象学技术哲学的关注

在本次会议提交的论文中，有关技术哲学的基本理论与国外技术哲学专论的论文共计有41篇，占全部会议论文的28%，反映了学者们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博士研究生论文的精华部分。

在会议发言和提交的论文中所讨论的问题体现出在技术哲学本体理论研究方面，技术哲学的纲领和规范问题仍在视野之中，但是现象学技术哲学受到较高程度的关注，除了三人专门以此为题之外，还有若干人在论及其他问题时也涉及到现象学的技术哲学。

陈凡教授和傅畅梅对现象学技术哲学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认为现象学对于技术哲学意味着希望。国外技术哲学的主要人物和流派成为也成为关注的重点，在发言者中专门或涉及到的人物有海德格尔、伯格曼、芒福德、伊德、温纳、波兹曼等，还有学者对人物之间的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

湖北大学哲学学院的舒红跃副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朱葆伟教授认为，对技术哲学层面的反思，意味着与日常生活中的技术“意见”的决裂，然而，海德格尔早期对技术的分析中生存着的此在使用的还是现成的技术（用具），这使得他的生存论分析具有不彻底性，而海德格尔晚期对传统技术与现代技术的区分仍未切中技术的“剩余物”。

东北大学曹继东博士和张秋成博士分别就伊德的技术文化观和技术现象学进行了解析。

西安建筑大学的邓波教授对芒福德有关技术与城市发展的思想进行深入的解读，认为在技术上，芒福德提倡一种“民主的技术”，以改变集权的技术文明从而恢复人在技术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实现人技术的协调发展；在城市发展中，芒福德认为人类所生存的世界应该是知识世界、生活世界与意义世界的统一。

东北大学的陈红兵副教授及其合作者们对波兹曼等新卢德主义者的技术思想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解读和分析，指出其对于克服技术的负效应、深入认识技术发展与全球化关系的意义。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引起持续关注，并从更广的维度展开，如从马克思的生态观、异化思想等方面来探讨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

技术哲学的其他新问题、新观点也有所涌现，中国社会科学院段伟文副研究员认为，技术是现代科学的本质，现代科学与技术实质上是技术化科学或现象技术。浙江大学的博士生潘恩荣试图以类函数模型为创造性设计情境中的人工物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问题提供系统的解决方案。

华南理工大学的肖锋教授在对该专题讨论发言的总结中指出，基础研究上的内外研究基本平衡，但以外为主，即对国外思想的介绍为主。 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与以学派、人物为导向的研究基本平衡，但以后者为主，较多的是“追踪”式、引介式的。由以上决定，在研究的叙述风格上的多样化，有的以别人的话说别人的观点，有的以自己的话说别人的观点，有的以自己的话说自己的观点，但以前者为主。

三、              面向技术实践的技术哲学应用研究

中国技术哲学从20世纪50、60年代起步开始，便体现了一种面向工程技术实践的传统，在本次会议上提交的论文中，技术哲学的应用性研究论文占到了70%以上，并且相当数量的论文专门就中国技术实践问题展开研究，体现了“为国服务”的理念。技术伦理作为技术哲学经验转向中的焦点问题成为本次会议热议的问题。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李伯聪教授以“绝对命令伦理学与协调伦理学——四谈工程伦理学”为题目再论工程伦理问题。他认为，工程技术活动面临着诸多决策和协调，因此在工程伦理学中，决策伦理便成为一个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问题，在绝对命令伦理学和协调伦理学这两种不同的伦理学原则和方法的对立中，工程伦理学明显地要倾向于协调伦理学。

北京化工大学张明国教授就技术风险和面向技术风险的伦理学研究提出了一些具有启发性的问题：技术风险究竟来自于技术本身、科学本身还是来自于社会？技术风险中涉及哪些伦理问题，如技术伦理、科学伦理、环境伦理和生命伦理，这些伦理问题有何关系？面对技术风险引发的伦理问题，如何进行创新型国家建设、和谐社会建构以及生态文明建设？

此外，学者们还就工程师的伦理责任、纳米技术和克隆人技术伦理等问题展开讨论。在技术创新问题上与会专家的研究表现出对本土化问题和实证研究的兴趣，对中国的技术创新政策、技术创新理论和案例进行了研讨。

哈尔滨工业大学孟庆伟教授对中国交通运输业的技术创新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交通运输业以“服务”作为企业的终极“产品”，决定了其技术创新内容主要体现为“物流服务创新”，应围绕决策创新、运输“产品”创新、市场（营销）创新以及管理创新等环节展开。

哈尔滨师范大学吴永忠教授对自主创新的国家发展战略进行深入的解读，认为自主创新实质上是中国特色的知识发展战略，具有科技发展与经济发展、宏观战略与微观战略、体系建设与机制建设和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新五个统一的特殊涵义。

福建省委党校査英青教授对中国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中的体制协调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哈尔滨工业大学谢咏梅教授以日本丰田汽车为案例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认为技术创新是一个的路径依赖和网络嵌入同时发生的过程，提示人们关注技术创新过程中蕴含着丰富内涵的历史和经验情景、技术哲学研究需要跨学科的学术视野。

技术与社会作为技术哲学长期关注的主题，在本次会议上既有对STS理论的关照同时有也更多以问题导向的研讨。东北大学的郑文范教授以扩展研究视野为出发点，从STS研究的逻辑进路和学科进路探讨了STS的学科建设问题。哈尔滨工业大学的黄丽华副教授和唐魁玉教授分别关注了中国2008年中国发生的两个重要的事件：雪灾和汶川地震，并分别从基础设施的技术风险和复杂社会工程的视角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贵州大学的梅其君教授对现代技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给予关注，并认为现代技术的自主性是其影响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在根据。哈尔滨工业大学付丽教授、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王岑教授对人类的网络化生存、网络技术的社会影响给予了充分的关注。这些研究充分体现着学者对技术实践问题的深切关怀。

四、              对技术哲学教学的特别关照

陈凡教授在谈到中国技术哲学30年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时指出：“大家对技术哲学的研究比较积极，对技术哲学的教学研究较少”，即技术哲学教学和科研不平衡。作为对于这一问题的回应，本次会议上技术哲学教学问题首次成为年会的议题。

北京大学哲学系吴国盛教授组织了关于技术哲学教学问题的专题研讨，并带来了其新近组织出版的《技术哲学经典读本》一书，他的这一议题以及该读本引起与会专家和研究生的兴趣。 

来自东北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安建筑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学校的教师分别介绍了各自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或硕士研究生技术哲学课程的开课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从各学校开课的情况看，有的学校主要讲授技术哲学概论、有的学校同时进行技术哲学概论讲授和和原著研读，课程设计与学时不尽相同。尽管大家认同技术哲学原著对于学生培养的重要意义，但是也感到学生的知识基础以及教师对原著的充分把握都存在问题，因此技术哲学教学的基础性建设（包括教材建设、师资培训等）应该成为技术哲学学科建设中的重要议题之一。

大会闭幕式上，技术哲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赵建军教授对大会进行了总结，他提到此次会议专家云集，年轻学者和女性学者占有相当的比例，表明技术哲学队伍有着强大的凝聚力；学术氛围浓烈、学风朴实，学术论文的水平达到了新的高度。陈凡教授宣布了第十三届全国技术哲学学术年会将由上海大学承办的决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秘书长张明国教授对会议的组织和学术研讨给予充分的肯定，并对今后技术哲学研究提出了建议和要求。

（哈尔滨工业大学谢咏梅供稿）

“自然与社会——旱灾与社会稳定发展学术研讨会”

发言摘登

2009年2月19日，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主办的“自然与社会——旱灾与社会稳定发展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友谊宾馆嘉宾楼第二会议室举行。本通讯第3期刊登了以“反思灾害背后的人与自然，谋划危机处境之稳定发展”为题的会议纪要。本期应读者要求，将会议发言摘登如下。

  何祚庥（中国科学院院士，原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从理论物理的角度说，中国将来遇到旱灾的机会或者遇到大旱灾的机会可能还会增加，其理由就是温室效应。气候变暖会引起海平面上升，海水量增多，陆地水量减少。所以旱灾不完全是一个短期行为。至于什么地方发生旱灾，现在还很难做出准确预测。中国的人均水资源是世界的四分之一，并且水资源分布不够均匀。我不反对“南水北调”，但从战略来看，这种方案在实施过程中会有困难。南水北调方案中的最大争议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有些地方不同意调水。其原因是他们那里的水也不够用。因此，通过调水解决水资源不均衡的问题是有些困难的。我的解决方案是：把渤海湾的海水调往西部，实现“海水倒流”。这个方案是我从一位搞自然科学研究的同志那里获得启发后提出的。他说：中国沙漠地区有个特点——东高西低，内蒙古是沙漠地区最高的地方，只要把海水从渤海调到锡林浩特，那么，原则上海水可以一直流到新疆。这句话给我的触动很大。那么，怎么把水从渤海湾调到锡林浩特呢？大家知道，从渤海湾到锡林浩特一共有600多公里，锡林浩特的海拔高度是1300米。把海水从渤海调到锡林浩特需要耗电。计算可知：调1立方米水耗费4度电，花费两块钱。从渤海调海水的成本要低于南水北调的成本。问题是电从哪来？我主张可以用可再生能源（如风能、太阳能等）发电。风能发电如果上电网可能价格比较贵。这是因为风能的风强度是不定的，而电网要求稳定，为此需要有很多控制条件，所以花钱就很多。但是如果不上电网，只用作调水，成本可以减少一半。可见，用风能调水就可以节省投资，具有可行性。同样，太阳能发电虽然上电网会增加成本，但如果被用来调水，也会降低成本。太阳能还可以用来淡化海水。所以，利用可再生能源把海水从渤海调往锡林浩特，再在锡林浩特对海水进行淡化，进行晒盐，晒出来的水蒸气在华北就会变成雨水落下。通过实施这种方案，还可以使盐田搬家，即把本来在东部的盐田搬到内蒙古地区，那个地方晒盐效率又高，盐产量会增大。东部盐地海可以腾出来做房地产生意。所以，我认为，采用这种方案在和技术和经济上也都是可行的。这是解决中国大规模缺水问题的唯一办法。如果实施这个方案，就可以调水以及淡化海水1500亿立方米，相当于要在中国再造一个黑龙江，再造一个雅鲁藏布江。欧洲正在酝酿大力发展太阳能和风能的方案，其目的一是供电，一是淡化海水。由于太阳能最好的地域是北非，因此，他们希望北非供应太阳能资源，而北非却希望欧洲为他们解决水的问题。欧洲有技术但缺钱，于是又去找中东国家，而中东国家虽然有钱，但也缺水。因此，他们希望欧洲为他们解决淡水问题，为此，他们设计了一个环地中海方案：在中东和北非地区大力发展太阳能，同时淡化海水，淡化海水的量达到1500亿立方米。欧洲计划到2050年，达到每年淡化海水1500亿立方米。这种现状值得我们思考。

大家知道，人类有两大基本问题，一是生存问题，一是发展问题。生存问题的关键是粮食问题，发展问题的关键是能源问题。此外还有水的问题，没有水就没有足够的粮食，没有水也不能发展。新疆严重的问题不是缺少资源，而是缺少水，一些好的规划或方案都因此而无法实现。从渤海湾调水到内蒙再调到新疆的方案，应该被提到议事日程，进行综合研究，因为实施这个方案会牵扯到社会政治、经济、气候、地形、环境等各方面的复杂问题。

  自然辩证法讲哲学就要牵扯到人和自然的关系。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总结了苏联的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规律的性质问题。他指出，“规律是不能创造出来的”，他认为不仅自然的规律是客观的，社会经济的规律也是客观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也就是没有阶级性没有民族性的。他说，“自然规律发生的结果也就是自然发生作用的结果是根本无法预言的，自然力的破坏作用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不受人们影响的，以不可抗拒的力量而出现的”。他说，自然规律不可创造，但是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并不是永远不可抗拒的，在天文、地质以及某些其他类似的过程中，人们即使认识它们的发展规律，也确实无力影响它们。也就是说人们是能够影响自然界过程的，人们如果认识了自然规律，善于应用和利用它们，便能限制其发生作用的范围，把自然界的破坏力引导到另一方向，使自然界的破坏力转而有益于社会。他说，“随着人类知识的发展，当人们学会了修筑堤坝和水电站的时候就能够使社会防止在从前看来是无法防止的水灾。不仅如此，人们还学会了控制自然界的破坏力，可以说是学会了驾驭它们，使水利转为有利于社会，利用水来灌溉田地，取得动力。这是不是人们因而就废除自然规律科学的规律，创造了新的自然规律，创造了新的科学规律了呢？”他说，“不是这个意思。问题是两件事情，一个是规律的应用，一个是规律本身。人对自然规律是不能创造的，也不能废除的，因为规律是客观的，在应用方面是另外一回事。当然，任何一个工作过程要确切根据自然规律、科学规律来实现的。”

  现在相当一些人包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经济规律是有阶级性，有姓资姓社之分，有姓公姓私之分。规律是没有阶级性的，价值是有阶级性的；价值是多元的，规律是一元的。这些都是基本问题。大自然不是尊重与不尊重的问题，是应该尊重自然规律的问题。我觉得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和自然的关系的论述应该是比较科学。另外，对社会经济问题也一样，有的社会经济领域可以影响，也有不可以影响的。希望一切都可以用宏观调控来指挥，不按照经济规律来指挥，我认为是做不到的。所以，我很愿意把斯大林这段话重新说一下，除了有助于我们讨论人和自然关系之外，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国家现在推进的改革开放建设。改革开放是生产力发展的，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刘少玉（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研究所地下水室主任）：从大气环流来讲，我们所处的地带干旱是正常的事情。现在罕见的干旱既是短期气候异常的一种现象，同时也是气候长期干旱调节下的正常规律，既是这么多年来水资源开发利用有关的影响结果，也带有必然性。要正确看待这个问题。这次干旱是近三十年来逐渐形成的，未来可能还会加重。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地下水降的越来越厉害，很多地区都形成了地下水的“交通漏斗”，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由于这么多年来满足我们供水需求的很大一部分，是靠透支过去历史的积存。

  地下水有其自然规律，它天然的补给、运递、排泄。从大的规律来讲，如华北平原，大体可以分成中东部和中西部，中西部通常属于以单层粗颗粒的含水层为主，靠三江水质交替比较快，水质也比较好，循环也快。中东部属于多层结构，颗粒比较细，相对来说水循环比较慢。从开发利用角度来说，靠中西部有利于开发，一般井的出水量也比较大，靠中东部开水量比较小，而且由于受海气和道路盐化的影响，靠浅部水质一般都差一些。解决供水问题靠中东部地区主要是开采生产水，生产水过量开采以后，地面沉降、地裂缝等一些灾害现象就会出现。所以，地下水本身合理开采，就是能够开采每年更新可利用的部分，这是比较合理的。这么多年农业开采量很大，严重透支，城市这些年发展也很快，造成严重超采，于是一些问题都出来了，我们讲可持续发展，以后怎么办？我也赞成调水，因为总量是缺的，但是调水毕竟数量优先，而且成本很高。目前，干旱区自己解决供水的出路上还占了很大比重，对此我们还没有很细致地进行研究。

  从水量的角度来讲，应该涵养和补给地下水，当然，靠自然的补充会比较缓慢，这就需要采取一些人工的措施。去年，我们设计了一个项目——华北平原抢救水开发利用示范项目。从结果来看，这一块的改造也是可以的，如北大港农场，浅层显水埋深就是1米左右，很多树木根一扎到水里就死了，因为那里是咸水，我们就利用上游季节性的水库，蓄涝的水库，在水库不远做了实验区，目的就是通过汛前抽取咸水，然后把辐射的管放在洪水位之下、枯水位之上，在汛前把这个水抽走就腾出了窟窿，利用汛期自然地把淡水补进去。把这个想法扩大到低洼地改造上也可以实现，而且从井形的角度来讲，老百姓为什么现在觉得弱海底层出水量比较小，因为灌溉的时候满足不了供给需求，采水量很小，使得用水跟不上。我们就采用了联通辐射利用“虹吸”原理，打几个井，中间一口大井，周围的井可以通过一个井抽取补其他井。这样可以基本满足老百姓抽水和用水的需要，有些地区老百姓用起来比较方便，成本也不是很高。如果这种情况能被老百姓接受，在靠近中东部地区的咸水改造的进程会加快一些，而且水土潜力可能会挖掘的更好一些，可能将来对环境改善也有好处。

  还有就是增加循环水的利用，这个实施后，循环利用可能会更有效。华北平原这一块的蒸发量不小，如果蒸发和降水这两项措施都能够利用起来的话，这个量是相当大的。因为每年的降水有五六百毫米，蒸发差不多上千毫米，如果蒸发的水能够有效地聚集起来，把降水更有效地聚集起来，这两项水用于水土的改造，可能也是一个出路。

姚监复（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姚监复研究员）： 15年前，邓楠主编的一本名叫做《中国重大自然灾害及减灾对策总论》的书早就预见到干旱的问题：她提出：（1）地震活跃区和干旱区是基本耦合的，1480年到1720年是地震活跃区，1720年到现在是第二个地震活跃区。干旱区是两个，1479年—1691年，1891年到现在是干旱期，这两个时期在时间上基本上是一致的。另外，随温度有四次变冷的时期，1470年—1520年，1620年—1720年，1840年—1940年，1945年至现在。这三个时期是一致的，空间、时间、成因上可能有联系，原因是地球运动的公转、自转、涨缩、长度等地球等速的运动引起地球内部和气圈、水各方面的影响。（2）春寒秋涝一直都是规律性的问题。邓楠的书上有很详细的表，每年对农业影响最多的是干旱，所以干旱不是今年突发性的、偶然性事件，是必然性的，今年比较严重。

  我同意邓楠的意见，可以从多方面解决旱灾问题。我是搞农机化的，我赞成两茬平作：小麦种完后全部种玉米。但是，有人主张搞“两茬两年三作”，搞间作，因为美国的间作适合机械化。我们农业耕作方式是不是应该考虑这一点。50年代，北京地区大都依靠抽地下水灌溉农田。河北、内蒙等也这样做。依靠抽取地下水灌溉农田的产生方式，内蒙地区有一年增产了50亿斤粮食，宁夏也增产了粮食。在一次国际农业讨论会上，当他们把这种生产方式介绍给与会学者时，有位荷兰教授就说，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说，不应该用地下水，地下水就应该被用在战备或特大灾荒的时期。如果生产粮食和政绩观挂钩即升官挂钩就违反了自然规律，最后导致沙化。现在看来，那时的开荒和抽取地下水跟与现在的沙尘暴可能有关系。邓楠说了，对于灾害不应该进行单因素的治理。因为某一个灾害会带来次生灾害和衍生灾害，而且灾害之间还有一些联系。我想，旱灾的问题可能还有持续的问题，大旱出现大涝也有可能。应该对地震影响大气环流气流变化的问题进行综合研究。

另外一个问题牵扯到生产关系。水利投资不够，农田水利如果不好好利用，每亩需要的水量比原来水利设施配套的量就会多得多，这方面谁投资？我认为水利应该由国家投资。原来，水利投资占国家投资的比例最多的时候，水利占全国基建投资比例大于农业占全国基建投资比例。投资比例最高的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达到6.8。第三个五年计划是6.6，第四个五年计划是6.6，第五个五年计划是6.7，第六个五年计划就降低到了2.3左右，这两年逐渐下降。还有两个曲线是上升的，一个是GDP，另一个是灾害直接经济损失。

对于整个防灾体系，邓楠主编的那本书上讲了很好的意见，提到了预报、预测、监测，还有防灾抗灾等，包括各项灾害子系统，还有一个总体系统，还有灾害之间存在的相互影响，它和时间、空间依次发生的综合积累影响，不同于单种灾害的个别影响，从简单累加转变到较广泛的、系统工程性的研究。她在15年前提出这些意见都是很好的，但是我们没有落实。

  李建军（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秘书长）：关于旱灾的原因更多的专家都强调是大气环流异常，造成了暖湿气流不活跃，这是主要原因。还有一些专家主张，旱灾不能归结于大气环流异常，而是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加剧等各种因素叠加影响。具体到中国，可能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媒体也报道强调旱灾的时候，都强调农村的水利灌溉设施、农业生产等方面的问题。尽管有专家说有这么严重的问题，但是我们的粮食安全还是有保障的，不会减产，所以灾害再厉害，我们还是有办法解决的。 

灾难发生后，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农村农业问题。如果把这个跟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联系起来的话，大家又会看到一个场景：大量的农民工失业返乡，势单力薄的人承受起应该由社会承受的福利措施和经济压力。不管是社会造成的麻烦，还是自然造成的麻烦，为什么偏偏都是由农民、农村和农业来承担呢？具体到自然灾害来讲，可能有一些人说，农民、农村、农业本来就是靠天吃饭，农村、农业、农民承担的自然灾害引发的各种生产经营风险最大。但是，如果政府对农村公共投资比较充分，水资源开发和保护方面基础设施也相对完善，另外还有一些面向农村、农业、农民发展的公益性气象预报能力相对完善，农业生产方式不是目前简单粗放的形式，而是因地制宜地依照当地的自然资源和生态条件从事的集约化生产方式，这些灾害是不是可以减少造成的损失。

  2008年发生的问题比较多，是大自然向中国敲响了警钟。从农村角度讲，就是社会经济发展模式需要调整，特别是要以科学发展观作指引，真正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之路。在2005年前后，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提升，有一些专家就讲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是个战略机遇期，形势比较好，但同时有一些专家也警示可能出现危机。这几年问题出来了，有自然灾害，也有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说明我们要选择谨慎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治理政策。

  关于谨慎的社会治理政策，首先是怎样增加对农村工作投资的问题。虽然中央不断强调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发展。但是，公共投资必须加大。有文章谈到这次旱灾是一个有利的机会，可以增加农村的水利灌溉设施。我们为什么不做提前的总体规划，把它当做农业发展的基础建设来做，而是出了问题，才突发性地解决问题。政府应该有通盘规划，解决包括农村水利基本设施在内的公共产品投入和供应不足的问题，让农业、农村和农民改变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改善粗放式和集约化农业自然资源开发的技术条件，支持农村地区自然资源的保护和管理项目，让设立各类防范自然灾害风险的预警机制发挥作用。

  第二，解决好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的问题，将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工作纳入政府重大发展规划。现在一谈到环境问题，就讲到工业污染，实际上许多资料表明，农业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环境治理也包括农业生产的节水培土，自然资源的破坏，破坏了农业的生产基础，增加了农业面临风险的复杂性，同时农业也是环境治理的关键点。农业是水土资源的主要使用者，温室气体排放使自然生态系统转变和生物多样性流失的主要原因，不仅是粗放式开发土地问题，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大家为了追求收入，对这些水塘、水库不给予投资保护，结果这些都被废弃掉了。这次旱灾发生后就造成了直接影响。所以，我们必须通过社会公共政策的调整来解决农业生产的外部问题。

  第三，充分保护农民利益，并积极引导农民围绕国家战略开展抗旱救灾、资源保护和生产经营活动。旱灾严重，粮食减产后，价格也会上去。就像政府强调保持耕地的红线，要保证粮食安全，但农民未必响应。只有充分调动农民生产救灾的积极性，各种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才能减少到最小，国家的粮食才能坚实地及时保证。所以得有人长期做这个事，另外，政府要制定相关救灾方案和发展规划，除了听取专家的意见，还要了解农民的想法和意愿，想方设法让农民参与到计划和方案当中，这样农民才能和政府的行动一致起来。

李惠国（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原副理事长）：要把水资源问题、农业现代化问题放在国家最重要的战略决策方面加以考虑，而且要有一个长期的、系统的安排。

第一，中国旱灾在自然灾害中居首位。因此，自然想到国家水资源的问题。中国的人均水资源相当于世界水平的四分之一，而且我们国家每亩耕地占有水量比世界人均占有水量小得多。据对149个国家和地区最新统计，中国人均占有的水资源量已经退居世界110位，另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我们有限的水资源81%集中在长江以南地区，而耕地面积仅占全国36%，淮河及以北地区耕地占有全国的64%以上，水资源只占全国水源的20%。不但水资源严重短缺，而且有限的水资源污染又非常严重，现在污水排放量每年是以18亿吨的速度增长，而且全国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每天的排放量超过了1.64亿吨，其中80%以上的污水没有经过任何处理都排入了水域，造成全国大面积污染。

  另外，我们的水资源利用率在世界上也是排在后面的国家，而且我们单位GDP用水量是先进国家的十几倍到几十倍，而且一些重要的产品单位耗水量比国外先进水平高出几倍甚至于几十倍。所以，就造成我们一方面缺水，一方面又大量浪费水，还有污染水。所以，水资源隐患今后会非常严重。另外，我们地下水超采非常严重，使地下水形成的漏斗非常大，这种过度开采率已经达到98%，而地下水开采率的警戒线是40%。全国地下水超采区从20世纪80年代56个地区已经扩大到目前的164个地区，超采面积由8.7万平方公里扩大到18万平方公里，年均地下水超采量超过100亿立方米，有6万多平方公里的地面下沉，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地摆在了我们面前。我们每年缺水总量达到400亿立方米，而且农田受害面积每年达到3.85亿亩，平均每年因为旱灾减产的粮食是350亿公斤，全国有3.2亿人饮水不安全，有400多个城市供水严重不足。

  第二，以色列农业发展的启示。以色列是世界上气候非常干旱，淡水资源非常缺乏的国家，其人均占有水资源是全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33，我国是1/4，他们的干旱问题比我们严重的多。这样一个国家为什么农业高度发达，而且每一年农业还创造大量出口外汇，关键就是他们依靠最先进的科学技术，解决了严重缺水问题，而且农业达到现代化水平。

  以色列的几届国家领导人都清醒地认识到，国土面积小，荒漠沙漠多，水资源又贫乏，发展农业的条件先天不足。但是他们要走科技发展农业的道路。所以，通过科学技术和集约化发展农业的道路，达到了世界上先进的农业发展水平。他们长期以来重视农业科技和农业技术人才，在教育上特别重视农业技术人才的教育，有一个完整的知识推广体系。另外，他们重视农业科研的投资。农业如果单纯靠一家一户小农经营不行，必须走集约化规模经营的道路。还要大量利用市场的力量，利用经济的杠杆来促使农业的发展，所以农业方面取得银行贷款很容易，而我们现在农业取得一点贷款非常难。他们有限的土地通过农业科技实现了土地种植面积成倍增长。而我们现在可耕地面积越来越少，这些教训都是很深刻的。我们要把这个问题长期作为一个战略问题加以研究。 

我们应该把农业现代化的问题和水资源利用的问题，提高到国家最重要的战略地位上，长期地考虑，而且加以综合解决。目前看“四个现代化”里最慢的就是“农业现代化”，而农业的现代化就是靠科学技术，靠规模经营，靠市场运作机制。我们参加过一些重要的规划，对整个中国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的发展问题，始终没有做一个全面的、综合的战略研究。我们参与《科学技术中长期发展规划》等等好多社会规划，但是没有农业科学技术现代化问题、农业的生产方式、经营方式、农业的生产关系问题统一起来加以解决。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在80年代曾经搞过中国农业问题研究，写了很多东西，现在我们应该组织力量搞这方面的研究。要把国外的经验好好总结，对国内的现状要有一个深刻的认识，能够搞一个系统的规划，在长远的战略上加以考虑，花大力量进行系统的研究。

赵南元（清华大学教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保卫科学精神工作委员会主任）：现在大家都讲到农村用水增加，确实比以前多了，为什么呢？毕竟因为有了这样一些设施，所以才能增加，以前靠天吃饭，想增加也增加不了。由于有了打机井的技术，于是，地下水位在下降。实际上我们总的水量有些不足，特别是北方，南方再怎么说还有发洪水的时候。北京好象是60年代有过一次洪水，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以前，北京的万泉河、圆明园到处往上冒水，但是现在水都向地下走了。北京的人口现在达到了1800万，实际上，我们大量消耗水资源的原因在于城市化，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消耗水也随之增加了。要节约用水，就必须改变生活方式，但这个问题很难解决。

  节水最终要靠现代农业，滴灌能节水，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这个问题有个前提，以色列相当于一个发达国家，我国工业也慢慢发达起来。所以，解决水的问题归结起来还是钱的问题。一个社会能够消耗多大的能源，就能弄出来多少水，海水淡化只要有能量有能淡化了。现在有很多人主张不要单纯追求GDP，发展就是硬道理，有了钱这些事都能干。

  何祚庥：新疆大力推广滴灌技术，农民自愿出钱。为什么？因为滴灌装备做得非常便宜，为什么我们国内不能推广以色列的滴灌技术，不是我们不会使用那套技术，而是因为以色列的水是高度清洁的水，在运送过程中不会堵塞，我们的水没有那样清洁，里面有泥沙，要达到清洁，要相当大的资金。

  李惠国：以色列给我们的启示是，需要进行市场机制、经营方式的改革，我们不能完全照搬他们的经验，我们自己完全可以解决。但是，在小农经济条件下，一家一户解决不了。目前的投资体制还存在很大问题。

赵南元：有人主张“应该尊重大自然”，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原因在于抗旱靠的是水利工程、水利设施，但是，我们的水利设施大部分是在六十、七十年代修的，现在，体制变了，人民公社没了，这些设施也年久失修了。另外，也有思想观念上的问题，我们现在很多能做的事没做，有些极端环保主义者或者伪环保主义者，认为修水利就是破坏环境，就是破坏生态，这个基本观点如果改变的话，水的问题就解决不了。什么叫生态？适合人生存的那个状态叫做生态，而不是说没有人的原生态叫“生态”。适合于人生存的生态，就必须该修水库就修水库，该修灌区就修灌区，该做防震就做防震。有一种反GDP主义，认为我们宁可生活的穷，也不要破坏环境。汶川大地震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自然破坏起自然来比人力大多了，我们在四川修那么多水库在这次地震中没有一个出现垮坝的。

  韩增禄（北京建工学院教授）：北京市海淀区在历史上水是很丰富的，一镢头都能镢出水来，现在水都漏下去了，像黄河已经断了五次，江河湖海的水都漏下去了，那就是大旱。所以，几千年来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最大的困难就是旱灾，旱灾当然会推动水利的发展。水利会影响国家社会经济区的形成和转移，进而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动乱，乃至国家的统一和分裂。中国是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稷为主。历代都有社稷坛，稷以土为本、以水为命，没有水的地方，水草不生，动物都不能生存，人更不行。所以，水的问题非常大。中国的文化原则上属于农业文明的范畴。农业生产最大的特点就是靠天吃饭。人和自然的关系实际上就是社会和自然的关系，因为人是通过社会活动来影响自然的。在古代，人对自然界的影响的范围很小。工业文明之后，科学技术发展之后，很大程度上我们就是在破坏自然环境。所以，一旦人和自然的矛盾的尖锐化高于国家与国家、社会内部矛盾的时候，各国都会在这个问题上形成统一战线。

  另外，现在的旱灾有自然的因素，也有人为的因素，这些问题不可忽视，我们能够做得就是控制自然的行为。在这方面，老子绝对是我们的老师，对中国来讲，人和自然关系是指天人关系；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也是天人关系，是人和自然的关系。自然辩证法最根本的就是自然观，其灵魂和核心是人和自然。我们现在能调控的就是人的因素，中国在资源和能源消耗方面已经成为世界大国。城市化的核心问题就是土地规划的控制和使用，现在污染的很大根源也是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说中西文化的矛盾，美国人说是冲突，这个冲突看怎么讲，如果说是矛盾，我们主张的中西文化优势互补，冲突在什么地方呢？中西文化的本质就是农业文化和工业文化或者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差异。如果把工业文明说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妙，把农业文明说的一切都那么一无所有，从我们祖先留下来的传统思维方式来讲是不合适的。这些问题首先要从观念、理念上解决。不要极端化对待中西文化，要优势互补。

  张法瑞（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根据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的统计数字，截止到2月11日，全国耕地受旱面积2.74亿亩，作物受旱面积1.34亿亩，其中重旱3761万亩，干枯的是416万亩。已经有465万人、233万头大牲口因这次干旱发生饮水问题。农业部2月12日发布的消息，北方八省小麦生产区仍然有40%小麦受旱，比高峰期下降了1/4。

  当今旱灾的发生可以归结为自然因素、人为因素，或者说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相作用的结果。人为的原因是我们可以注意的，也是研究会可以研究的。这些方面不能完全归结于大气环流、全球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的不合理性也有关系，这是主要原因。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在解决“三农”问题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但是在农田水利建设方面欠帐是明显的，这次抗旱过程中凸显了这个问题。土地细碎化跟农田水利公务性之间的矛盾性问题，如何用合适管理机制解决这个矛盾问题一直没有好的措施。

这次抗旱过程中反映出由于体制改革不到位而造成水的浪费、污染、使用不均甚至破坏的问题。另外，水质污染属于水质性缺水，相对于现在提出的体制性缺水问题，离不开体制改革，需要和体制改革综合考虑，包括各种机制研究的问题，包括水利分配制度和管理方面，需要从宏观调控和市场调节两个方面相结合的层面上进行研究。

  在过去20年里有个统计数字，干旱造成的损失平均占到中国GDP的1.2%，今年如果特大干旱可能要占到很大的比重。另外，有学者研究，历史上1922年到1932年有过持续十年以上的干旱，在当今中国也很有可能发生，这是值得研究和关注的问题。

  从目前来讲，据权威统计数字，全国大型灌区主要建筑物40%左右需要维修，中小灌区大概50%需要维修，中国水利工程特别是农田水利工程多数在上个世纪60年代修成的，老化失修问题非常严重。有人主张让返乡农民工可以投入水利建设。但是他们没有积极性，解决金融危机导致返不了城，留在农村，给他找点事干，国家进行一定的投资，这种长效机制的水利工程是可以做的。如让返乡农民种树行不行，后来说种树可能有问题，树长大了，有可能成为抽水机。从历史资料看，旱灾不仅影响到粮食问题，而且影响到整个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甚至还影响到政治、社会稳定的问题。

  今年抗旱比较应急，有效途径要积极寻找，关键是长效机制和措施问题。既然中国旱灾难免，北方地区旱灾常有，这是不可避免的问题。除去李惠国老师谈到的从科技、规模、市场三个层次研究农业科技等发展战略问题，还有政策保护问题，美国等一些发达农业国家还在保护农业，不是完全的市场化，完全的市场化对中国的农业是要命的问题，还包括生态等一系列的作用问题。这个层面要加强管理，加强政策保护，我们有农业科技中长期规划，但是没有一个综合的中长期规划，包括法规建设方面的保障机制等。农业部专家组提出一个技术路线：“科学抗旱、分类指导、水肥并进，早促早发，防控病虫”，现在来看还是不错的。中国农业大学有的学者提出“抗旱增产是个系统工程”，包括政策投入、技术、技术、农民的积极性，多部门的配合等，这些意见和建议都值得参考。

  欧阳志远（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水资源是一个综合问题，解决起来也要综合适度。总的来看，北方指的是西北和华北，东北的情况跟这两个“北”还不一样。两北问题从历史上还就是这样，因为青藏高原隆起对两北地区的气候影响很大，因为受季风影响，旱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从我们有史记载来讲还是旱灾，水涝的可能性比较小一些。

  为什么最近几年旱灾突然严重起来？有几个原因：1.全球性气候变暖，造成降雨比历史上少，才出现旱情；2.两北地区主要水源是黄河，黄河的来水却在减少，这几年我们一方面在加大对黄河的水土保持工作，但是另一方面破坏还在加剧；3.自从国务院实施西部扶贫攻坚战，特别是西部大开发以后，上游都在发展经济，特别农业还是用水大户。再加上总量减少，中游和下游主要的农区明显的感到黄河水紧张；4.地表水的污染和地下水的污染还在继续，现在两北地区城镇周边的地表水几乎无净水可见。地下水一方面超采，更为严重的是地下水的污染很难治净；5.浪费问题。生活用水、生产用水，农业上用的是大水漫灌，工业用水更是毫无节制。城市化后，很多用水就是用在过分追求体面，是非正常用水。有一种说法是，节约用水最好让农民搬到城里去，因为可以有节制的管理了。但是我觉得这样用水量应该是增加了，因为生活方式改变了。这个改变不光是一个抽水马桶还是洗浴次数的增加，而是为了追求城市生活的体面。这就是城市化带来的结果，是客观事实。以上几方面加在一起就造成水荒，一旦出现一点旱像，马上就比过去任何时候都紧张，稍微严重一点，就会出现恐慌。为什么今年特别恐慌呢？这就有点像温水煮鱼或煮青蛙效应，温水煮慢慢上升，有没有飞跃的临界点不是很清楚，但还是有承受不了的时候。

  对南水北调不能寄予过高的期望。调过来的水大概只占北方用水量的1/8，而且代价非常高。最严重的问题是调水以后，加上三峡大坝的拦截，中下游的水量肯定会受到严重影响。因为北方和南方旱涝同步、丰枯同步，长江的枯水期如果水量减少，不仅影响到航道问题，更严重的会影响水质问题，对长江中下游整个经济社会影响非常巨大。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线工程和东线工程顺利推进会给大家一种错误的印象，以为北方的水用完了可以从南方调来，这样就会使人们毫无节制的耗水。在政府层面，水利部门认为如果东线、中线的水不够用了，是不是还可以调西线的水，一旦西线工程上来，肯定会使得长江水系生态环境严重恶化。长远来看还是要依靠科学技术。我认为在依靠科学技术的同时还要注意人的行为，这不完全是技术问题。

  第一，对黄河水要进行高度严密的管理。为了保护黄河水，上游一定要加大生态保护，大量的投资要用于生态恢复。上游可以适当的节制，把水有计划的调到中下游，这样全国的粮食总量就上来了，而且全黄河都有监视监控，省多少水补偿多少量，可以采用这种办法。

  第二，对雨水工程高度重视。甘肃省年降水量只有300毫米，他们搞“121”工程，一家人两口井，解决用地的浇灌，把雨天的降水集中起来，政府投入非常少。

  第三，一定要认识到节水。观念要改变，很多浪费水的情况，一是由于老百姓对水利的现状不清楚，不知道水紧张到什么程度。两北地区所有的电视台可以在黄金时段插播水危机问题，可以用最小的代价得到最好的效果。用水应该是梯级水价，实在不行政府采用补贴的形式补贴贫困群体，但是水价一定要提高。

  第四，一定要考虑北京等大型城市的承载问题，这主要取决于水。北京市曾经出台过政策，就是中级职称只要有一技之长都可以全家迁北京，人工加大挖人力度，后果非常严重。清华大学的张光北教授、吴良镛教授说构建世界大都市就在环渤海经济圈，这个事情恐怕要考虑。不要人为地把南方人搬到北京来，然后又把南方的水搬到北方。这是不科学的。

  徐治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第一，造成自然灾害的不仅有自然因素，还有社会因素，两方面的因素都可以有作为。实际上自然因素不一定给人类带来灾害，很多其实是社会因素。无论是自然的角度，还是社会因素的角度考虑都可以做出我们应有的努力。现在通过很多手段包括治洪水、旱涝有自然模型的探讨，找到了一些解决的办法。作为社会的管理战略思维层面，作为的可能性和空间应该更大。一些自然发生的事件不一定就是灾害，实际上是整个自然系统一种自我的调节，当和人的社会因素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是好事，有的就是灾害。地震发生在岩石地区的地质年代，它风化实际上还是好事。在人口聚集的地区发生地震可能就会带来最大的灾难，洪水也是，旱灾也是，在某些地区不一定直接造成很大的灾害，而在有的地区灾害显得特别严重。这里面有很多因素，有人为因素，整个人类生活方式布局与灾害程度都有很大关系，所以，我不赞成纯粹“伪生态主义”的观点。

  第二，在应对自然灾害的过程中，应该采取系统思想的方法来探讨灾害的规律和应对的对策。水灾和旱灾可以结合起来同时考虑，还包括其他的自然灾害，不能单从某一方面探讨。应对的技术方式层面也是一样的，具体在哪个层面采取哪个方案应对旱灾，就需要利用系统综合分析的方法。 

第三，在应对自然灾害的过程中，始终应该遵循生态的规律。发生了旱灾，某种意义上也是整个大环境的问题。要采取符合生态规律的办法，但是生态规律也是很复杂的，要用生态的规律来设计我们的生活。

  田松（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面对这种严重问题用什么方式解决，我们这个学科就可以做什么工作。我们更多的集中于观念层面，即人与自然的问题。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取得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是在第二步、第三步都有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步的结果取消了”。革命导师是非常有远见的，在我们面对人与自然问题的时候本能地会有一些强调，可能表述上发生一些委婉的改动，但实际上还是“人定胜天，战胜自然”的思路，这样的思路在根本上是有问题的，会加剧人与自然的矛盾和纠纷，而不会有所缓解。

  所谓“伪环保主义”、“极端环保主义”，“伪环保分子”，这个说法本身包含一种傲慢，即相信自己有能力限制什么是真的环保、什么是伪的环保，而且把自己当然地放在“真的环保”的基础上。对此我颇感怀疑，称之为一种“无知的傲慢”。我可以有一个对称的说法，将其称之为“伪辩证法分子”，因为他没有读恩格斯，不是真正的辩证法分子，这种立场可称之为极端的科学主义立场，当然我不大愿意采用这样一种说法，因为这样一种辩论的方式本身就把一种学理上的争论上升到意识形态的争论。

  科学技术现在还不够发达，但将来会更发展，有些问题现在解决不了，但将来总可以解决。我就奇怪，你可以相信将来总会解决，但问题是现在没有解决，现在并没有掌握全部的自然规律，怎么敢于按照现在掌握的有限规律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呢？等掌握了全部规律再来改造好不好。恰恰就是这样一种傲慢，相信自己现在已经掌握了全部的规律，然后就去折腾，结果就是恩格斯说的，每次胜利，第一步好像是你赢了，可是反过来会是更大的、更强烈的失败。我们的观念需要进行大的变革，中央强调建设和谐社会，其中一条就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同时要加强生态文明。什么是生态文明？如果我们说生态文明中的“生态”是要符合人利于的生态才叫生态，这是不是又回到以前的老路。

  我们现在经常陷入一种误区，比如说建水坝、发电，按照以往的说法当然是好事，水坝有各种各样的功能，能够发电，调节供水，看起来很好。但是我们现在忘了一件事情，现在这样一些工程里面常常隐含着巨大的利益问题。在我看来，这种隐含的深层争论是国家和当地民众长远利益与大公司和地方政府短期利益之间的矛盾，是这样一种冲突。水坝一建，电站一开，原来的生态就变成钱流出去，大公司捞一票都走人了，这是利益之争。关于怒江争霸的争论，不许那些大的水电公司进入，让怒江人自己集资，让他们自己跟银行贷款建水电，所有的收益都在怒江范围之内，那个时候，我相信这个方案又被那些水电专家，被大的利益集团拦住了。这里面隐含着一些诡异的利益之争，回到利益之争看这个问题就更加明确了。恩格斯说“机器用马克思话的说就是产生资本用来对付工人阶级的最有利的武器，劳动资料不断地被夺走，工人手中的生活资料，工人自己的产品变成了奴役工人的工具。”在这种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下，这个新的科学技术只会给资本家提供一个便利的条件，让他们更加有力的剥削工人。 

关于强调先发展后治理，现在也不大这样说了，但是很多人还是隐含这样的思路，或者说先污染后治理。我们淮河治理了多少年？我们现在投入到淮河治理的钱已经远远的多于当年从周边小工厂收回来的钱，得不偿失。 

中国社会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是不是还面临着战争的威胁，是不是仍然面临着严重的贫困问题，或者说贫困依然存在，而且这种贫困严重到什么程度，怎样解决这个贫困问题？为什么贫困？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建设了这么多年，改革开放都有30多年，现在科学技术水平和生产力比30年前不知道高了多少倍，怎么可能贫穷问题还没有解决。如果真的没有解决，我相信就是社会机制的问题、分配机制的问题。

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中，我个人的观点可能比较极端，现在工业文明前景是岌岌可危，我们需要转向一种新的文明模式，那就是生态文明。这种生态文明的建设在两个前提之上，一个是对工业文明进行彻底的批判，对科学主义的理念进行反省和反思；一个是从传统的智慧中汲取经验，2000年文明传统实际上下了大量保证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知识和智慧在里面，可是这种智慧常常被某些科学主义者视为封建的、落后的、迷信的、反科学的、伪科学的，我对此也颇有想法。

  林震（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很多事情都应该从辩证的角度去看，比如说危机，字面上说危机是危险也是机会，可以引起我们的思考。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正面效应，就受害者农民来说，旱灾有利有弊，也应该看到农民，他一方面既是受害者，同时农民对环境来说也是一个破坏者。这也是一个历史积淀或者说国家大政策决定的，不是哪一个人的责任。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一点，解决这些问题要用系统的思维搞一个系统工程。

  我本来搞政治学和行政管理，从治理的结构问题看，中国的传统包括中国的农民很依赖政府，现在已经证明，单靠政府是解决不了所有问题的。所以现在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一定要协同起来，形成一个良好的治理结构，这样很多事情是可以办到的，当然这里还有很多涉及到部门利益的问题，改革的问题。

  另一个辩证的思想或者说系统的思想体现在对这个问题从“天人合一”的观念来看。国外可以讲系统和环境的关系，中国传统就是天人关系。林业大学正在承担《中华大典林业典》的编辑工作，希望能在国庆之前出版1500万字。从古籍当中尽可能找出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虽然以前我们学过一部分，但是现在看了那么多之后，觉得确实很惭愧，我们的祖先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走在了世界前列。我们经常能看到很多记载，遇到旱灾、水灾，皇帝持山林之祭，让老百姓开山打猎，平时非常注意保护。这种思想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肯定不是，是古人经过多少次灾难总结出来的，不知道死了多少人才得出的思想。我们现在往往一下子就把它丢到历史的垃圾堆去了，这是很要不得的。现在环保主义者非常强调尊重乡土知识、本土知识，包括在水利方面，为了减少成本确实应该向农民学习，包括少数民族，他们有很多很好的做法应该得到尊重、传播，我们确实不希望有些专家用非常权威的姿态把这些知识忽略掉，这本身就不符合生态的原则。

  因为生态本身是多元的，关于敬畏自然的争论由来以久。自然规律虽然是可以认识的，但是现在有多少自然规律还没有认识到。或者像牛顿的力学一样，还可能会被超越，只是历史的局限性。这种情况下如果相信技术，只考虑技术一个方面，而没有考虑系统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危害，即使现在能出成绩，能解决一时的困难，但是造成不可持续的后果会非常严重。所以，我们说科学技术是“双刃剑”，这一点应该得到充分的认识。

  一定把“生态文明”提高到足够的高度。现在虽然有狭义和广义的认识，政府部门、环保部门把环境保护举得很高，但是一说到实际，认为环境治理是狭义的方面。从学者来说，希望整个社会文明，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整个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都要进行生态化的改变。如果现在不把这个问题提这么高，就像在80年代主张“先污染后治理”一样，现在留下的问题还是将来让别人去讨论、去解决。

  专家提到钱的问题确实很重要，但是钱多少才是够。经济危机的时候世界很多国家都在向中国要钱，说明中国的确有钱。钱多少不是个问题，关键是一个分配的问题。既然我们拿那么多钱去买美国国债是一种用法，投入农业也是一种用法，哪种更重要，这是需要权衡的。以前老想钱生钱，而忽略了打捞农业基础的投入，现在危害就显示出来了，这就涉及到一个民族的问题，涉及到一些信息的公开和民主协商的问题。我们专家的意见很多都很对，但是为什么专家的意见最后变不成政策，这里涉及到一些很复杂的政治问题。我们应该营造一个民主的环境，这样专家的意见政府才能听进去，这在现代社会非常重要，专家也属于公民社会的一部分，专家和民间力量结合起来，能够影响政策。

  另外就是涉及到公平，也就是生态补偿的问题。对灾害现在也有保险，分好多种，但是唯独不敢保旱灾。在所有灾害当中旱灾占了50%，所以保险公司不敢保，说明农民也是弱势群体。政府和市场不分担的话，把责任都推给农民，农民只能是越来越边缘化。政府技术上可以创新，制度上也同意可以创新，现在通过刺激房贷，没钱的人都可以住得起房子，还是政策导向、利益取向的问题。听说联合国环境计划署发布了一个报告，关于环境危害对粮食安全的影响，粮食安全还有个制约因素就是生态安全，生态安全对粮食安全的影响特点值得我们关注。当然他们所说的环境主要包括农作物拿去作饲料的问题，也包括工业污染，也包括气候方面的灾害，这的确都是一个联动反应。生态文明不仅仅只限于种树或者治理污染，而应该是一个全方位的系统工程。

  我们现在能够用辩证的系统的思维看问题、解决问题，这已经是非常好的前提，我们当然希望政府能够更多地听取我们的意见，采纳我们的意见，推动整个社会制度进行创新，推动整个社会民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走向和谐，才能稳固住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董春雨（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何祚庥先生从物理学家的角度谈到了温室效应，谈到了能量问题，谈到了大气系统的涨落问题和干旱问题。在他的论述中有一个观点，整个地球系统的水是守恒的，所以海平面的上升必然意味着大陆淡水资源的降低。我在这方面不是专家，但是据我所知，目前由于温室效应等因素导致的效果就是南北极冰川的减少，实际上海平面的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南北极冰川融化、消融所致。海平面的上升并不见得一定会引起陆地面积降水的减少，这可能都是一些具体问题，有关专家可以研究，但并不能作为何先生观点的立论。这就引出一个问题，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干旱问题，干旱这种异常现象是全球性的问题还是区域性的问题，比如说是中国性的问题。从地质学的角度来讲，全球的气候变化是有大的地质性周期的，我们这种干旱是属于全球性大的地质性周期，还是属于短期的区域性的现象？长期、短期、全球还是区域？这个问题必须认真研究，如果说是长期的、全球性的问题，可能中国人在这里再怎么讨论也会收效甚微，因为这是一个客观规律的问题，客观规律是人无法干预、无法改变的，再搞什么措施也不行。如果仅仅由于中国尤其是自己对于环境的破坏引起一些不利现象，我们可以从自己身上找问题，找到问题之后再找对策。所以这个问题还是需要认真研究。

  第二，我们中国自己的问题，包括雨水分布的特点、资源分布的特点，各种生产生活细节方面的论述，从经费到体制到政策都谈了很多，我们都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可能在这方面也不是很有发言权。

  面对国家这么重大的事件，我们要有自己的声音，这其实是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一个非常光荣的传统，至少追溯到30年前，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有自己非常辉煌的历史，那个时候对国家的大政方针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这几年来逐步在淡化，但是现在我们新的领导上任之后，有魄力、有想法，带领我们在这方面试图在做一些工作，这个事情非常好。但是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也有自己的特点，这个特点是什么呢？一个是我们自身不是各方面的专家，大多数有一点自然科学的背景，长期从事哲学和社会领域问题的研究，所以对一些非常细致的具体问题可能很难做出特别令人满意的回答。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扬长避短，搞这种活动还是要尽量想得仔细一些。我们举行这样的研讨活动，试图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力，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方式。但我们这个会是不是滞后了？我们搞科学哲学的都熟悉，比如“拉卡托斯”曾经谈到一个问题，一个学科到底有没有前途，是看你进化的研究纲领还是退化的研究纲领，我们老在事实的后面奔跑追赶事实就是退化的研究纲领，所以这个问题比较严重。我们以后能否考虑一些更加前瞻性的问题，对于提高我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威信，主要在发挥其作用方面可能会更有益一些。

  蔡肖兵（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旱灾”有它的语意，如果旱在撒哈拉沙漠，也就无所谓了，这个灾跟人的环境有关系，现在只是旱，我们还没有看到后面的灾。如果提到人与自然的问题，还是要考虑到人的问题。金融危机的灾和自然的旱灾重合了，所以这才真正叫“灾”。我们这个题目里的“人”的问题可能更主要一点。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看这次旱灾的位置正好是中国人口的聚集区，如今，一个家庭如果要在农村生活下来一年要一万多块钱，所以必须出去打工。正好现在旱灾加上现在实行很多政策，包括金融危机、土地流转，再加上自然和国际上经济环境造成的问题，我们现在才感觉到这一百多天没下雨，的的确确算是个灾了。否则的话，今年的旱灾从自然角度来说是必然的，可以有准备。

  从新闻报道和国家主流声音来讲粮食问题不成什么问题，我们的灾究竟灾在哪里？我觉得还是农民问题，如果发达地区的工厂都倒闭了，他们没有地方去打工，回到乡里，乡里的土地流转了，哪怕不流转有人不播，春天这一季如果已经到现在无法挽救的情况之下，他们不可能去耕空地，收入肯定受到很大影响。所以，灾就体现在这里。

  我们开这个会总是想出点主意，怎么去解决这个灾？从灾的角度来讲我认为我们还是没有滞后，因为我们还是在处理这个灾害的问题。

  有些老先生认为工业文明还是要用的，没有工业文明，至少现在发展阶段还很成问题，工业文明要用，马上过渡到生态文明，我们过渡得过去吗？这个问题也值得思考。其实很早以前学界已经划分好了，工业文明之后的后工业文明是信息文明，信息来了之后再过渡到生态，信息时代有多长时间我不知道，我们的信息工作普及得实在太不好了，我们可以把网吧铺到农村去，让农村的孩子天天上网，然后沉迷于网络，却没有信息让其在农业当中运用起来。这里也有一个利益和政策问题。农村网络应用的激励方式可能还是与农村结构有关系，赚不到钱，这个网络肯定用不下去，包括各个农业技术推广站的问题，我们听不到谁用的特别好，其实信息化的问题，我们走的时间还是太早。包括这一百多天才下雨，我们很多研究单位有点中心主义。今年冬天，中央电视台报道说春节的天气是好的，阳光明媚，温度还在提高，而广东的春节全都是阴天、雨天。这个中心主义也是由于我们在信息权位上有点权重不同，网友当时质疑一百多天没有下雨，怎么现在才提干旱。

  现在信息发达的程度已经不错了，我们可以“人肉搜索”，可以搜索到一个小山村去，但是我们不能给农民一个关于天气的指导性的信息。如果我们仅抓住“灾”字，我们的工作还是可以做得更好。现在正好是处在农民工返城阶段，我们要想把旱灾的灾消灭掉，改变自然很困难，但是改变人还是有办法的。比如我们能够提供一些信息或者提供一些指导各地方政府的办法，能够解决农民就业或者农民来回转移消耗的不利问题，现在农民盲目进城，进城之后把兜里的钱都花了，回去之后还是没钱，田也没得种了，这个事情可以想想办法。

  喻佑斌（北京理工大学教授）：上一次地震以后的会议，我感触就很深，而且回去以后马上就看到专家的意见。这次反应比上次更快。尽管有些专家说迟了，我们搞理论，在社会上问题成为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能够嗅到这一块，已经很不容易了。

  面对春旱，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考虑，一个是找旱灾的原因，从科学上给予解释。还有，旱灾已经形成，怎么去应对，从原因和把它作为不得不承受的结果，怎么应对旱灾。从解释的层面讲，很多专家觉得跟人类的活动有关，直接的影响就是温室效应，相关的有二恶英效应、拉尼娜现象，用这些名词来对这些现象做描述来解决它何以如此，这只是从科学的角度去描述。有人在这个过程当中认为人类过度活动或者说温室气体的排放是直接的原因，但我也看到有相反的观点，是不是温室效应，是不是温室气体排放导致这一切。如果要考虑温室气体的话，实际上别的因素也应该同步考虑，温室气体怎么来的？工业燃烧、化石燃料的燃烧，还有核能的利用，除了温室气体让热量无法丧失这是其中之一，人类活动增加了热能的排放，把储存的化石能（石油、天然气、煤）释放出来，地球表面的能量也增加了。

  再一个是核能的利用。核电站过去没有体现地表温度的能量，现在这个能量也增加了，再加上温室气体让它排放减少，可能多种因素共同促成这样一个结果。我们气象专家今年解释春旱原因的时候非常明确地讲，说我们今年遇到的严重旱灾就是有拉尼娜现象和全球大气环境异常共同作用导致的。这个可以看做是目前我们从科学角度对现象做出的解释，这当中人类反思过度的活动有没有必要，这个必要是存在的。只有检讨人类在工业文明进程当中对自然和人类关系平衡的失衡造成哪些影响，调试人类的活动，减少这些消极影响才是正确的思路。但是，现在旱灾已经发生了，我们该考虑哪些不是纯天然的或者是自然规律导致的，是我们在过度的活动当中导致的，是我们对旱灾的预防、对农业的发展、对水利设施的兴建考虑不够，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把它作为一个结果来考虑的时候，我们关心的是粮食会不会减产，会不会出现粮食危机的问题，这就不是纯自然科学的问题，而变成一个研究生产关系的问题。联产承包的时候，我们解决的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联产承包之后，把农民跟土地和生产关系结合起来，解决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关系，导致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联产承包之后，分田到户了，单门独户的农民自己来做自己的耕作，回到了更原始的方式，兴修水利，那些水利设施、抗旱设施、防涝设施有没有得到同样的重视。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我们对于过去的生产方式当中那些集体的、整体的设施，对于整个农业、对于未来的农业有重大影响的规划和决策，可能是这次旱灾当中应该反思和需要加强的方面。如果国家有水利方面的考虑、有兴修水利的规划、有未来农业发展的规划，有类似以色列这样在严重的干旱条件下依然能够丰产的规划，我想今年的干旱不是个太大的问题。为什么现在成为一个大问题？自然条件好，我们已经丰产了，连续五年粮食丰收。现在自然气候发生改变，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如果再进一步延伸，就回到了前几年一直受关注的“三农”问题，如果不是个旱灾的问题，是水利的问题，我们就该考虑农业的规划、水利设施的建设。可现在水利都不是一个直接的问题，是农民、农业和农村的问题，连农业都成为问题，那水利成为问题就是自然而然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在如何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当中农村的去向、农民的去向，这是一个大尺寸的规划问题，这不是任何一个地区一户农民能够解决的问题，必须由国家在大层次上来加以解决的问题。

  上次地震之后，我在研讨会上提了一个建议，希望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在国家大政方针方面、在理论研究方面，我们专家能够发挥一些积极作用，我们理论研究成果能够成为政府决策的参考要素。所以，及时反映很重要，我们这次会议的反映使我多少感到了一些惊喜。

  评价我们的农业，以及管农业的领导、农业口、农业部门，以及各地地方政府，有一套成型的评价方式，这套评价里面都是一届一届的评价、一位一位的评价，没有这种大尺度的评价，这个地区除了一户一户农民的粮食能够增产、能够丰收之后，农业设施、农业基础条件、水利、土壤、小生态，所有这些方面应该作为评价标准。由于评价过分单一，而且很多标准都是间接的评价，所以年年评价农业、农村、农民生存状态的时候往往有一些好消息，但实际情况是稍微遇到一点旱灾就造成严重后果。所有的行业工作业绩、实际状况的评价都要跟直接因素挂钩，不能完全靠间接的评价。这也是我们解决“三农”问题应该考虑的。

  关于自然辩证研究会决策的问题，相对于各个专业委员会，我们就相当于一户一户的农民，研究会就是政府。我们现在遇到旱灾，你们没有水利设施，我们就只能承受，也只能打井，可是井打得越深，取水越多，地下水就越来越少。所以，将来再有旱灾，应对就差。今天这个研讨会很好，我希望我们的研究会除了及时策划这类研讨会之外，还可以向深入拓展，我们要跟农业部、林业部、科技部等建立更深层次的联系，我们要积极地为他们制定政策、方针提供一些理论依据，同时也要把政府机构的理论需求反映到我们的研究中来，要多立项，多搞专门的研究，这些研究直接提供给有决策权的政府、领导参考，可能效果会更好。

  吴彤（清华大学教授）：喻佑斌教授的提议非常好，我们要跟政府各个部门建立关联，还要跟自然科学家建立关联。我们一直讲两个联盟，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主要做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人文学者的联盟，这个联盟在关于旱灾和社会稳定发展中尤其重要。中国应该说是一个多灾多害的国家，历史上我们的人文研究在历史地理学中特别多，中国人文学者能做的贡献也很多。要尊重规律，加强综合性科学研究。

我所在的专业委员会是复杂性系统科学专业委员会，这个专业委员会很关注大尺度的系统，天气系统、景观系统、地质系统，我们的理论学者也相当多，各行各业都有。我们下次研究也会重点将纯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和国情研究结合起来。尊重科学规律这一块，比如干旱成因，有自然因素，也有人为因素，自然因素里面包括降水的变化、气候的变化。近50年，中国东北、华北和长江中下游、黄淮海这一带干旱程度在加剧。人文因素主要是水资源刚性需求增加了，水资源利用率很低，抗旱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这些学者不会注意到社会体制、机制这一块。

  自然科学工作者做了一个统计，“黄贵平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科学家谈到，1949年到2005年，全国干旱受灾面积中比较重的一块就是“三年自然灾害”，一个是1978年左右的受灾面积，还有一个就是2000年前后的灾害，这次如果是个特大灾害，这个频度是加剧的。根据历年来受灾率和成灾率的比率来看，如果受灾率是一个数，成灾率是它的一半。如果我们说受灾面积已经到了二点几亿亩，最后成灾的面积如果按一半来说，也有1.45亿亩左右。全国1980年到1989年，因旱成灾面积占受灾面积的比率是47.9%，1990年到1999年因旱成灾面积占受灾面积的比率是48%。2000年到2007年的统计数字上升了59.3%，西北地区、东北地区、长江中下游这个比率还是大的。比如西北地区，2000年到2007年上升到61.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干旱灾害对城乡居民饮水安全的威胁也很重要。1992年，当时城乡居民饮水安全的人数是7100万人。1994年是5000万人，而在2006年这三个比较高的高峰是3700万人。保守统计一下，今年又是大旱，到2009年可能受到饮水安全的人在3000万以上。还有干旱灾害对生态安全、对社会的影响。根据复旦大学侯教授的观点，灾害时空分布对区域的影响是一个关联，历史上一旦发生大的灾害，总是伴随着饥荒、人口减少、人口迁移，因为旱灾以后，蝗灾是紧跟着的灾难。中国已经从农业化社会逐步在向工业化和总工业化和后工业化发展。

  灾害首先影响或直接摧毁的是农业，像中西部和东部区域差异的问题。要是保证东西部上游地区森林、草原不被毁掉，还有人民富裕的问题，怎么转移支付。这也是自然科学不能完全解决的问题。我们知道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一次大的灾害常常引起改朝换代、社会变动，造成民间信仰的变化，迷信的抬头。灾害的问题会给人们造成文化心理阴影，我们政府官员去讲灾害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之外，还讲到我们积极应对，这当然是好的方面，但在受灾严重的地区天天播这些内容有可能会引起社会恐慌。必要的防灾减灾的道理是要讲，一些真实的情况也应该说，但应该把握一个度。

  最后提几个政策建议。一、我们有没有相应的研究数据中心，主要把科学研究，包括基础科学研究一些主要信息怎么和决策部门联系起来，有时候政府官员说的话并不是很准确，延伸到基础研究这一块，把两个方面联系起来，这样的机构还是很重要的。二、抗旱基础设施建设，这次金融危机，我们要推出去几万亿基础建设转移，大部分都到了公路、铁路基础设施建设上，能不能在水利设施建设方面，国务院应该有所考虑。三、节水型的社会建设，改变思维方式，要劝导民众怎么注意节水，从一点一滴做起。还有就是制度的建设，现在是一个市场经济的社会，怎么通过鼓励性的措施，如节水会给什么样的好处，不节水会有什么样的惩罚，比如阶梯式的，用水量超过多少，水费会怎样，通过市场机制来做。四、加强抗旱应急能力和长期应对的机制，政府对这方面的认识也很重要。

  贺新华（北京大学医学部）：从环境联系到人与自然的问题，它和环境问题一样，也属于由于人的行为不当造成的，也属于大自然对人类报复当中的一个成份。这个和我们的基本原理有密切关系。有关专家在分析当中由旱灾进一步联系到水资源的短缺，它不是一个短期的、偶然的、局部的行为，涉及到全局的、长期的重大问题，这是环境问题当中的一部分。前些年在洪灾期间，有的人提出既然现在处于缺水状态，能不能想办法将洪灾中天灾带来的多余的水储存起来，到干旱的时候加以利用。如何把这样一个很好的思想落实到行动上，使我们国家组织有关科研人员认真实施研究。另外，要分析旱灾造成的一系列影响，同时，在抗旱当中也存在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这样的系统工程是很多的。近几年我国政府在解决系统工程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这是一件好事。

  从社会稳定方面确实需要政府全面考虑旱灾和抗旱的问题，涉及到哪些主要部门和方面，如何宏观调控，统筹兼顾，让各方面工作相互配合好，这是辩证法的联系观点，同时也是利用系统科学的原理。

本来在讲人与自然内容的时候，围绕着大家熟知的环境问题去讲，显然没有考虑到旱灾，现在才发现能够联系。因为它联系到水资源短缺的问题，虽然我们面对的全球性的环境危机已经制定了全球性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在观念上实行了重大的转变，但是这个路程还很长，任务还很艰巨，我们有很多工作可能理论上分析得比较多，实际上形成决策还远远不够。我们现在正在实行观念转变，已经制定了可持续发展战略，不能只描绘了光明的、美好的前景，而忽略了目前存在的严重问题。

毕孔彰（地学哲学专业委员会）：应对干旱采取一些什么措施，恐怕也是我们应该考虑的。第一，关于加强对干旱和全球变化预测预报工作，自然灾害是有规律的，其实在唐山地震之前，我们有一个同志就提出来了旱、震之间的关系，就预测了有这个地震，但他是非主流意见。现在说地震预报是世界性的难题，基本上是说地震不可预报，但是预测还是搞了，长期、短期预测都有，但是没人发布干旱的预报。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要应对这个措施必须要有预报、预测。第二，既然有预报、预测，我们才能谈到预警机制，如果没有这个怎么谈预警机制，事先都没有什么感觉。第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文明？我觉得田松等几位同志提得很好，我们要建设生态文明，这是我们的指导思想。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才能把后面的事情做好。第四，涉及到水利工程，水利工程、水和政绩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争论很久了，从有水利部起就有这个争论，怎么解决水的问题。我是一直在北京长大的，70多年来，原来海淀的淀有多少水洼子，人民大会堂下面宋朝以前是码头，北京到处都是水。漏斗根本不是现在的事，六七十年代，整个河北地区都是地下漏斗，是长期以来的事。

网友：我国旱情是否有预警机制，是否在旱情不太严重的时候就能加以缓解和制止？

  何祚庥：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测旱灾。因为我们有卫星，有云的分布图，也有雨量的统计。至于非常准确的预测很难，因为水的分布的随机性很大，并不是有了预测就完全可以解决问题，比如刚才说人工增雨，这个问题不是人工增雨的问题，根本没有云，没有水过来，再增也增不过来，人工增雨是小打小闹，云飘过去可以有雨，没有云就没有办法增雨。所以，这个问题一定程度可以预警，但是要达到像天气预报那样报的准确度，我个人认为凭当前的科学技术没有办法做到。

  网友：近一两年来，中国多次发生地质及气候灾难，这是否意味着我国已经进入气候灾害频发期？

  姚监复：邓楠发表的那本书叫做《中国重大自然灾害及其减灾对策总论》，15年以前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结论。

  网友：这次特大旱情真的像有人所说不会影响我国的粮食产量吗？会不会影响到我国的粮食安全？

  张法瑞：我只能根据农业部官员发布的消息说，中国的粮食已经丰产五年。现在主要北方几省小麦受害面积减产产量在总产量的比例不是很高，这是一个说法。再加上我们近期抗旱在短期里面在不断的减少严重旱灾的面积。就减产问题来讲，这样的旱灾不会使中国的粮食安全受多大影响。

  王玉平：从大的安全来讲，对中国人吃饭不会有太大影响。中国农业种植分两季，真正的粮食安全问题不会有太大影响，这个判断应该说是正确的。

吴彤：一般受灾率和成灾率比，差不多成灾率是受灾率一半，所以我觉得是有影响的。

网友：从世界范围来看，人工影响天气已经达到一个什么样水平？

  王玉平：现在人工增雨可以做到，但是只有10%，很少。

  李惠国：得具备下雨的云，没有云，人力影响天气也很难。

  网友：有报道称部分地区的农民缺乏抗旱热情和动力，这是什么原因？

王玉平：我个人认为主要原因有：第一，水的成本太高；第二，粮价太低；第三，乱收费；第四，高技术成本太高；第五，电价和油价高。现在农民浇地用工业价格比较高，核心的问题就是收入和产出比不一定合适。我国粮食价格偏低问题是关键问题，让农民种粮要有收益，否则他们好多人都不种粮，进城打工弥补收入不足。关键是投入产出比效益问题。

  网友：我感觉这次会议主题为“中国旱灾与社会和谐发展研讨会”似乎更合适，不知专家、学者们能否沟通？

吴彤：我觉得说“和谐发展”是对的，肯定要和谐发展。最后一个问题，全球水资源短缺的情况，如果是全球的自然现象，比如说我们遇到全球变暖，冰川融化等，人类在其中是极渺小的因素。但是人类在努力改善和生物多样性和各种生物的和谐关系。如果是一个大尺度的自然现象，我们只能尊重。比如大的灾害来了的，自然运作本身也是一个调节，因为地球不能承载这么多生命了，那就毫无办法，各种生命可能都要在灾害期付出代价。如果是人为因素，全球社会都应该对这种人为因素谁来负责，怎么来改善，通过全球的、政府、民间各种努力，去减少人为因素对自然的破坏，使得人与自然更为和谐，比如减少人类总体上对水的利用，包括降低人口，降低生态压力。

网友：请问全球水资源短缺大背景下如何合理调配全球水资源？

 姚监复：中国跟美国不一样，美国四面有水，所以在时空两方面，雨量分布是均匀的，而中国集中在6、7、8、9月降雨。他们只用5%的灌溉面积就能保证，我们是50%的灌溉面积，因此我们必须始终抗旱。特殊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不同于别的国家，始终要准备抗旱，春旱秋涝是客观规律，如果知道自然规律，国家就应该大量投资在水利建设上，准备对付自然规律现象，而不是等出现灾害的时候再想具体措施。这是基本设施建设。我们的口号应该是一切为了人民，所以在奥运后的战略方面，应该注意把相当一部分资金放在“三农”投资上，包括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建设。农民有了钱，没有后顾之忧，就可以启动消费。这些问题需要全面考虑。                    （根据速记稿整理，未经发言人审阅）

地学哲学专业委员会召开“关于华北地区

干旱态势分析及成因探讨与对策研讨会”

2009年2月28日上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地学哲学专业委员会在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学术交流中心会议室召开“关于华北地区干旱态势分析及成因探讨与对策研讨会”。与会人员有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地学哲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毕孔彰、王恒礼、杜乐天，地学哲学研究领域专家、学者段怡春、徐好民、欧阳志远、忻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韩孟、中国社会科学院食品药品产业发展与监管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佐、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农村发展所研究员程福祜、知识产权编辑部主编王文光、科技导报记者李娜、中国科协老科协副研究员罗解难等。

会上，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根据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华北干旱的原因，提出各自的见解。

杜乐天研究员在会上做了“给地球针灸治它的神经病（大震、大旱、大火）发作”的主题报告。他经过多年的研究，结合国内外科学技术的新进展，深感地球内部存在着一种隐秩序——经络问题。他认为地球经络和人体经络有某种程度上的类似性，都有神经液，而且相互间存在连通（地幔中有很多深大断裂，地壳中就更到处断裂密布）。地球的神经液就是渗透浸漫于各地质圈层中的幔汁。幔汁在地内呈超临界态（>374℃），在超高压和高温中兼有气体和液体双重特性。所谓的神经病发作是指在一些地区一段时间内地球、大气、海洋出现种种变异或灾变，而且在气象、海象、地象这三象异常和灾变之间，存在时间、空间和成因上紧密相互关联。这种神经病的时空不均性及阵发、阵停性又受天文（首先是月球，还有太阳及其他行星）复杂多变的力、磁影响。不过须加强调，天体力、磁影响只是外因触发共振，根本原因还是幔汁活动内因。幔汁是极易流动的流体，其粘滞度要比固体岩石低20个数量级，幔汁对天体影响的反应要比地球固体潮敏感度大得不可比拟。一处事件发生必然影响到百里千里之外，构成地下神经经络。他谈到，如果灾害原因是地球排气作用，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拟定从根子上消减上述灾害的技术方案——实施有计划的国土深钻工程。为了形象化理解可称之为给地球针灸治治它的神经病发作。

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副研究员徐好民阐述了地壳运动与干旱的关系。他认为，由于近百多年西方科学传入，中国学者完全割裂了气象与地质的密切联系，其实西方学者关注气候和厄尔尼诺、拉尼娜、全球变暖的关系就已经开始自觉与不自觉的将气象与地质建立了联系，中国气象学界主流学者只是忙着鹦鹉学舌，至今对这一关系好像还浑然不觉！

《地质气象与气象地质》作者耿庆国先生指出：“研究大气运动时不能忽视地壳运动的影响，研究地壳运动时应注意大气中的地壳运动信息，二者的结合是必然的，对双方的提高都是有益的”。他还认为：“这次特大雨雪冰冻灾害启示我们加强地球内部发展变化的研究才是人类认识、预防一系列重大灾、异的正确途径”。耿庆国先生为确立旱震关系做了大量的工作，事实一再证明这一关系是确实存在的。旱和震明确相关最为恰当的理解就应该是干旱与地壳运动密切相关，如果不是如此，旱和震的关系就不能如此良好。

对干旱问题，耿庆国先生强调的是“烟囱效应”，是地下热能的上溢，“干旱是地表皮肤病”。徐好民强调的是地下气体上溢问题。高继宗先生、杜乐天先生也强调地球放气对多种气象灾异的影响。他在《地壳运动与特大雨雪冰冻灾害》一文中曾指出：“大气环流是个开放巨系统，它既要受宇宙因素影响，更要受地球内部物质、能量的影响。尤其后者，正是现今人类认识十分欠缺之点。也许会有人认为地质与气象的关系作为一种认识是可以的，但要说它们关系究竟多么密切，至少目前还缺少足够的证据。作者需要指出目前不是缺少证据，而恰恰是缺少认识，正是人们缺乏认识才对这些证据视而不见、熟视无睹，正是人们不做这方面的研究、观测才导致了这方面证据的缺乏。中华民族积累了五千年的资料，肯定这种关系早已绰绰有余了！肯定了地质与气象的密切关系，跳出各自范围的“从天看地，从地看天”才能对人类困惑的各种灾、异成因研究、预测预防大大前进一步。

地质和气象的关系在中华民族先人眼里是不言自明的常识问题，在现代科学里却成了世界难题，其实科学就是从大量客观事实中归纳、总结出规律和理论，科学倡导的就是实事求是，一个科研工作者只要不沦为权威的奴隶，能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就不难理解、不难发现地质和气象的必然联系。地质和气象的关系应是气象学界、地质学界、地震学界等共同关心的学术问题，重视这一关系的研究，必然能为这一关系找到越来越多的证据，必然能为丰富各学科的基础理论、为解决人类面临的一系列科学难题提供充分的帮助！

欧阳志远教授做了“解决中国西北华北水荒问题的根本途经在于节流”的主题报告。他对北方水荒加剧的原因做了分析，认为主要是自然来水萎缩、用水普遍浪费、水源严重污染、

雨洪大部流失、消费盲目扩张五个原因。他提出关于解决水荒问题的对策建议：（1）强化黄河管理；（2）普建集雨工程：（3）改变用水方式；（4）考虑承载能力；他最后指出，水荒的到来是一个无情的现实，严峻的态势要求我们必须调整思路，在经济规划中充分考虑西北和华北的承载能力，不能被盲目乐观的情绪左右，也不能盲目地迷信技术。

王佐研究员在会上做了“再论银河贯朔天”的主题报告，他认为朔天运河一旦成功，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奇迹！它将使世界八大奇迹黯然失色。他强调大西线上马是彻底解决我国水资源危机的一剂良方。他介绍了上世纪90年代初郭开同志关于“引雅鲁藏布江水入黄河”这一藏水北调的基本设想，分析了其对朔天运河沿线生态环境会产生什么影响以及资金投入、国际反响等问题。

会议就以上问题进行了交流和讨论。

                                              （地学哲学专业委员会供稿）

2009年学术活动及工作计划一览（2）

（序号94-114为各省市区研究会部分，115-128为专业委员会、工作委员会部分）

·书讯·

 吴国盛编《技术哲学经典读本》

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

吴国盛编《技术哲学经典读本》2008年8月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872千字，定价49元，各大书店及网上书店有售。

我们正在由一个发展中国家迅速走进技术时代。信息技术产业和生物技术产业几乎与发达国家同步发展的事实，充分显示了我们进入技术时代的深度。为了应对技术时代的迅猛来临，我们迫切需要有足够的思想储备与文化资源。正因为此，作为对技术进行批判性反思的新兴学科，技术哲学越来越引起学界和读书界的关注。

但是目前我们还几乎无书可读。大部分技术哲学的专业文献尚未翻译出来，西方先驱的技术思想家的文字散布各处。还没有一本供教学使用的“技术哲学读本”。

《技术哲学经典读本》绘制了当代技术哲学的知识地图，按照“社会－政治批判传统”、“现象学－哲学批判传统”、“工程－分析传统”和“人类学－文化批判传统”四个谱系，选取技术哲学经典名作24篇。置于开头的长篇文字“技术哲学历史概述”，则是一部全面系统的技术哲学学科导论。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工作通讯》电话：010-62121984 62103270  62103267 62149306（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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