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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第15期 （总第71期）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秘书处编 2009. 9. 25
本期要闻
1. 2009年8月28日至29日，全国地学哲学委员会第八届理事会暨第十二届学术年会在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召开。本次年会的主题是“地学哲学与科学发展”。朱训理事长致开幕辞，国土资源部副部长貟小苏出席了会议并讲话，张彦英执行理事长做了大会主题报告。110名代表参会，提交论文43篇，内容涉及资源、能源、水土、生态环境、防灾减灾、地质工程、地学文化、地球系统科学等方面。大会召开了常务理事会，研究本届理事工作部署，并选举产生了第八届理事会。（3—6页）
2. 2009年9月8日至9日，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传播与科学教育专业委员会、大连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全国科学传播学学术会议”在大连理工大学隆重召开。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38篇，来自全国各地的40多位专家、学者和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的数十位研究生参加了会议。参会者就当前科学传播学理论研究、科学传播与教育实践的前沿问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和热烈的讨论。（7—11页）
3. 2009年8月31日，本会应医学哲学专业委员会和医学与哲学杂志社的要求，就拟于北京联合主办“医学发展高峰论坛”一事，与中华医学会等五个全国学会召开协商会。会上，《医学与哲学》杂志主编、医学哲学专业委员会主委杜治政就“论坛”筹划情况及初步安排做了汇报，会议就此进行了讨论并达成共识。（21-22页）
本通讯供本会会员和本会理事会、工作委员会、专业委员会、各省市区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及相关学会内部交流、参考。呈送中国科协书记处和中国科协各职能部门及学会服务中心。
目 录
学术动态
“全国地学哲学专业委员会第八届理事会
暨第十二届学术年会”纪要....................................................................…3
科学传播学前沿问题争鸣与探讨
第二届全国科学传播学学术会议纪要...................................................…7
全国六学会就举办
“医学发展高峰论坛”召开协商会.......................................................…21
工作指导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努力开创地学哲学研究新局面
——朱训理事长在全国地学哲学委员会第八届理事会
暨第十二届学术年会上的开幕辞............................................................ 12
地学哲学与科学发展
——张彦英执行理事长在全国地学哲学委员会第八届理事会
暨第十二届学术年会上的主题报告....................................................…13
书讯
中国技术哲学与STA研究论丛（第一辑）
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3
本会消息
本会积极参与“2009全国科普日活动”
取得圆满成功........................………………………….……....………..30
“全国地学哲学专业委员会第八届理事会暨第十二届学术年会”纪要
2009年8月28日至29日，全国地学哲学委员会第八届理事会暨第十二届学术年会”在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逸夫楼9层会议室召开。本次年会的主题是“地学哲学与科学发展”。朱训理事长在开幕辞中指出：要“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努力开创地学哲学研究新局面”；他强调，地学哲学研究“要为科学发展服务，要坚持以人为本，要为全面协调坚持续发展服务，要为统筹发展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国土资源部副部长貟小苏出席会议并讲话，对地学哲学专业委员会26年来贯彻朱训同志“为国服务”的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与方法论，探索和总结地球系统科学理论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他指出，地学哲学专业委员会始终紧密结合国土资源工作，结合国家经济社会建设与发展的需要进行研究，很多同志把他们多年的研究成果总结出来，为有关方面提供参考，难能可贵。今后要继续参与关系全局的重大课题研究，对优秀成果加大宣传，及时转化为生产力。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副校长雷涯邻到会祝贺。张彦英执行理事长做了主题报告，题目是“地学哲学与科学发展”（全文见本期第13—20页）。
来自北京、吉林、陕西、贵州、四川、江西等省市的110名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提交论文43篇，内容涉及资源、能源、水土、生态环境、防灾减灾、地质工程、地学文化、地球系统科学、“保红线保增长”、“地质找矿大讨论”、地学人才培养等各个方面。
孙枢院士在题为“地球系统科学研究与哲学”的报告中指出，20世纪是大实践与地球科学大发展的时期，逐步形成了以全球变化研究为中心的地球系统科学。地球科学的各门学科主要侧重单一圈层的研究，地球系统科学则强调地球各圈层的相互作用及其整体性，通过对地球系统的各组成部分及其相互作用的演化、运作机制，以及它们在所有时间尺度上将怎样继续演化的描述，获得全球范围内整个地球系统的科学认识。地球系统科学不是地学各分支学科的简单加积，也不会取代各学科的独立发展。但随着地球系统科学概念的发展，以各子系统为研究对象的各分支学科更加重视同其他子系统的相互作用——圈层相互作用，并把经典分析科学的优点嵌入到复杂系统分析中去。哲学与自然科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哲学对科学研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实践是一切科学创新的源泉。系统内部各子系统相互联系的观点是地球系统科学概念产生的基础，并将推动各分支学科的发展。
赵文津院士报告的题目是“在反思中前进”。他针对我国是个地震多发国家，目前地震预报准确率较低，重新提出现阶段地震能否预报这一科学难题，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今后地震预报工作提出八项建议：（1）加强地表和深部地震地质调查。（2）关于地应力数据的采集和分析。（3）要研究地应力在地块内和地块间或构造带内各断层之间转移的规律。（4）在研究岩层变形及挤压破裂过程中伴生的地球物理及地球化学现象，开发其探测方法，以进行地震预报。（5）在重点地震地区建立若干个试验区（不是局部性的试验场），把地震发生机理研究与地震监测预报工作结合起来。（6）坚持“群测群防”的方针。（7）加强风险决策研究。（8）组织起来，发挥集体优势。
李佩成院士报告的题目是“关于气候变化的哲学思考”。他以科学发展观为统率、以哲学为指导、以地史和水文气象资料为依据，提出如下观点：（1）运动变化是绝对的。20多亿年来，地球气候一直在变，人们早有认识，并非当今发现。（2）矛盾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气候变化有着众多客观因素的推动，似不应过分归因于工业生产中的二氧化碳排放。（3）要历史地、全面地、辩证地看问题，现在尚难肯定当代的气候变暖就是人类活动所致，现在的气候变化很可能是气候变化长河中的一段波涛，并非永远变暖的趋势，而且其变幅并未超出历史上出现过的范畴。（4）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气候变暖是好事还是坏事，要做具体分析。（5）具体矛盾具体解决，中国应寻求自己的应对气候变化之策。
马宗晋院士报告的题目是“中国震灾科学和社科地震事业的思考”。他认为，从古至今，自然灾害一直是影响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全球20世纪以来发生的自然巨灾可以归为八大类别：干旱、洪水、地震、海啸、风暴潮、森林火灾、火山、崩滑流（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亚洲大地震活动尤其频繁，造成严重伤亡和巨大损失，如2004年印尼苏门答腊地震和2008年中国四川汶川地震。有些巨灾，如大地震和海啸，目前是不可完全避免的，只能通过人类的努力，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轻。在政府主导下的社会协同减灾事业中，科学工作者应发挥重要作用，利用知识和技术为减灾做出贡献。
中央党校吴义生教授在题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努力开创地学哲学研究新局面”的发言中指出，地学哲学界要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中有所为，当前，最重要的是要进行新的探索，不断充实和丰富科学发展观，在实践上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善于运用科学的力量，集成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包括地球科学）等多方面的知识、方法、手段，不断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以求在理论上有所突破。
何贤杰研究员以“处理好保障发展和保护资源的辩证关系，建立保障和促进科学发展机制”为题，指出，保障发展和保护资源是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从总体来看，这对矛盾中，发展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矛盾发展运动过程来考察，保障发展和保护资源这一对矛盾是辩证地历史地统一，动态地统一。从保障发展和保护资源这一对矛盾对立统一实现模式来看，乃是人类能动地积极地统一、合理的良性的开发，本身就包含着保护的含义，把保护融入发展之中。为此，要建立合理需求下的供需平衡保障；全球配置下的能源、资源安全保障；结构优化下的资源配置和效益保障。
余际从教授从地质工作发展与人才培养的角度，分析了地质工作与地质人才“互动共存”的关系，指出地质人才培养应立足于地质教育的改革创新。
杜乐天研究员指出，分学是当代自然科学发展的障碍，合学是今后自然科学发展的希望。汶川大地震事先未能预测，充分反映了近代自然科学（即分学）的重弊端。人类认识世界，除了单学科的分析性纵深思维外，还存在更高级的横向架梁思维。分学科学要发展，但要在合学的统帅下发挥作用。只有整体的或集体主义的合学才是人类正确深入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灵丹妙药。
池顺良研究员指出了板块说的缺陷在于：它仅描绘了地球上海陆位置的变迁，并未阐明海陆的起源及其演变过程；地球自转是地壳运动最大的动力因素，板块说却错将尚未证实的“地幔对流”作为地壳运动的根本动力；没能反映地质内动力和外动力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不能解释“板内地震”，板块说登陆失败；板块说的“地幔对流”热机驱动机制存在根本性问题，忽视了地球演化中确凿存在又极其重要的“地幔分异”，在此基础上，他对地壳运动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进行了探讨。
蒋志研究员认为，简单地说“地震不能预报”或“地震能很容易预报”都是不对的。地震是个复杂的地质过程，是在地下深部的过程，是在时空中既带有规律性又带有随机性的过程。对于随机性，人类目前的认识和把握水平，还停留在对其平均特点的认识上。在地震预报中，我们需要的不是位移的平均值和方差，而是及时（时间）准确（地点）具体（强度）的位移值预报；堵海燕副研究馆员认为，我国科学文化传播工作肩负着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双重历史使命，应为促进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好转、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建造应有的社会知识基础和文化平台；强祖基研究员认为，在解决复杂科学问题时，正确科学思路─技术路线至关重要，正确的科学路线是解决认知地震前兆的关键。
最后，毕孔彰秘书长代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地学哲学委员会和中国地质学会地学哲学研究分会做“第七届理事会（2005—2009）工作报告”。报告对第七届理事会的工作进行了回顾，对今后的工作提出了意见与建议。他指出：地学哲学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地学哲学研究工作的指导方针是：坚持“为国服务”。要找准地学哲学研究“为国服务”具体领域的切入点，深入分析科学发展中的问题，探讨原因，研究对策；对地学哲学具体领域的研究，要努力运用唯物辩证法，突出哲学的辩证思维，要将地学哲学具体领域的研究成果及时地转换成对有关书面的建议，积极建言献策，充分发挥我们的作用。
张彦英执行理事长做了会议总结。他强调，国土资源部副部长貟小苏同志到会指出“地学哲学研究要在国家层面上为经济社会发展开展研究工作，要围绕国土资源管理的中心工作开展研究工作”，希望大家以新的研究成果回报国家，服务人民。他还说，“我们开了一个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的地学哲学研究成果学术交流会，会上有18名专家、学者做了学术报告，内容十分丰富，成果水平较高，大家创新思辨，各抒己见，观点纷呈，交融碰触，反响强烈；同时，我们也开了一个继承发扬、承上启下的会，选举产生了第八届理事会”。他认为，本次会议的圆满成功主要体现在：主题鲜明，内容广泛，目标明确，承前启后。
大会闭幕后，召开了常务理事会，研究部署本届理事工作，并选举产生了第八届理事会，选举出理事187人，常务理事87人。大会选举朱训为理事长，张彦英为执行理事长，毕孔彰为秘书长，选举副理事长25名。
（徐红燕供稿）
科学传播学前沿问题争鸣与探讨
第二届全国科学传播学学术会议纪要
2009年9月8日至9日，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传播与科学教育专业委员会、大连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全国科学传播学学术会议”在大连理工大学隆重召开。会议开幕式由大连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郑保章主持，大连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洪晓楠讲了话，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传播与科学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吴国盛教授致开幕词。
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38篇，来自全国各地的40多位专家、学者和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的数十位研究生参加了会议。参会者就当前科学传播学理论研究、科学传播与教育实践的前沿问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和热烈的讨论。
本次学术研讨会的议题包括：（1）科学传播理念反思；（2）公众理解科学与公民科学素质；（3）科学传播案例分析；（4）中国科学传播的历史与现状；（5）大众传媒与科学传播；（6）科学传播的结构分析等与会议主题相关的论题。
一、科学传播理念反思
清华大学蒋劲松以“科学松鼠会”引发的网络争议为线索，梳理了科学传播理念的种种分歧，厘清了关于科学传播活动功能定位的种种分歧及其与科学观、文化观和传播观的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孟强力主调和科学与民主间的张力，构建一种让公众批判性地参与科学技术实践的政治空间。
清华大学刘兵教授提倡借鉴和引入人类学的理论、观念和方法进行科学传播研究，打破仅用传播学或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立场、理论和方法研究科学传播的传统，以实现科学传播研究的新突破。
大连理工大学詹莉芳结合媒介技术思想的发展，提出了媒介技术哲学的三种媒介技术观：美国逻辑实证主义哲学为根基的经验学派的工具理性媒介技术观、法兰克福学派的价值理性媒介技术观、媒介环境学派的自主性技术本体观，并分析了它们各自的特点和局限性。
北京理工大学翟杰全从传播目标和任务、传播对象、传播渠道等方面比较分析了科学传播与技术传播的差异，归纳出新颖的“科学传播”与“技术传播”定义，总结出科学传播与技术传播的总特征。
二、公众理解科学与公民科学素质
中国科普研究所李红林对米勒体系进行了解读，介绍了米勒体系遭遇的各种理论批判与替代理论模型，进而从“科学观”、“公众观”、“理解观”等方面阐述了公众理解科学的理论演进历程。他认为，这种演进体现了一种多元化的、批判性的科学观念与研究视角在公众理解科学研究领域的不断侵入，它挑战着传统的科学观和理想主义，促使公众理解科学的理论不断走向纵深与繁荣。
北京大学哲学系访问学者陈发俊认为，公众科学素养测评是在一定的社会语境下进行的，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论述了社会语境对公众科学素养测评的影响。他进而提出，我国的社会语境明显不同于西方国家社会语境，我国的公众科学素养测评应该依据现实社会语境来进行，在测评指标设定、测评方法，以及测评模式等方面，应敢于突破世界既定模式的影响，实现自我创新。
三、科学传播案例分析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主编单之蔷剖析了地理科学的特殊性，认为传播地理科学的关键是“话题”。他介绍了自己长期以来探究的地理科学传播模式：话题+科学，即凝练话题、制造话题，引起受众兴趣，在话题中承载科学，读者因话题而阅读，在阅读中获得科学知识。
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刘华杰以清朝康熙年间的《耕织图》和清乾隆年间直隶总督方观承所做的《棉花图》为案例，解析了中国古代农耕社会科学传播的中心广播模型。这种模式以君臣合作的方式，将贴近农耕社会的科学知识在士大夫中广泛传播，进而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强大的舆论导向。这种宣传实际上是形式大于实际内容，旨在在全社会营造一种官府重视科普的氛围，两图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政府的科普立场。
大连理工大学传播学硕士陈哲与学者们交流了她的学位论文“新媒体时代科学传播规律性探析及个案研究”。她总结了新媒体时代传播方式和传播格局的变化，详细分析了新媒体时代科学传播要素的四种变化，探索和构建了新媒体时代科学传播模式。从政府、媒介、传播者和受众四个方面提出应对措施及解决方法：做好舆论的宏观调控、减少科学信息的不确定性、启用小众化的编排模式、提高传受双方的科学素质和新传媒素养等，以更好地促进科学传播效果的实现。
中国科普研究所何丽报告了她们2009年5月对北京市街道社区人口的科学素质现状调查情况。王大鹏则分析了草根非营利组织的科学传播现状与作用的缺失及原因，并从资金、人才、科技传播领域、管理体制等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
大连理工大学博士生于洋罗列了科技传播过程中的种种异化现象，并将其归咎为近现代人类征服自然的强烈欲望、科学主义盛行、民众对先进科学技术的盲目崇拜、民众缺乏识别非科学和伪科学的能力、缺乏辩证思维方式的培养，以及急功近利倾向的影响等原因。同时提出了若干对策与建议。
四、中国科学传播的历史与现状
吴国盛教授报告了他们半年来的调查研究成果，他在调研中了解到北京市科普发展存在的五大问题：（1）科普范畴不清；（2）公众参与不够；（3）能力建设重硬轻软，重物轻人；（4）科普品牌不多；（5）科普资源利用率不高。针对以上问题，他们提出了相应的建设性建议：（1）以人为本，建立多层次科普人才队伍；（2）建立科普资源交流中心，实现资源最大共享；（3）打造影视科普精品；（4）培植一批品牌科普企业；（5）强化监管机制。
中国科学传播研究所靳一在会上介绍了中国科学传播研究所成立的背景、研究特色和重点关注的方向，以及成立以来的科研成果，并重点介绍了其科研成果——中国科学传播报告（2009）的研究目标、研究方法与研究发现。
清华大学刘立报告了他们课题组的一项最新研究——我国科技工作者从事科普工作状况调查的研究情况与调研思路。通过比较，他们认为，我国科技工作者从事科普工作现状、特点及存在的问题等，基本上还处于“黑箱”状况。他们的研究旨在摸清我国科技工作者从事科普工作的状况，并提出促进科技工作者从事科普的对策建议。这是我国首次“如此大型的针对科技人员的调查”，具有很强的探索性和现实意义。
北京师范大学吴岩报告了科幻与科学教育之间的关系问题，论述了科幻用于科学教育的历史、价值、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走向。他认为科幻用于科学教育有五大益处：先行组织学生的科学知识；有助于学生建构知识框架；赋予科学家群体及其科研过程以社会情感因素；锻炼读者思维；告知学生如何更加开放地面对未来。同时，他还举例说明如何运用科幻进行科学教育。
大连工业大学董晓红报告了《科学画报》创刊初期的科学观考察问题。她深入分析了《科学画报》前五卷传播科学的社会背景、传播内容、传播形式以及针对的特定传播对象。她认为，最难能可贵的是，《科学画报》在1933年就开始传播“科学是双刃剑”思想：“科学的造福人群，固然是难于估计，而同时如果用之不慎，其弊端也是同样的浩大。因为科学固是有权威的知识，而有权威的知识的本身，不具善恶性，为善为恶，全凭人类自己选择。科学是一柄两面有锋的刀，一面可以劈开一条无限光明的坦途，一面可以引入九幽十八层的地狱。人类的命运是握在人类自己的手里，爱好和主持科学的人们应当如何慎重做事，以使人类最伟大的贡献，不至于演成毁灭自身的悲剧，而更近一层，将这充满了愁苦的世界化作永康的天堂！”
北京大学朱效民分析和探讨了“基层科普队伍的建设问题”。他认为，当前基层科普队伍是一支不可忽视的科普常规军。然而，基层科普队伍建设却存在三大问题：缺乏政府的稳定支持与引导；自发、分散，缺乏组织体系，缺乏理论知识，自身科普定位不清；难以获得政府和社会认同，进一步发展面临诸多困难。针对当前我国基层科普队伍建设现状，朱效民从政府管理、社会网络建构、市场职能发挥等方面提出了相关对策与建议。
大连理工大学武文颖报告了关于我国媒介科学素养不足的研究思路与方法：选取两个案例点、10年报道面，运用美国米勒体系、STS和SSK理论体系，对照《科学美国人》进行文本分析。在座的专家学者为其提供了一些建设性参考意见和建议。
五、大众传媒与科学传播
清华大学吴彤教授介绍了清华大学开设“实验室探究”课程的理念，以及他是如何身体力行向学生传播科学实践理念及其效果，他还展示了自己设计的在课堂教学中使用的一套完整的“科学实践与实验室课程调查问卷”。
北京师范大学许辰佳是本次会上唯一的一位本科生代表，她报告了自己的研究成果“民间科学爱好者与媒体的互动关系”，界定了“民间科学爱好者”（简称“民科”）概念，分析了民科与媒体互动现象，从符号互动理论的角度阐释了媒体与民科之间的关系，并辅以例证。
大连理工大学楼旭东谈了他对动漫在科学传播中的表现形式与动因的看法。他认为，动漫在丰富青少年的想像力、培养青少年的科学兴趣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在当今科学传播出现了向媒体转向的趋势下，研究动漫的科学传播功能显得尤为必要。该校的王爱玲报告了网络媒体中的伪科学传播现状及应对问题，研究生王磊对第二媒体时代的科学传播提出了两大疑问，与大家共同探讨。
六、科学传播的结构分析
中国科普研究所郑念从当前传播机制变化的视角探讨了我国科技传播工作的相关问题。他认为，我国科技传播机制已从过去单纯的以计划体制为主的供给推动型，逐渐转变为与市场体制相适应的供给和需求共同推动，以需求为导向、政府大力资助、社团组织推动、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双向互动为特点的新机制。然而，我国目前的科技传播工作实际上还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传播主体未能积极主动与市场经济接轨，仍存在“等、靠、要”思想；工作方式行政化倾向较强；投融资渠道单一；关于社会需求的理论研究不够；管理体制有待进一步理顺等。针对这些问题，郑念提出了改进我国科技传播工作的五点对策与建议。
科普研究所亢宽盈则以公理化体系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过程为例证，阐释了社会文化因素在科学传播中的作用。
大连理工大学刘萍以《纽约时报》为例，分析归纳了美国都市类报纸在公众科学传播中的角色：科学知识的提供者；科学方法的介绍者，科学态度的引领者，科学精神的培养者。
北京师范大学田松对现代科普提出了若干思考：谁需要科普？我们为什么要搞科普？这些问题引发了与会者的热烈讨论。
最后，中山大学王志康教授做了题为“科学传播的四项任务及其内在联系”的报告。他认为，科学传播的四项基本任务传播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科学方法和科学知识之间有着相互支持、相辅相成的内在联系。科学精神是灵魂，科学态度是立场，科学知识是主体，科学方法是使大众了解一种思维方式，并认同其合法性和严密性。科学传播中必须将这四者紧密联系在一起，任何一个都不可偏废，否则就无法达到科学传播的目标。因此，如何在科学传播中把握好四者关系，必将成为科学传播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历时一天半的科学传播学学术研讨会在热烈的讨论中结束。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委员会科学技术与工程伦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大连理工大学教授王前在闭幕词中总结到：这次研讨会是一次科学与民主糅合的会议，会议没有设主报告，完全是圆桌会议，民主氛围很浓；讨论与争论热烈，但都是聚焦于学术问题；各种新颖观点都得以充分表达。
清华大学刘兵教授也在闭幕式上充分肯定了这次研讨会的成功召开。他认为，这次研讨会比第一届有很大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讨论的问题更有深度；（2）参会学者更具代表性；（3）学者们表达的观点更有代表性。同时，他指出，由于时间有限，有些问题的讨论不够充分。尽管如此，这次研讨会仍然引发了很多问题及新的学术生长点。更可喜的是，这次研讨会上出现了不少年轻的高学历学生代表，使得科学传播学领域有了重要的新生力量。他认为，研讨会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将科学技术哲学与传播学问题有机糅合起来讨论，为传播学和科学传播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别样的视角，具有一定的开创性。
会议闭幕之际，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朱效民创造性地设置了“会议评论”环节，让参会代表及旁听者对会议进行评论，并得到了在场者的积极响应，旁听会议的两名大连理工大学的学生也表达了她们对本次研讨会的看法及感受。最后，朱效民秘书长向会议承办方之一大连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领导及全体师生表达了诚挚的感谢。
本次研讨会中，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传播与科学教育专业委员会举行了参会委员会议，决定增补郑保章、单之蔷和刘华杰为副主任委员，朱效民为秘书长。
2009年9月9日下午，与会代表参观了大连市旅顺区的近代日俄战争旧址——东鸡冠山北堡垒、日俄监狱旧址博物馆，登上白玉山观赏了美丽的旅顺港。带着对当代科学传播问题的无尽思索，与会代表离开了美丽的海滨之城，踏上了新的征程。
（北京大学哲学系陈发俊供稿）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努力开创地学哲学研究新局面
——全国地学哲学委员会第八届理事会暨第十二届学术年会开幕辞
朱 训
同志们、朋友们：
全国地学哲学委员会第八届理事会暨第十二届学术年会，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今天在北京召开了。我向大会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各位理事、各位代表表示亲切的问候，向各位领导和来宾表示热烈欢迎！
这次会议按照地学哲学委员会常务理事会的商定，有两项任务：即把换届会议和学术年会合并召开，并把学术年会的主题定为“地学哲学与科学发展”。
回想起来，早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在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中，在大庆职工“两论起家”（实践论、矛盾论）的经验启示下，地质战线不少同志越来越多地注意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指导找矿、指导地学哲学研究与实践。1977年12月12日—1978年1月16日全国自然辩证法规划会议之后，在1978年3月15日，当时中国科学院张文佑院士撰文提出“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和解决当前地球科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这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文革结束不久，国民经济发展急需矿产资源，需要地球科学理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努力寻找矿产资源的情况下提出的。我到部里工作后不久，经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于1983年6月27日—7月2日在福州召开了“全国首届地质辩证法学术研讨会”。地学哲学有组织地开展研究，如果从那时算起，至今有26年了。地学哲学研究在深入、持续地进行着，探索着地球系统科学理论与实践中的认识论、方法论的问题，探索着地质找矿实践中的问题，探索着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探索着环境问题、地质灾害问题，探索着资源与社会的问题，探索着西部大开发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等等，在这个过程中，也推进了地学哲学的理论建设。总体来讲，我们的研究工作贯彻了“为国服务”的思想，是有成效的，也是与时俱进的。 当然，在前进道路上还有许多事要做，在学术实践科学发展观中，如何在“为国服务”方面做出更大成绩，还需要我们大家做出更大的努力。 今天，利用这个机会，我简单讲几点意见，供各位同志参考。
一、地学哲学研究要为科学发展服务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既面临着历史性机遇，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在深刻总结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
地学哲学研究要“为国服务”，就要为科学发展服务，就要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研究如何为科学发展服务，以便切实搞好为科学发展服务，这就是时代向地学哲学研究提出的新问题、新要求、新使命。
二、地学哲学研究要坚持以人为本
地学哲学研究是一个实现群众愿望、满足群众需要、维护群众利益的不断发展的过程；要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要促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安定团结。
三、地学哲学研究要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服务
地学哲学研究要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建设；要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兼顾子孙后代利益为出发点，要为实现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服务。
四、地学哲学研究要统筹兼顾
地学哲学研究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要统筹兼顾；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要拓宽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为提供持久可靠的资源保障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服务。总之，要通过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深入具体的研究，开创地学哲学研究的新局面。
最后，我希望与会同志共同努力，把这次会议开好，以圆满完成会议的既定任务来庆祝建国60周年。祝大会圆满成功.祝大家身体健康！我的讲话完了，谢谢！
地学哲学与科学发展
——全国地学哲学第八届理事会暨第十二届学术年会主题报告
张彦英
（全国地学哲学委员会执行理事长）
尊敬的朱训理事长，各位领导、各位代表：
本次年会的主题是“地学哲学与科学发展”。我受朱训理事长的委托，做地学哲学第八届理事会暨第十二届学术年会的主题报告。刚才朱训理事长的致辞就是这个主题报告的纲要。这个主题报告试图从地学哲学的角度探讨两者间的辩证关系，探讨科学发展问题。
发展问题历来是人类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是人类进步的永恒主题，也是地球科学不变的使命，科学发展观为地学研究提供了新问题、新要求、新使命。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地学哲学是地球科学哲学的简称。地学哲学是研究地球科学理论与地学实践中的哲学问题，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导，研究地球科学理论与地学实践中的普遍联系与一般规律的学科。地学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科技论、决策论和主题论是地学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发展观是社会发展问题和哲学问题，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为科学发展观做出自己的贡献是地学哲学研究的历史使命。
一、地学哲学研究要为科学发展服务
科学发展观吸取了当今世界关于发展的重要理论成果，顺应了人类社会进步的潮流，总结了新中国建国以来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经验，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科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地学哲学的全部价值，说到底是与时俱进的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在这个服务过程中谋求自身的发展。
（一）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历史背景
20世纪80年代，人们提出了旨在解决全球资源、环境问题的可持续发展观。21世纪初，我国又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中，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但也出现了全球范围内的环境破坏。资源过度消耗和贫富差距加大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严重威胁和阻碍着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于是，人类不得不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当代与未来的关系；不得不回过头来审视自己已经走过的发展道路，进而寻找一条既能保证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又能维护生态良性循环的全新发展道路。“可持续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提了出来。科学发展观既是可持续发展观的传承，又是党在新时期、新阶段针对我国现实国情的一大理论创新，意义重大而深远。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并且提出了“五个统筹发展”的新要求。这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实践的高度概括和总结，也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有力保障，是新的科学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终极关怀、展示了和谐的精神境界、突出了公正的价值导向，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我们的明天将更加美好。
（二）地学哲学研究要为科学发展服务
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三个阶段，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也相应经历了原始统一、朴素和谐与紧张失衡三种发展状态。今天，人类所拥有的工业文明与人类生存环境有序及稳定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人与自然的关系呈现出紧张失衡的状态。这种状态愈演愈烈，致使人类处于全球性生态环境的危机之中。人类新的生存困境是由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紧张而产生的，新的生存困境已经关系到整个人类的持续生存和发展，摆脱这种困境的出路，不仅要依靠科学技术的投入、制度法规的建设，而且要依靠道德上的启迪，通过影响和改变其价值观念来增强人们保护生态环境的自觉性，激发人们保护生态环境的道德责任感，保证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并在与自然和谐相处中持续生存和发展。科学发展不仅仅是依靠科学技术的投入和依靠科学发展，重要的是依靠和坚持科学的价值观念发展。
二、地学哲学研究要坚持以人为本
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理念。科学发展首先要求人必须全面发展，没有人的全面发展，也就无所谓科学发展。
（一）地学哲学研究要为实现群众愿望、满足群众需求、维护群众利益的服务
以人为本，从人地关系看，地学哲学研究要注重解决满足人的需求和人类自身两类问题。满足人的需求方面，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作为发展的根本动力；就是要把“人才强国”战略作为我国发展的根本战略；就是要把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应该看到，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到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一大进步。科学发展观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终极关怀。从人类自身发展方面看，人口众多是中国的基本国情，面对经济发展、人口增长、环境保护、资源利用、地区发展等方面的复杂矛盾和问题，解决好人口问题，是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加强法制建设，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共同实施人口政策和人口方案；要创新计划生育工作的思路和机制，重视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要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制定人口中长远发展规划，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与经济发展、消除贫困、保护生态环境、合理利用资源、普及文化教育、发展卫生事业、提高妇女地位等紧密结合起来，努力从根本上解决人口与发展问题。科学发展是不断解决人口自身问题，不断满足群众需要、维护群众利益的可持续发展。
（二）地学哲学研究要为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提供理论依据
人类劳动是自然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形式。随着社会物质生产发展，促进这种交换，极大地加速地球表面物质演化的进程。这表现为：地球表面物质有序化、生物地球化学平衡、地球物质财富化、物种灭绝的过程加快、人类和地球共同进化。在人类的自然化与自然的人类化中，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是地学哲学理论依据。在人类与地球相互作用中，一方面自然界决定人，即人类的自然化；另一方面人作用于自然，即自然的人类化。在现代科技高速发展的条件下，人与自然的相关性越来越紧密，越来越完善。这要求人类有相应的社会组织形式，合理的社会制度和政策与之相适应；要求有符合时代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与之适应；要求有更高文化、更大创造力与责任感的人与之相适应，这就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种人与自然的相关性表现为人与社会主体与自然客体的统一、人的实践目的是主观与自然规律客观的统一。忽视自然，违反自然规律，就表现为主体与客体的冲突，当代环境问题成为严重问题，便是这种冲突的突出表现。只通过调节人和社会活动，使之符合客观规律，冲突才能得以解决。地学哲学就要为此做出努力。
（三）地学哲学研究要促进社会和谐提供理论支持
人类与地球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共同进化是地学哲学研究促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理论基础。地球表面是人类活动的场所，在这里人类活动急剧地改变着地球表面的面貌。人类在创造他们生活的两个世界：人类社会包括社会圈、技术圈和智慧圈；自然界包括大气圈、水圈、岩石圈和生物圈。人类在创造自己的社会历史的同时，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即“人类学的自然界”，或“社会的自然”。这两个世界是“高度相关”的，已经相互渗透和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当我们在认识上把它们分为两个世界，或有质的区别的两个世界时，是表示人类与地球相互作用，形成对立统一的关系。这种对立统一成为一种重要机制，保证人类与地球共同进化的活力。人类与地球相互作用，本质上是一种合作关系。人类通过自己的活动，包括以科学技术发展为特征的认识活动，以及开发利用自然为特征的实践活动，都促进了自然界的进化；同时，自然界作为人类活动的对象，提供了人类活动和人类生存的全部需要。人类和地球的这种合作关系，用生态学术语来表述是“互利关系”，即人地关系具有互利共生的性质。这种合作关系具有相对性，包括了它们的适应性选择和制约。今天人类生活的两个世界即人类社会和生物圈，正处于深刻的矛盾与冲突之中。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是这种冲突的具体表现。它同时威胁两个世界的生存。而且，它也表现了自然界对人的世界的选择压力和制约。这就要求调节人和社会活动，按照客观事物发展需要，遵循人地协调发展的规律，把人类活动限制在生态许可的限度内。这种环境选择压力形成一种制约，要求人类的适应性选择，通过人类的智力进化和活动进化，即通过人和社会活动的自觉调节，实现协调人地关系。在客观上，它既符合人的需要，又符合生物圈发展的需要。因此，人类与地球相互作用的合作关系，以及它们的适应性选择和制约，是两者相互作用机制。这使得两者是命运相依的和共同进化的。人类与地球协调发展、共同进化，既是客观的历史发展，又是客观历史的发展规律。人民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主体，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主体。要激发全社会的活力，财富的创造是前提，是第一位的。首先要善于引导和激发人民的创造力，要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尊重改革和发展的创新实践，这是和谐社会的坚实基础。如何创造财富，如何分配财富？这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民富裕的最重要的关键问题。
三、地学哲学研究要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服务
地学哲学研究要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服务就必须研究和遵守人地协调发展规律。关于人地协调发展规律，朱训同志1996年在“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开拓地学哲学探索的新领域”一文中，做了比较全面的理论概括。朱训同志关于协调人地关系的规律，做了如下表述：（1）人地关系主从律，即人首先是自然的产物，人地之间存在客观的主从关系，人对自然的改造必须遵从自然规律的规律。（2）人地系统发馈律，即人对地的能动作用总会伴随地对人所作用的规律。（3）人地控制递进律，即人类越是发展，对地的可控能力越强的规律。（4）人地依赖递进律，即人类社会越是发展，对地的客观依赖性越高的规律。（5）人地发展规律，即人类进化、社会进步的过程，必然是人类对地球资源与自然环境了解、占有、利用和合理改造的增长过程，否则便是退化和退步的过程的规律。（6）人地适应律，即人类社会在生存发展中的功能释放必须合于地球资源的合理更新与维持条件，地球资源环境体系的功能释放必然制约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条件，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人地系统协调发展。这是人地系统功能耦合原理，是协调人地关系最重要的一条原理。它揭示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不只是内部的平衡发展，而应上升到经济、社会、资源、环境整体上的全面协调发展。
（一）地学哲学研究要从物质与精神、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对立统一关系处理中，促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
人类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人地关系史。人地关系的历史发展，经历了从自然统治人，到人统治自然，再到人地协调论的历史发展进程。人们对人地关系的认识也是历史发展的，这表现为占主导地位的人地关系思想，也有一个从地理环境决定论，到人统治自然的思想，再到人地协调论的发展过程。在人地关系史上，无论是古代的自然统治人，还是近现代以来人统治自然，都是人类进步不完善、人地关系不成熟的表现。这种关系表示人类与地球的矛盾，从对立走向冲突，既不符合人类利益，又不符合自然界的利益。这种关系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必然性，又具有历史性，它被更为合理的关系取代。树立正确的辩证统一的自然观和历史观，建立整体性的人地关系观念，不是关于纯粹自然的观念，而包含人和社会因素的社会自然观。人类实践是从自然到历史，通过人类实践把自然过程和社会过程衔接起来，实现地学辩证法和社会历史辩证法的统一。建设生态文明不仅是一个物质文明，而且还是代表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生态文明的内容必须在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中得到反映，尤其应在精神文明中得到反映。生态文明在政治文明当中，要以生态经济政绩观取代片面的、表面的经济政绩观。要求干部树立科学的自然观、社会观、价值观。在精神文明建设中，要在全社会形成普及生态知识，尊重生态规律，遵守生态道德的氛围，这样从根本上荡涤灵魂，提高全民族素质。要形成一种高尚的社会氛围，过去讲思想教育往往只重视社会观的教育，实际上社会观和自然观是不可分离的整体。科学的自然观的教育不等于一般科学技术知识的普及，而是哲学思想的灌输，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切实而持久的动力。
（二）地学哲学研究要为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兼顾子孙后代利益的可持续发展服务
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生态脆弱的状况，决定了我们在发展过程中不仅要尊重经济规律，更要倍加尊重自然规律，充分考虑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珍惜资源，合理开发和节约使用各种资源，实现永续利用。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与自然资源的矛盾随着人口的增长也在日益加剧，并越来越显出对社会发展的限制作用。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就指出：“地球就像一艘在太空中飞行的宇宙飞船，要靠不断消耗和再生自身有限的资源而生存，如果不合理开发资源，肆意破坏环境，就会走向毁灭。”为了保持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以循环经济理念和无公害技术为依托，进行产业革命；加紧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逐步淘汰高耗能、高污染的工业技术，推广节约资源，无污染的工艺技术和方法；依靠科学技术提高资源利用率和资源经济效益，实现资源产业化，把自然资源作为一种资产，对其实物量和价值量进行清查，建立绿色检算体制。必须建立健全资源系统的法制管理，加强宣传教育，改变长期形成的“资源无价、环境无限、消费无虑”的错误思想，把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保护资源、节约资源、保护全人类生存环境变成每个人的自觉行动。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在经济和技术水平较低、生态较为脆弱、人口压力十分巨大的情况下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这决定了中国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切实保护资源和环境，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粮，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要根据我国国情，选择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和消费方式。坚持资源开发和节约并举，克服各种浪费现象，综合利用资源，加强污染治理。
（三）地学哲学研究要为实现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服务
新中国成立60年，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已经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我们在看到成就的同时也清醒地看到，这个经济总量成就的取得，是建立在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的增长方式之上，这与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因此，我们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切实推进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低能耗，低污染、高效率”的集约型增长方式的转变。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资源管理、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采取了许多措施保护生态环境，但由于缺乏全民生态伦理意识的支撑，人们生态文明观念淡薄，这些法规和措施均未唤起人们对环境保护的自觉行为。可以说，公民生态伦理意识的缺乏和参与程度低是现代生态悲剧产生的一个深层次根源。因此，要大力普及环保知识，提高全民生态伦理意识，通过各种途径，在全社会形成了解国情、珍爱环境、保护生态、节约资源、造福后代的共识。从保护和维护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高度，思考和对待自然生态环境问题，把生态伦理意识内化为广大公众的良心，使保护自然生态环境成为广大公众的自觉行动。同时，要建立健全公众参与机制，鼓励公众及社会团体、公益组织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管理和监督。要进一步转变思想观念，明确公众参与环保的权利是国家法律赋予的，政府部门有义务给予回应和保护。要做到环境信息公开化，环境决策民主化。要坚持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的统一，做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适应，努力建设低投入、少排污、可循环的国民经济和节约型社会，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可持续发展。
四、地学哲学研究要统筹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科学发展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从地学哲学角度看，就是统筹兼顾人地辩证关系的方方面面，统筹兼顾解决人地关系的突出问题。当前，我们要辩证地认识物质财富的增长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转变“重物轻人”的发展观念；要辩证地认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转变把增长简单地等同于发展的观念；辩证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转变单纯利用和征服自然的观念。而且在发展过程中不仅要尊重经济规律，更要倍加尊重自然规律，充分考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地学哲学研究要为统筹发展提供理论支撑，首先地学哲学本身要统筹兼顾。
（一）提高学术研究水平，增强为国服务能力
从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需要出发，地学哲学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统筹兼顾提供理论支持。长期以来，地学的主要任务是勘查、开发利用资源，以满足社会发展需要，支持经济社会发展。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生产力发展，人与自然关系的性质发生变化，环境问题、人口问题、粮食问题，它们对于社会发展来说已经同资源问题同样重要。经济粗放型增长是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发展循环经济，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机制，为社会发展提供可持续利用的资源基础和生存环境。在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由人类过去的生存斗争所引起、成为威胁当今人类生存的中心问题，并将由现在和未来的人类生存斗争所解决，地学哲学对这个问题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人类必须改变过去以损害自然界生存方式谋求自己生存的做法，通过环境保护和自然保护，维护自然界生存。要通过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改变其反自然的方向，保护生态，协调两者的关系，以做到两者并存共荣为目标。地球适宜生命生存的条件是由生命创造和维持的，特别是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它转化和积累太阳能，包括人在内的地球上的全部生命都依靠植物的光合作用维持生命。人类依赖自然界生存是不可避免的。地球上没有人，其他生命照样生存；但是，要是没有植物，或者要是没有昆虫和微生物，人类只能存活几个月，我们必须尊重生命和自然界的生存。40多亿年的地球演化史，300多万年的人类进化史，5000多年的人类文明史，200多年的工业史、我国近30年的改革开放史，让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类已经不得不进入人类与地球和谐发展的时代，人类与地球和谐发展是自然和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地学哲学只有进一步提高学术研究水平，才能更好地认识世界，只有进一步增强为国服务能力，才能推动改造世界。地学哲学要从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统筹兼顾提供理论支持。
（二）地学哲学研究要为统筹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40多亿年的地球演化，形成了自然资源空间分布的不均衡和自然资源品质的不均一性。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针对我国现实国情做出的必然选择。我国人口多、国土面积大、人均资源拥有量少且分布不均衡，要想实现长远发展，必须统筹发展，才能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指导思想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对可持续发展观没有提出明确的社会发展目标和行动方案，加上生产力水平低，当务之急是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是经济建设唱主角戏，社会发展成了配角，结果是资源环境问题没有得到根本缓解，同时又出现了许多深层次的社会发展问题。主要表现在：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地区差距依然明显、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居民收入差距悬殊、教育卫生等公共事业严重滞后。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五个统筹发展”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有肋于破解中国未来发展的难题。地学哲学研究要对“五个统筹”的理论依据、现实需求、实施难点、对策措施提供哲学回答，为实现“五个统筹”提供理论支持。
（三）地学哲学研究要为结构调整、经济转型提供理论支持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社会生产力结构和人地关系也不断地进行调整。随着生产规模扩大，人类活动必然引起自然界的变化，而且变化越来越大，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这是不可避免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在人地关系的理论基础是人类可以破坏旧的平衡，建设有益于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的新的平衡，这是螺旋式前进的哲学基本规律。那种惟人类意志论和惟生态是从论都是错误的。建设有益于人的新的自然平衡就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实施绿色GDP。实施绿色GDP，不仅强调关注自然资源和环境质量，而且要求在保护资源和环境的同时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也就是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和环境利用、保护、建设并重，逐步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发展循环经济，通过法律和经济手段逐步淘汰污染资源、污染环境的工艺、技术和产品，尽快研究制定促进循环经济的法律法规，制定和实施强制性能效标准。同时，还要大力推进先进技术，把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广泛应用于资源利用、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要通过体制改革、科技进步和加强管理，建立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转变消费观，树立科学的消费观。科学消费观提倡以人为本，扩大消费，公平消费，循环消费，持续消费。以人为本，就是把满足人的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科学消费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围绕人的生存、享受和发展的需求，提供充足的物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同时，反对铺张浪费，反对显富比阔、追求奢华的生活方式，不提倡盲目超前消费和过度消费。应使消费成为人们不断提高素质的过程，成为抵制不良习俗和腐朽思想形成良好社会风尚的过程，成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过程。
（四）地学哲学研究要为促进我国发展中两种物质生产和两种资源良性互动服务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存在着社会物质生产和自然物质生产两种物质生产。社会物质生产和自然物质生产的成果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两种资源。社会物质生产和再生产来源于社会生产力和自然生产力的结合，包括社会物质再生产过程和自然物质再生产过程。甚至在社会物质生产里人类劳动间歇期间，作为物质生产的物理过程、化学过程和生物过程等自然仍在发生作用；在社会物质生产过程以外，自然物质生产过程可提供社会劳动生产同样的物质产品，在满足人的需要方面，它们同人类劳动的产品是一样的。自然物质生产是社会物质生产的基础，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只承认社会物质生产，不承认自然物质生产；而且，常常以损害自然物质生产的形式进行社会物质生产。这样就形成社会物质生产与自然物质生产的尖锐矛盾。长期如此，两种生产（社会物质生产与自然界物质生产）的尖锐矛盾，损害了生物圈的生态学基础，包括损害生物圈的物质循环、水循环和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从而损害人和其他生命的生产条件。人类必须把人类活动控制在生态系统允许的限度内，在每一次新的大规模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过程中，社会必须投入新的用于资源保护的资金，以维持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之间的平衡，防止生态潜力的根本丧失。我们要改变以损害自然物质的生产方式进行社会物质生产的做法，调节两种生产的矛盾。这是协调人地关系，促进社会物质生产，充分利用自然物质生产资源的重要途径。
当前，地学哲学研究的历史使命是为科学发展服务，探索协调人地关系的新理论、新方法是科学发展时代赋予地学哲学的重大课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地学哲学研究要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为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努力做出贡献。
（2009年8月28日）
全国六学会就举办“医学发展高峰论坛”召开协商会
2009年6月25日，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应其所属的医学哲学专业委员会和医学与哲学杂志社的要求，就拟于2009年11月20日—23日在北京联合主办“医学发展高峰论坛”（以下简称“论坛”）一事，致函中华医学会、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华预防医学会、中国医院协会、中国医师协会征求意见；至2009年8月30日，先后收到五个学会的反馈信息，一致同意联合主办此次“论坛”。
为此， 2009年8月31日，全国六学会在中华医学会326会议室，就此事进行了协商。各学会的代表出席了协商会。他们是：中国科协学会服务中心副主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秘书长王玉平，中华医学会副秘书长韩晓明、学会部主任姜永茂和副主任李佳，中华预防医学会综合协调部主任王国芳，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姚洪，中国医师协会会员部主任谢启麟和王莹，中华中医药学会学会部刘延华。《医学与哲学》杂志名誉主编、原北京大学医学部党委书记彭瑞聪，《医学与哲学》杂志主编杜治政、副主编赵明杰，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医学哲学专业委员会副主委、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助理袁钟也出席了会议。王玉平主持了此次协商会。
会议就《医学与哲学》杂志主编、医学哲学专业委员会主任杜治政关于“论坛”筹划情况及初步安排的汇报进行了讨论，达成以下共识：
1. 鉴于此次“论坛”内容的重要性和意义的广泛性，六个学会的代表一致同意联合主办此次“论坛”，并愿共同分担办好此次“论坛”的相关工作。关于此后是否有必要继续就医学发展进程中前瞻性和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定期联合轮流主办此种医学高峰论坛的建议，大家认为有待此次论坛结束后，根据具体情况再行商定。
2. 与会同志原则同意此次“论坛”的主题内容，认为“医学整合”的确是当前医学发展和保健服务进程中有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但“论坛”的主题表述应当明确、新颖，具有创意。大家认为，将原来“医学发展高峰论坛”的主题“整合、公平、创新、人文”的表述，改为“医学高峰论坛：医学整合”为宜。另外，原先医学哲学专业委员会和《医学与哲学》杂志安排的纪念广州医学辩证法讲习会与《医学与哲学》杂志创刊30周年的活动另行安排，不列入此次“论坛”议程。
3. 与会同志指出，此次“论坛”与一般学术会议不同，不是具体卫生保健工作的研讨，而是一次就医学发展前瞻性和全局性问题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峰论坛。开好此次“论坛”，将对我国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和公共卫生、初级卫生保健、全民健康促进和医院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与会同志认为，应当共同努力，把此次“论坛”办好。
4. 与会同志认为，“论坛”的时间不宜过长，将原计划安排两天半的日程改为两天为宜。大家同意主题报告一天、专题研讨一天的安排，闭幕式在专题讨论后进行；同意主题报告人和内容的安排，但要具体落实；与会者还强调要认真组织好专题讨论，内容要具体、实际一些，每场专题的参与对象要明确，要有吸引力；专题研讨不宜太分散，应适当集中一些；要选好专题报告人和“论坛”组织者（坛主）；专题报告后要有一定的时间进行提问与讨论。
5. 与会同志一致表示，集中此次“论坛”的内容，发表一项“共识”很有必要，但要认真组织相关人员撰写；要听取多方意见，特别是要听取对此有研究、有实践经验的人士的意见，并争取在小范围内组织一些讨论；要反复修改。初稿形成后，送各学会审阅，同时提交最后一次筹备会讨论；在“论坛”举行期间发给参会人员，并听取他们的意见，形成最终定稿。
6. 为保证会议的成功，与会者提出，争取有关领导出席会议至关重要。韩启德院士对此次“论坛”十分关心，给予了很大的支持，要及时向韩院士汇报“论坛”的有关信息，尽可能地争取韩院士出席“论坛”；同时在最短时间内争取向卫生部领导做一次全面的汇报，并邀请他们出席会议。
7. 与会同志认为，组织好与此次“论坛”主题密切相关的人员参会，主要是部分三甲医院院长、科主任，部分省市CDC的主任，部分医科大学校长，部分省市卫生行政部门的厅局长和初级卫生保健单位的负责人，这对于保证“论坛”的效果至关重要；“论坛”规模以不少于300人为宜。与会各学会同意根据各自系统了解的情况提出邀请名单，相互商定后于10月发出正式邀请。
8. 与会同志还认为，在10月中旬召开一次（第三次）筹备会很有必要。邀请发起单位、主办单位、承办单位和“论坛”相关组织者参加，具体布置“论坛”正式召开的具体事宜；大家认为，为了更好地组织好此次“论坛”，由发起单位的代表、主办单位及承办单位代表等组成“论坛组织委员会”仍有必要。
9. 各学会的代表对支持“论坛”的各项相关事宜，即审查“论坛”计划并提出改进意见、参与“论坛”内容的组织与推荐、出席并分工主持“论坛”的相关会议、组织人员参会、在会议期间具体指导有关会务等表示同意，但各项具体分工有待下一次筹备会确定。
10. 对会议的论文编辑、新闻发布、医学人文成果展览、临床专家与人文学者联欢等相关安排，与会同志没有表示不同意见。
（“医学高峰论坛：医学整合”筹备组）
·书 讯·
中国技术哲学与STA研究论丛（第一辑）
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由陈昌曙、远德玉担任名誉主编，陈凡、罗玲玲主编的《中国技术哲学与STA研究论丛》第一辑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辑共编入五本著作：
1. 安维复著《社会建构主义的“更多转向”——超越后现代科学哲学的最新探索》
2. 李三虎著《重申传统——一种整体论的比较技术哲学研究》
3. 丁海斌著《清代“官科技”群体的养成与结构研究》
4. 毛牧然、陈凡著《论网络技术的价值二重性》
5. 陈凡、张明国、梁波著《科学技术社会论——中日科技与社会（STS）比较研究》
相关内容摘登、简介如下：
《中国技术哲学与STS研究论丛》总序
哲学是人类的最高智慧，它历经沧桑岁月却依然万古常新，永葆其生命与价值。在当下，哲学更具有无可取代的地位。
技术是人利用自然最古老的方式，技术改变了自然的存在状态。当技术这种作用方式引起人与自然关系的嬗变程度，达到人们不能立即做出全面、正确的反应时，对技术的哲学思考就纳入了学术研究的领域。特别是一些新兴的技术新领域，如生态技术、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多媒体、医疗技术、基因工程等出现，技术的本质、技术作用自然的深刻性，都是传统技术所没有揭示的，技术带来的社会问题和伦理冲突，只有通过哲学的思考，才能让人类明白至善、至真、至美的理想如何统一。
现代西方技术哲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00多年以前的欧洲大陆（主要是德国和法国）。德国人E·卡普（Ernst Kapp）的《技术哲学纲要》（1877）和法国人A·埃斯比纳斯（Alfred Espinas）的《技术起源》（1897）是现代西方技术哲学生成的标志。国外的技术哲学研究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如今正在由单一性向多元性方法论逐渐转变；正在寻求与传统哲学的结合，重新建构技术哲学动力的根基；正在进行工程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整合，将工程传统中的专业性与技术的文化形式或文化惯例的考察相结合；正在着重于技术伦理、技术价值的研究，出现了一种应用于实践的倾向——即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
与技术哲学相关的另一个较为实证的研究领域就是科学技术与社会（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随着技术科学化之后，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根本性变化，以信息技术和生命科学等为先导的20世纪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管理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科学技术对社会的积极作用迅速显现。与此同时，科学技术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也空前突出。鉴于科学对社会的影响的价值也需要正确地加以评估，社会对科学技术的影响也成为认识科学技术的重要方面，促使STS这门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规律及其应用并涉及多学科、多领域的综合性新兴学科逐渐蓬勃发展起来。
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就兴起了以科学技术与社会（STS）之间的关系为对象的交叉学科研究运动。这一运动包括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案和研究计划。20世纪80年代末，在其他国家，特别是加拿大、英国、荷兰、德国和日本，这项研究运动也都以各种形式积极地开展着，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可。90年代以后，它又获得了蓬勃发展。目前STS研究的全球化，出现了多元化与整合化并存的特征。欧洲学者强调STS理论研究和欧洲特色（爱丁堡学派的技术的社会形成理论，欧洲科学技术研究协会）；美国STS的理论导向（学科派，高教会派）和实践导向（交叉学科派，低教会派）各自发展，侧重点不断变化；日本强调吸收世界各国的STS成果以及STS研究浓厚的技术色彩（日本STS网络，日本STS学会）；STS研究的全球化和多元化，必然伴随着对STS的系统整合，在关注对科学技术与生态环境和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的研究；关注技术，特别是高技术与经济社会的关系；关注对科学技术与人文（如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审美情感、心理活动、语言符号等）之间关系的研究都与技术哲学的研究热点不谋而合。
中国的技术哲学和STS研究虽然起步都较晚，但随着中国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在经济上迅速崛起，学术氛围的宽容，不仅大量的实践问题涌现，促进了技术哲学和STS研究，也由于国力的增强，技术哲学和STS研究也得到了国家和社会各界的越为越多的支持。
东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前身是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在陈昌曙教授和远德玉教授的倡导下，东北大学就将技术哲学和STS研究作为重要的研究方向。经过二十多年的积累，形成了东北学派的研究特色。2004年成为教育部“985工程”科技与社会（STS）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2007年被批准为国家重点学科。东北大学技术哲学和STS研究主要是以理论研究的突破创新体现水平，以应用研究的扎实有效体现其特色。
《中国技术哲学与STS研究论丛》（简称《论丛》）是东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和“科技与社会（STS）”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以及国内一些专家、学者的最新研究专著的汇集，涉及科技哲学和STS等多学科领域，其宗旨和目的在于探求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机制和规律，进一步繁荣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论丛》由国内和校内资深的教授、学者共同参与，奉献长期研究所得，计划每期出版五本，以书会友，分享思想。
《论丛》的出版必将促进我国技术哲学和STS学术研究的繁荣。出版技术哲学和STS研究论丛，就是要汇聚国内外的有关思想理论观点，造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扩大社会影响，提高国内的技术哲学和STS研究水平。总之，《论丛》将有力地促进中国技术哲学与STS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
《论丛》的出版必将为国内外技术哲学和STS学者提供一个交流平台。《论丛》在国内广泛地征集技术哲学和STS研究的最新成果，为感兴趣的国内外各界人士提供一个广泛的论坛平台，加强相互间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推进技术哲学和STS的理论研究与实践。
《论丛》的出版还必将对我国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创新型国家建设战略的实施起着强有力的推动作用。能否正确地认识和处理科学、技术与社会及其之间的关系，是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创新型国家建设战略能否顺利实施的关键所在。技术哲学和STS研究涉及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环境、生态、能源、人口等全球问题和STS教育等各方面问题的哲学思考与实践反思。《论丛》的出版，使学术成果能迅速扩散，必然会推动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创新型国家建设战略的实施。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无论是人类科技发展史还是哲学史，都有中国人写上的浓重一笔。现在有人称，“如果目前中国还不能输出他的价值观，中国还不是一个大国。”学术研究，特别是哲学研究，是形成价值观的重要部分，愿当代的中国学术才俊能在此起步，通过点点滴滴的扎实努力，为中国能在世界思想史上再书写辉煌篇章而做出贡献。
最后，感谢《论丛》作者的辛勤工作和编委会的积极支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为《论丛》的出版所做的努力和奉献。
陈凡 罗玲玲
2008年5月于沈阳南湖
安维复著《社会建构主义的“更多转向”——
超越后现代科学哲学的最新探索》简介
“索卡尔事件”所引发的“科学大战”给包括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vism /social constructionalism）在内的后现代思想带来了严重的冲击，这种冲击使社会建构主义阵营发生“更多的转向”（拉图尔），并在思想属性、发展态势、评价标准等方面呈现扑朔迷离的“家族相似”景象。
本书跟踪社会建构主义在“科学大战”之后的“更多转向”，了解角色网络理论（ANT）转向、科学技术的综合研究（STS）转向、“实践转向”、“技术转向”、“修辞学转向”和文化转向等等的思想源流、研究纲领、分析工具和学界评价，批判其中的本质主义、单因素决定论等理论偏颇，汲取互动模型、网络分析、群体协商等的有限合理因素，发挥它的建设性辩证法的合理“内核”。
本书的主要观点是：虽然社会建构主义在“科学大战”中呈现“更多的转向”，我们也从“换位”评价的角度进行了多向度的描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自己的观点。我们以为，对于社会建构主义，或许可以理解为“共建知识的辩证法”。
从上述论述中我们在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比较中对社会建构主义做如下概括：
第一，从基本范畴的角度看，现代主义关注的是主客体的关系问题，后现代主义关注的是主体际性问题，而社会建构主义更为关心“自我-他者-事物”（梅劳.庞蒂）的三元结构。
第二，从思想理路看，现代主义处于哲学发展的语言学（句法学）转向阶段；后现代主义处于哲学发展的解释学（文化学）转向；而社会建构主义则处于哲学发展的修辞学（辩证法的意义上）转向。
第三，从方法原则看，现代主义在方法论上是绝对主义的，认为一个出色的思想家可以创造一个绝对的思想体系；后现代主义在方法论上是相对主义的，认为最理性的判据就是“怎么都性”（费耶阿本德语）；社会建构主义在方法论上坚持哲学是一种社会理性，沟通和协商具有决定性的地位。
第四，从认识模式看，现代主义力图用分析、还原和整合等认识工具来揭示世界图景；而后现代主义则力图用消解、兼容和断裂等认识工具来解释世界图景；而社会建构主义则力图用协商、对话和共识等认识工具来建构世界图景。
第五，从真理内容看，现代主义认为真理内容是纯净的或价值无涉的，因而是绝对的、齐一的；后现代主义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绝对真理，即使存在真理，也负载着文化旨趣（哈贝马斯）或政治理念（L.Winner），这些文化旨趣或政治理念当然是不可通约的；社会建构主义认为，真理是存在的，但真理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各种思想或利益在协商过程中争辩、冲突、让步、共识的产物，因此真理是异质性的，是充满矛盾的。
第六，从理论目的看，现代主义让我们去描述一个客观的外在世界，后现代主义让我们消解一个绝对权威所创造的世界，而社会建构主义则期望我们共建一个各种利益得以表达但可以分享的世界。
第七，从政治含义看，现代主义往往暗含着权威主义的理论前提，这种权威主义必然导致思想/学理上的独裁主义，而思想/学理上的独裁主义往往导致政治上的精英统治论；后现代主义往往暗含着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前提，这种无政府主义破坏了现代思想中的权威主义，但却以牺牲理论的客观性或思想的规范性为代价，往往导致个人主义、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社会建构主义则主张公众参与决策的协商民主。
李三虎著《重申传统：一种整体论的
比较技术哲学研究》简介
“重申传统”这一主题，与其说是限于技术哲学对中国文化传统进行历史探索，毋宁说是对我国自主技术发展问题的现实关注。为此本书引入一种整体论的比较技术哲学方法，揭示中国古代技术哲学思想传统的基本倾向及其当代意义：一是通过与古希腊相关哲学思想比较，对中国古代哲学经典著作中的相关思想进行考察，由此辨识出中国传统技器道思想的整体论哲学倾向；二是对照西方现代主义的技术哲学思想传统（机械论范式），鉴于当现代技术发展出现的生态和人文价值壁垒现实，借鉴当代西方技术批判观点，探讨近现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所做的有关技器道关系的各种文化研究内容，由此表明传统在场的现实意义；最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一步拓展中国传统技器道思想的整体论意义，就是谋求普遍知识和地方知识相结合的本土技术文化建构。本书通过思想与历史、传统与现实的整体把握，力求展望全球性与本土性互为建构的中国技术创新自治方向。
丁海斌著《清代“官科技”群体的养成与结构研究》简介
科学技术哲学工作者，除研究具有一般意义的科技哲学问题外，还应特别关注本国的问题，特别是那些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特殊意义，在本国范围内具有普遍意义的科技发展问题。“官科技”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问题。本书从清代“官科技”群体问题出发，首次较为深入地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史上的这一重要问题。这种研究在科技哲学、科技社会学、科技史等几个学术领域中，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本书的主要内容与框架结构如下：
一、说明了本书研究问题的提出、相关概念与研究现状、思路、方法与创新点；
二、首次完整地从三个体系阐述了“官科技”群体的社会建制，这是在整个中国古代都具有普遍意义的“官科技”主体的社会建制体系，即皇家体系、国家体系、非正式官方体系；
三、从古代与近代两个阶段说明了“官科技”主体的养成模式，说明了官方科技教育形式与内容、“官科技”主体的选拔和任用的方式与方法，并得出了科技人才培养模式的改变直接导致了“官科技”终结的结论；
四、使用了大量的数据，从职能结构、职级结构、籍贯地理结构、民族结构等几个方面阐明了清代“官科技”群体的构成；
五、得出了清代“官科技”群体的养成与结构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结论，并对中国古代官科技问题进行了总体上的评述。并且，文末附有附录1“清代知名科技人物表”等5个附录，它们包含了笔者大量的数据统计材料，是以上论述的重要事实基础。
在研究方法上，本书特别注重了哲学原理和思辨方法与历史学的实证和文献考证方法的结合与统一，做到有理有据，挖掘与阐明了事实，探索与论证了规律。
毛牧然、陈凡著《论网络技术的价值二重性》简介
以技术与社会互动关系理论为视角，研究技术价值二重性的一般性理论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讨网络技术价值二重性的特殊性理论问题，同时致力于“数字鸿沟”问题和网络安全问题的解决，是笔者研究工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之所在。
技术价值二重性一般性理论问题的研究由层层衔接的四个部分组成：技术价值二重性表象、技术价值二重性析因、技术正向（和负向）价值向更高发展阶段的实现、保证技术正向价值充分实现基础上的技术负向价值的尽力消解。由于技术与社会互动关系理论的研究正方兴未艾，以此相关，技术价值二重性的一般性理论并未完全成熟，需要进一步地开展研究工作。可能有一定创新性的研究工作体现在以下一些方面：阐述了马克思的技术价值二重性理论及其当代意义，将技术正向价值的实现问题理解为技术价值二重性向更高发展阶段的实现问题，将技术负向价值的消解问题理解为技术正向价值的充分实现与技术负向价值的尽力消解的协调问题，将技术负向价值分为可预见的技术负向价值和不可预见的技术负向价值并提出相应的消解途径，从对立统一关系理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等哲学视角对技术价值二重性的本质属性进行了探讨。
采用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研究技术价值二重性的一般性理论问题的基础上，探讨网络技术价值二重性的特殊性理论问题，实现了研究成果的逻辑性与系统性。网络技术价值二重性的特殊性理论问题的研究也是由以下层层衔接的四个部分组成。
第一，网络技术价值二重性表象。探讨了网络虚拟现实的本体论问题，指出网络虚拟现实是人类认识与实践的新领域，进一步指出网络技术价值二重性的表象既可存在于物理现实领域也可存在于与物理现实领域有着密切关系的网络虚拟现实领域。在自然生态、社会和人本三个层面，阐述了网络技术正向价值实现与负向价值实现的具体表现形式，并且指出“数字鸿沟”问题和网络安全问题是网络技术最关键的两个负向价值实现问题。
第二，网络技术价值二重性析因。分析了导致网络技术价值二重性产生的主客体方面的原因。导致网络技术价值二重性产生的客体性原因主要有：网络技术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网络技术客体的相对独立性，网络技术应用境域的多样性。导致网络技术价值二重性产生的主体性原因主要有：网络技术创造主体的价值观，网络技术应用主体的价值观。
第三，网络技术正向价值的实现，即网络技术正向（和负向）价值向更高发展阶段的实现。主要针对“数字鸿沟”问题，将具体科学的研究成果上升到技术哲学高度，探讨了阻碍网络技术正向（和负向）价值向更高发展阶段实现的主客体因素以及相应对策。
第四，网络技术负向价值的消解，即保证网络技术正向价值充分实现基础上的网络技术负向价值的尽力消解。针对导致网络技术价值二重性产生的主客体方面的原因，在明确应当协调网络技术正向价值的充分实现和负向价值的尽力消解的关系基础上，探讨了如何综合运用技术、法律和伦理等方法来消解网络技术的负向价值问题以及这些消解方法之间的关系问题，力图解决以网络安全问题为关键性问题的网络技术负向价值的实现问题。
陈凡、张明国、梁波著《科学技术社会论——
中日科技与社会（STS）比较研究》简介
“中日科技与社会（STS）比较研究”是陈凡教授等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即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的重点研究课题，本书即是该课题的最终研究成果。
“中日科技与社会（STS）比较研究”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上篇：STS与中日STS教育比较研究。在明确STS教育基本内涵的基础上，本课题将就中日STS教育的内容、目标、特征、原则、方法和模式等问题进行比较研究。
中篇：“殖民地科学”与中日近现代科技社会史研究。“殖民地科学”是指帝国主义国家把科学技术作为手段，为了推行其侵略政策和殖民统治，掠夺自然资源和社会财富，在殖民地附属国和地区进行移植和发展的科学。本课题在阐明“殖民地科学”本质的基础上，将对殖民地科学的形成与发展、殖民地科学的基本特征（侵略性、破坏性、实用性和排他性等）、殖民地科学对中日来两国科技与社会的影响等问题进行研究，并对台湾总督研究所、满铁中央研究所、大陆科学院和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等科研院所进行了案例分析。
下篇：中日企业技术创新与技术联盟比较研究。本课题首先对中日企业技术创新模式、动力、能力和管理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其次，对中日技术联盟进行了研究。技术联盟是指企业为达到某项技术创新或商业应用目的，与科研机构、政府部门以及竞争对手互相联合，致力于同一技术或产品开发的行为。其主要目的：一是获得较好的技术开发创新成本——效益；二是通过技术联盟进入国际市场，扩大市场占有率；三是可通过联盟获取最新技术信息，取得高新技术竞争的主动权。
“中日STS比较研究”采用了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历史和逻辑相统一，中外比较相对应等多学科、多视角、多层次的交叉学科研究方法。 （宗贺供稿）
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根据朱训理事长提议，《自然辩证法研究》杂志2009年第10期将推出纪念专刊，特约自然辩证法领域的专家、学者撰写了21篇纪念文章，将于2009年10月18日出版发行。
本会积极参与“2009全国科普日活动”
取得圆满成功
2009年9月19日至20日，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参与了在北京中国科学院科技园区举办的“2009全国科普日活动”。据不完全统计，短短两天时间，前来我会展位参观的来宾达5000余人次，回答咨询问题100多个，发放科普宣传资料3000余份，赠送绿色环保袋3000余个。
本次全国科普日科普宣传活动旨在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广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贯彻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围绕“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保障安全健康”的工作主题，进一步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全面提高全民科学素质。
“2009全国科普日活动”的主题是：“坚持科学发展，创新引领未来”。
按照中国科协《关于举办2009年全国科普日活动的通知》（科协办发普字[2009]13号）的要求及相关部署，我会领导十分重视，多次召开秘书处全体会议，加强组织协调和准备工作，结合本会工作实际，力求创新、注重实效，提出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的活动口号，并将其做成条幅悬于展位上方。为进一步普及自然辩证法知识，我会还邀请和组织有关专家进行现场咨询。醒目响亮的活动口号和内容丰富的宣传资料，吸引了大量参观者驻足咨询和翻阅。参与广泛、有问必答、资料丰富、赠品新颖是本次活动的四大特点，尤其是专家与公众的良好互动营造了生动的科普氛围，扩大了科普活动的实效影响。
在本次活动中，不同职业、不同学历、不同教育背景的参观者都对“自然辩证法”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们或就自己的问题争先恐后地向专家咨询，或饶有兴致地聆听专家的解答。
中科院地理研究所的一位博士后就“什么是科学问题，什么是科学精神”与咨询专家进行了交流；中科院的一位退休老教授深有感触地与专家探讨了哲学问题的深奥性，并讲述了自己在研究过程中的一些切身体会；还有一位科技工作者与专家探讨了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几位中科院的硕士生通过翻阅本会印制的宣传资料、聆听专家的讲解，对已经学过的“自然辩证法”课程有了更深的认识；来自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多个高校的大学生和研究生积极咨询成为本会会员的方式与程序，表达了对“自然辩证法”学科的浓厚兴趣；来自昌平二中的数百名维吾尔族中学生也对这些话题颇感兴趣，他们首先想了解的问题是“自然辩证法是什么”。
值得一提的是，一位在北京打工的农民，也对自然辩证法情有独钟，他自学、阅读了一些生物哲学方面的专业书籍，只是由于缺乏系统的专业训练，有些研究方法和技巧未能掌握，所以很迫切地希望能有专家对他的一些生物哲学方面的问题给予解答，本次活动为他提供了与专家面对面交流的难得机会。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参观者向专家咨询了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对于现场提出的各种问题，专家们都给予了耐心细致的解答。他们的解疑答惑为营造倡导科学、崇尚科学、运用科学的氛围发挥了良好的导向作用。
另外，本会还特意为本届“全国科普活动日”赶制了一批绿色环保袋赠发来宾和参观者。绿色环保袋由可降解的无纺布制成，印有“全国科普日”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字样，美观大方、方便实用，体现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保障安全健康”的主题，在科普活动现场受到众多参观者的青睐，成了本届科普日展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科普工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历时两天的科普日宣传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达到了预期目的。此次活动定位合理准确、准备充分扎实、内容简洁实效、形式活泼多样，为推动全社会形成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浓厚氛围，促进全民科学素质的全面提高做出了应有贡献。
本次活动尽管亮点叠出，但同样也存在一些不足，如在贴近群众以及印发资料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改进提高。我们将以此为契机，总结经验，扬长避短，立足本会优势，不断把科普工作推向新境界。
(史阿娜供稿)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工作通讯》电话：010-62117238 62149306 62121984 68946186（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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