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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本会第一届副理事长钱学森先生专期
2009年 第18期 （总第74期）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秘书处编 2009. 11. 20
本会召开“钱学森与自然辩证法”座谈会
暨钱学森先生追思会
为了怀念钱学森风采，传承钱学森精神，2009年11月12日下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在北京友谊宾馆怡宾楼召开“钱学森与自然辩证法”座谈会暨钱学森追思会。秘书长王玉平研究员主持了会议。
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和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钱学森先生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第一届理事会副理事长，是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七届、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2009年10月31日8时6分，钱先生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98岁。闻此噩耗，本会在参加相关悼念活动的同时，积极组织、筹办本次追思会。
会议邀请人员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北京建工学院等单位。自然辩证法界在京知名学者和部分专业委员会负责人黄顺基、魏宏森、金吾伦、曾国屏、钱俊生、刘大椿、韩增禄、李醒民、任定成、刘兵、胡志强、吴彤、蔡肖兵、张明国、刘孝廷共15位参会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深切缅怀钱学森先生的卓越贡献和高风亮节。
本通讯供本会会员和本会理事会、工作委员会、专业委员会、各省市区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及相关学会内部交流、参考。呈送中国科协书记处和中国科协各职能部门及学会服务中心。
本会副理事长、清华大学曾国屏教授向会议递交了题为《学习钱学森关于“科学学”与“自然辩证法”的探索》的论文，文章挖掘出被广泛忽视了的“钱学森在关于科学学与自然辩证法的探索中，从最初的坚持大体上只是‘自然观’的‘狭义的自然辩证法’，到后来转而承认包括‘自然观’、‘科学观’（科学学）和‘科学方法论’的‘广义的自然辩证法’的观点”。
本会名义副理事长、中国人民大学刘大椿教授阐述了钱学森先生在举国体制、理论联系实际与重视文理交融方面的重要贡献。
本会复杂性与系统科学专业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魏宏森教授在“深切悼念钱学森先生——忆钱老指导我们进行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往事”的论文中，通过回忆钱学森先生指导他们研究自然辩证法和科学方法论的生动事例，以及鲜为人知的个人通信和历史资料，阐述了钱老的真知灼见，表达了对钱老的深切悼念之情。
本期通讯，我们按照会议发言顺序，将出席本次会议的15位专家、学者的发言择要刊登如下，以飨读者。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黄顺基：钱老对我们国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对于自然辩证法，他在坚持和发展方面做了很重要的贡献。今天开这个会对自然辩证法今后的发展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发言的题目是“钱学森对自然辩证法的重大贡献”。
钱老一贯坚持与发展自然辩证法，提出了许多创见，我归结为以下几个问题。
一、自然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
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辩证法
历史辩证法（历史唯物论）
思维辩证法（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的同一）
钱老称之为三座桥梁，此外，他根据现代科学的发展——数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行为科学、地理科学、军事科学、建筑科学等的发展，增加了八座桥梁
这就是发展。钱老不仅讲了原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三座桥梁，而且根据马克思恩格斯之后100多年科学的发展，提出了一共11座桥梁，这对自然辩证法的发展是很重要的，它表明钱老不仅坚持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强调要用现代科学去丰富和发展它的内容。
我们现在虽然把“自然辩证法”也称为“科学技术哲学”，那是因为同国外进行学术交流的需要，但是自然辩证法的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为指导的，这是第一个问题。
二、自然观
自然观是自然辩证法的基本问题，它是关于整个自然界的图景。19世纪末，恩格斯根据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水平指出：自然界是一个系统的整体，“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恩格斯所说的物体是指宇宙中所有的物质存在，即：
星球——粒子——原子——物体
到20世纪后期，天文学、地学、生物学有了巨大的进步，人们对自然界的图景认识得更深入了。钱老指出，今天人类正探索着从渺观、微观、宏观、宇观，直到胀观，五个层次时空范围的客观世界，即：
渺观——微观——宏观——宇观——胀观
10-34厘米（超弦）10-15厘米（量子力学）102米（牛顿力学）1021米（相对论）1040米
并且，人类对宏观层次研究的视野更宽广了，它分为以下几个圈层：
地球（地壳、地幔、地核）——大气圈——水圈——生物圈
这样现代自然辩证法研究的范围就空前地扩大了。
三、科学认识论
19世纪科学与技术基本上是分别发展的，科学认识论主要是：
逻辑实证论：经验——假设——证实
批判理性主义：问题——猜测——证伪
这是两个大家公认的科学认识论的模式。
到了20世纪，情况不一样了。20世纪是科学、技术、工程一体化，以前仅仅研究科学认识是远远不够的。在这种情况之下，钱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认识过程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感性认识，然后上升为理性认识，哲学则是认识的最高层次的概括。科学技术认识属于理性阶段，钱老在这方面的贡献就是把科学技术认识论按照从实践到理论划分为三个层次，即：
工程技术——技术科学——基础科学
技术科学是钱老对科学技术认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技术科学是把认识世界的基础科学，和改造世界的工程技术联系起来的中间环节。技术科学的任务是应用基础科学理论解决工程实践问题。技术科学的形成与发展有一个历史过程：
20世纪初德国哥廷根大学伟大的数学家克莱因最先提出，其核心思想是理工结合，应用科学理论解决工程实践问题。
20世纪20年代中，由克莱因的学生铁木辛柯和冯·卡门把克莱因学派这一研究方向带到美国。
20世纪40年代，钱学森同志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师从冯·卡门，继承与发展了技术科学的研究方向，创建了享誉世界的《工程控制论》，开始从力学界跨进系统科学界。1956年钱老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建立了力学班。这个力学就是把基础科学同航天工程结合起来的技术科学，它培养了一大批航天工程人才，成为中国航天工程的重要力量。
四、科学方法论
20世纪以来，科学方法有了很大的发展。原来从牛顿开始，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基本上是机械论观点、还原论方法。这在自然科学发展过程中是十分必要的，它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个方法的特点是从定性到定量的方法，即：
假设——逻辑推理、数学演算——科学实验
在科学研究过程中，碰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提出的假设或猜测是定性的。然后根据假设进行逻辑推理与数学演算，这是定量的。最后进行科学实验，检验由假设推演得出的结论是否符合客观实际。
400年来经典科学基本上就是这个方法。钱老提出的是什么？很值得我们想啊！我觉得我们纪念钱学森同志的很多讲话中很少涉及到这个问题。经典科学研究的对象是简单系统。现在我们研究的对象如生态系统、社会系统等，都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它的子系统千千万万，它的层次很多，结构十分复杂。因此它里面的相互作用是非线性的，不能简单用线性的方法去处理，钱老创造性地提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理论。它的总体结构可表示为：
B
Û E
F
其中的S是社会系统，I是社会系统中的子系统（自然环境系统——人口、资源与环境，与社会环境系统——经济、政治、法律、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构成的集合，R是社会子系统之间的关系的集合，s表示空间，t表示时间，f( )表示系统的结构，由系统中的子系统、关系、时间与空间组成，边框表示社会系统的边界，E表示社会系统边界以外的环境，B表示社会系统在环境中的行为，F表示社会系统的功能，反映系统对环境的作用。
既然对象是非常复杂的系统，按照简单系统的研究方法肯定不行。因此钱老把经典科学从定性到定量的方法发展为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即：
形象思维——假设——逻辑推理、数学演算——科学实验
它的发展包括三个部分。第一个是专家系统，也就是我们讲的智库。在传统的科学研究中，一个专家根据自己的专业来处理问题。现在不行了，碰到那么复杂的问题，一个人行吗？不行，所以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的第一个就是专家系统。第二个就是把理论知识，经验知识，各种知识都收罗进来的信息库，这样就便于从汪洋大海的信息中检索到所需的知识。第三个是电子计算机体系，我们国家现在已经有每秒1000万亿的计算机，可与处理规模庞大的计算量。
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的要点如下：
（1）人—机结合、以人为主，充分利用计算机处理信息的能力，发挥人特有的智慧，实现信息与知识的综合集成。
（2）通过人机交互、反复对比、逐次逼近，实现从定性到定量的认识，从而能对经验性假设的正确性做出明确的结论。
（3）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因为人的思想意识对改革的反应，及其对改革的影响，是改革过程中必须考虑的因素。
五、科学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因而马克思、恩格斯非常关注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在他们看来：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革命的力量。
30年前，钱老就把马克思主义与现代科学技术结合，提出一门科学叫做社会工程，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社会工程把自然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整合成一个系统的整体，这是钱老在哲学社会科学上重大的理论创新。钱老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项伟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是有思想意识的人参加的，它是最复杂的、特殊的巨系统。我们正在进行深刻的、规模宏大的改革，在体制和机制、政策和法制、规划和计划、发展战略、资源开发、环境保护、人口控制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大问题，必须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结构上，从三个文明建设之间，以及它们和地理建设之间相互配套和协调发展上，研究和探索问题的解决方案，做出科学的决策。所以，方法要革新，钱老创建的系统工程的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方法论的重大创新。
钱老认为，社会工程“是改造社会、建设社会和管理社会的科学”，也是组织管理社会主义建设的技术。它“综合了近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发展成果，综合了近半个世纪自然科学技术发展成果，并吸取了近二十多年电子计算机发展成果才成立的。”
我国进行改革的目的，是建立新的体制；提出新的政策、法规与规范；提出新的思想观念与方法，以解放与发展生产力，对如此复杂与艰巨的问题不能没有社会工程这门科学。
我们纪念钱老，要努力学习和认真体会钱老对自然辩证法的贡献，继承钱老的遗志，把自然辩证法“为国服务”的事业推向前进，这是我们对钱老最好的纪念！
本会复杂性与系统科学专业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教授魏宏森：我撰写的纪念文章的题目是：“深切悼念钱学森先生——忆钱老指导我们进行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往事”。
今年是我们在钱老指导下进行自然辩证法、系统论和科学方法论研究的30年。在这期间，他在指导我们进行以上三方面的科学研究付出了辛勤劳动。10月31日，中央广播台传来了钱老逝世的噩耗，使我悲痛至极，彻夜难眠。回忆往日他亲切指导我们进行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岁月，使我没齿难忘、永刻在心。他那谆谆教导就在耳边，他那谦虚和蔼的神情历历在目。不料今日他竟驾鹤西去永远离开了我们。这不仅是国际科学界一颗巨星的殒落，是我国科学界的巨大损失，也是我国科学哲学界的巨大损失。
根据我查阅历史资料，钱学森与清华大学别有一段情缘。钱老1934年交通大学机械系毕业，同年考入清华大学公费留学生，1935年由清华大学派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航空硕士研究生，在1934年9月至1935年8月近一年中，由清华大学叶企荪教授安排，聘请了清华大学航空组王士倬教授、中央航空委员会钱昌祚处长和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监理处王禹朋先生为他做具体指导，先后安排在南昌、南京、杭州、上海等地的飞机修理厂进行实习，补习一些航空知识。他还写信给梅贻琦校长要亲自赴校参观空洞实验室，这些活动对钱学森能在一年之后（1936）就获得麻省硕士学位有很大的帮助。
我在2008年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11期上发表了《钱学森与清华大学之情缘》，在2009年第9期上发表了《续篇》，提供了钱学森写给清华大学的详细信件和历史资料。宋健院士审查后写道：“这么多科学先驱帮助钱完成学业和事业，说明科学界对祖国进步的强烈期望和一片热心。魏教授汇集这些信件公布之后，使人们感到民族自强的精神始终一贯。”
1955年在周总理亲自关怀下，他冲破美国的封锁和残酷迫害回到祖国，10月底到北京，记得初冬的一天曾到清华大学做报告。我作为刚刚入学的青年学生，被他那充满爱国主义
的讲话深深触动，他的报告激励着我们这群青年学生，立志学习他那不屈不挠的大无畏精
神，以及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从那时起他就是我们崇拜的偶像。
然而，真正认识钱老还是几十年以后的事。那是在1979年五一节前，一个阳光明媚，繁花似锦的春天，我们“自然辩证法讲义编写组”集中在中央党校审稿、统稿、定稿。一天，钱老应中央党校邀请，由副校长冯文彬陪同，在党校礼堂为上千名学员做报告。因我写的讲义科学方法论中第七章《控制论方法与系统方法》，是从“三论一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和电子计算机）中提炼出来四种科学方法（系统方法、信息方法、反馈方法、功能模拟方法），本想在太原召开的以钱学森为理事长的全国控制论研究会第三届年会期间（1978年10月底）能得到他的指教，但他未到会。我只好请宋健教授主持召开，由杨家墀等老一辈专家参加评议会，对我的论文提意见，会后又专门拜访了关肇直先生听取意见并和与会的一群年青学者进行切磋，会后，根据专家们的意见，我进行了认真修改，形成了《讲义》中的《控制论方法与系统方法》。说实话，我虽是清华电机系毕业，60年代读过俄文版控制论导言，并随我校78届研究生比较系统地学习了控制理论、信息论、系统工程、电子计算机的课程。然而，从中提炼出来四种方法，要编进《自然辩证法》讲义，登上科学哲学的殿堂，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我心中仍存疑虑，缺乏足够的信心，怕有失偏颇，误人子弟。钱老是这方面的顶级权威，总希望能得到他的指点。于是，乘他演讲休息的时间，我非常冒昧地拿着我们编写打印好的科学方法论部分和我写的《控制论方法与系统方法》全文呈交给他，请他审阅后提出意见。他非常高兴地接受了我的请求，大概一周以后，我接到他的秘书王寿云的电话，要我到国防科委面见钱老。我既兴奋又有点忐忑不安，我这么一个小人物要面对我的偶像，这么一位世界级的大科学家，不知道怎么应对？怀着这种不安的心情走进他的办公室，没想到他和蔼可亲，热情地接待了我，他握住我的手，让我坐在他身边，我的心情一下放松了。他从自然辩证法到科学方法论，谈得是那么深刻，后来，我根据谈话笔记整理了一份材料，寄给他，征求他的意见，是否同意在我们《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通信》小报上公开发表，他回信说不成熟的意见不宜发表。来信全文如下：
魏宏森同志：
我也是一个自然辩证法的学生，在学习中形成某些看法，同你谈也是探讨，不宜发表。来稿我修改了，我看最多只能内部打印供同志们参考、提意见。切不可在什么大报小报上刊登。
祝你们早日成书，此致
革命的敬礼
钱学森
1979.5.25
不久，恰好自然辩证法工作者组织在重庆召开学术研讨会，我把这篇讲话让人带到会场分发给各位代表。后来这些思想他在1979年12月20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自然辩证法研究中一些有争论的问题》和1980年哲学研究第四期发表的《自然辩证法，思维科学和人的潜力》上都有系统论述。
就在这次谈话中，他就自然辩证法阐述了许多观点，后来分别发表在报刊杂志上，涉及有关自然辩证法的性质、对象、研究的范围、作用等，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1．他认为《自然辩证法》研究范围应是自然观。
他认为，现在自然辩证法的研究范围扩大到远远超出恩格斯的原意。按照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手稿正文和1873年5月30日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中的意思，自然辩证法只是讲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即由辩证唯物主义来观察自然界。再具体化就是物质和运动不可分离，即物质是运动着的物质，而运动是物质的运动；再进而分析物质运动的不同层次以及层次之间的过渡，由此讲到科学的划分。概括起来就是这些内容，这就是自然辩证法的研究范围。
他说：至于《自然辩证法》中还有《札记和片断》其中讲到科学史，具体的学科，我认为应该理解为恩格斯写作时的准备工作，不能认为是正文，不是一定要纳入进来。
科学学是自然辩证法吗？不，“科学学是研究科学技术研究的一项社会活动，不是研究科学技术本身，所以也不去搞科学的方法论，科学学是可以和自然辩证法分请研究的领域的，自然辩证法有其广阔的活动范围，比如用自然科学的新发现来丰富并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
2．自然辩证法的定位——自然科学通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桥梁。
就在那次谈话中，他第一次提出以下一个结构图：
他认为，100多年前恩格斯就提出科学技术是各门学科组成的一个整体的，联系的体系。我们现在所涉及的六大学科组成部分图，概括一切的是哲学，哲学通过自然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社会辩证法）这两个桥梁与自然科学、数学科学和社会科学相连接。自然科学研究自然界，社会科学研究人类社会，数学科学则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要用的学向。在这三大类学科之下，介乎用来改造客观世界的工程技术之间的是技术科学，那是针对工程技术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即普遍出现于几门工程技术专业中的问题，统一处理而形成的，如流体力学、固体力学、电子学、计算机科学、运筹学、控制论等等。在工程技术问题中新的一大类是各门系统工程。
科学技术是不断发展的，上图只大致代表了目前的现状。以前不是这样，将来亦要发展的，所以，钱老不断发展，到后来形成十大科学技术体系结构。
3．科学工作者必须以自然辩证法为指导。
钱老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实践的最高概括，它是随着科学技术发展而发展的。哲学家应及时地不断地吸取新科学、新技术的成就作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素材。既然是这样，那么，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指导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因此，自然科学、数学以及技术科学、工程技术都必须以自然辩证法为指导，这一条原则我们一定要遵守。正因为如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遭受四人帮的歪曲，曾一度成为他们迫害和打击科技工作者的大棒时，在四人帮垮台后，社会上出现了思想混乱，信仰危机，许多知识分子彷徨、失望，自觉不自觉地远离哲学，甚至蔑视哲学的关键时刻，是钱老旗帜鲜明地大声疾呼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认识的最高概括，是指导我们取得胜利的法宝，中国科学家得天独厚，能得到自上而下的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如果能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科学实践，一定比外国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定所取得更大成果，她是我们的“国宝”，绝对不能丢弃。我第一次听到他这些讲话是在1979年夏天，在中科院听吴文俊先生讲用电子计算机证明数学定理的一次报告会上，后来他在不同场合多次讲过，这些教诲至今犹在耳边回响。
1980年，他在《哲学研究》上发表文章指出：“那些自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并没有把科学技术的新成果用来丰富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往往反而去批判这些理论，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他又指出，“有些人走向另一极端。有那么一些科学技术工作者，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对科学家的指导意义”，这也是不对的。
4．他对自然辩证法教学提出较高要求。
1981年2月13日上午，他在会见自然辩证法筹委会几位同志时指出：现在有些青年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不那么感兴趣了，这是不正常的。有一位教师告诉我，许多青年人学习自然辩证法，也不是对它真有什么认识，而是幻想从中找出什么窍门，好像吃了灵丹妙药就能成仙了。其实自然辩证法是把钥匙，但拿着钥匙不见得就会开锁。对青年人这种思想不要迎合、要纠正。现在有一种很坏的学风和讲学方法，赶时髦，好像会说几种外国期刊上的名词，满口外文了就叫什么都懂了，你要问他什么意思，他也说不清楚。这种不正之风是从哪里来的呢？来源于许多青年的思想很乱，要教育，要加强宣传和思想教育工作，提高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他多次强调要加强对青年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提高青年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对自然辩证法的认识。
在1981年参加我们讨论时，他对我校研究生自然辩证法教学提出了具体要求，他说：“搞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首先要学好自然辩证法。我提倡研究生写的论文前要讲一下，你论述的课题在本门学科中占什么地位？怎样辩证发展的？这样不仅可以考察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的程度，而且对导师也提高要求”。他还具体指出研究生应交三篇论文：（1）业务学习论文；（2）业务发展史的辩证分析；（3）业务的科普介绍。他的这些设想，我们都贯穿在整个硕士博士研究生的教学之中。
5．他强调自然辩证法的研究要不断发展，要联系实际。
钱老是一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坚定信仰的科学家，他始终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从自然界、社会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的，是人类社会实践的最高概括，是指导一切的。马克思主义既然是从实践中来的，它就不是一个死的教条，不是凝固的、僵化的、一成不变的，它势必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要不断地发展，才有生命力。自然辩证法也要不断发展，在这方面是大有可为的。”他对我们写的《自然辩证法》讲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本书可以写成三本书，第一部分叫做自然辩证法；第二部分叫科学学；第三部分叫科学方法论。每一本书都可以充实很多内容。他认为：现代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所反映的自然观，都可以充实到自然辩证法里面去。譬如不同物质层次的进展、宏观、微观前沿的许多科学概念和科学方法，大爆炸宇宙学，统一场论的研究等，都为自然辩证法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内容”。
此外，他认为，量子力学的物体不可分割性和宇宙学的“人择原理”或“人天观”都可以概括进去，写成一本反映恩格斯以来的现代最新发展的自然辩证法。这样，自然辩证法的内容就充实了，就活了。
他非常重视运用自然辩证法联系实际。他说：我不赞成那种老背诵经典的方法，自然辩证法要联系实际才有生命力。我赞成你们召开的联系实际的那些学术讨论会。改造客观世界要用科学方法……我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要参加改造客观实际的工作。要与其他学会联合，加强团结，团结才有力量。
6．钱老悉心指导我们进行科学法论研究。
钱老认为科学方法论应从自然辩证法中独立出来，单独写一本书。而且要把科学方法论作为思维科学的组成部分。
1981年，他在《自然杂志》第1期上发表的《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与人体科学》中，把以上科学体系从自然科学、数学和社会科学三大部门发展成为六大部门。即增加了系统科学、思维科学和人体科学新的三大部门。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这新三大部门的内容。他说：“思维科学似乎是专门研究人的有意识的思维，即人自己能加以控制的思维”。他认为“逻辑学、形象思维，灵感学都是思维科学这一科学技术大门类中的基础科学”。他所指出的是这些内容都是在我们编写的第三篇科学方法论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他认为这些是研究思维科学的主要的新方法，他说：心理学是研究思维科学的老方法，现在“我们可以用一些新的科学，如认知科学和科学方法论的成果。”因此，他在1981年1月3日给我的来信中说：“我倾向于把科学方法论从哲学宝座的崇高位置上请下来，作为思维科学的一门学问”。信文如下：
清华大学自然辩证法教研室魏宏森同志：
我近日读了《自然辩证法通讯》1980年6期23页纪树立的《现代科学哲学的兴起》和《世界科学》（译刊）1980年11期48页《哲学问题的本质及其科学根源》（K.Popper），颇感兴趣。不知你们对K.Popper的文章研究了没有？我想：
（一）他说没有什么纯哲学问题，哲学问题都与科学问题有密切关系，这不是我们说的人类知识的最高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吗？
（二）他说科学知识不光是经验的综合，而同时也要先验。我们可以把他的先验知识，他的逻辑换一个名称，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科学靠人的社会实践、经验，但同时总结经验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当然我们再进一步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就是人类社会实践的最高概括。所以我们比Popper高明。
（三）他讲的实际是科学方法论的原则，所以是你们最近开过的会议的命题。不知在会议有人介绍过他没有？
（四）我倾向于把科学方法论从哲学宝座的崇高位置上请下来，作为思维科学的一门学问。
以上几点未知妥否，请批评。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1.1.3
因此，他要求我组织科学方法论研究班子，着手进行工作。早在1980年12月10日钱老给我写的信中说：“我想我们应该形成一个研究集体。也搞点接力”。1980年12月26日他给我的信全文如下：
魏宏森同志：
你给赵长棉同志的信我完全同意，已转寄给他。
我们的集体已经成立。所以前几天见到张维同志时，我告诉他，我幸有你这样一位同道，他也把你的大名记在笔记本上了。
祝新年好！
钱学森
1980.12.26
接信后我立即在我们教研组，组织了曾晓萱、寇世琪、范德清、刘元亮、姚慧华五位同志参加科学方法论研究，并初步拟定了一个计划。他回信如下：
清华大学自然辩证法教研组：
您二月十六日的信使我耽心起来，因为您提出的工作计划和方案太迂回，前进之慢有如蜗牛爬！我请您们考虑：
1．科学方法论研究小集体就是您的教研组，或教研组的一部分，四、五人也可，您为负责人。我只能是顾问。
2．小集体每周开讨论会两次，讨论一切能抓住阅读的东西，如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Popper的几本书，期刊文章（邱仁宗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0年4期，和钱时惕、沙青在《自然辩证法通讯》1981年1期的论文）。一定要有认真的讨论，力求搞得透彻，即什么明确了，什么下次或今后再研究。
3．您可以每月约我谈一次。
4．似无必要专门去搞科学发展史，上述讨论中一定会涉及，有什么问题就弄清什么问题。
5．适当的时候写书，小集体写，三百页。
以上计划两年完成。小集体如能吸收清华大学外的同道，那更好。
以上请考虑。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1.2.21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我们迟迟拿不出成果，他只好亲自写出写作《科学方法论》的详细大纲，催促我们早日完成。
魏宏森同志：
十月十三日信和文稿都收到。文章很好，我只改了几个字。附还。
写《科学方法论》要考虑到与《自然辩证法》和《科学学》两书，我想《科学方法论》一书可有以下章节：
第一部分：一、战斗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指导科学研究。
二、技术革命和科学革命。
三、认识论——世界一、世界二、世界三。
第二部分：四、系统学——巨系统论。
五、生理心理学——脑
六、思维科学——抽象（逻辑）思维、形象（直感）思维和灵感（顿悟）思维
七、人工智能，人、机综合体
第三部分：八、科学研究的认识过程（P1→TT→EE→P2）
九、智力的开发、智力教育
十、第四产业
全书二、三十万字。
请讨论。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1.10.17
经我们全组反复讨论，不断充实，由我执笔形成了十五章的体系结构去信经他同意，后由我教研室刘元亮、曾晓萱等同志编写了《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1987年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在他精心指导下，我们还完成了以“华方”为笔名两篇论文。至今我还保存了上万字与他一起讨论的记录，他的科学方法论思想有待深入挖掘和研究。
应该承认，在这段写作过程中，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总跟不上他的思路和步伐，满足不了他的要求，迟迟出不了成果，往往受到他的批评。客观上亦有困难，因为我们都有研究生课堂教学的任务，同时在写《科学技术发展史》的书，所以进度很慢，还有一些干扰。回想起来，我内心感到十分愧疚，有负他老人家对我的信任和委托。
钱老对自然辩证法教育和研究的这些真知灼识、至理名言值得我们深入领会，永远铭记。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并贯彻到今后的研究和教学中去。
今天，钱老虽已仙逝，他对祖国、对人民做出的丰功伟绩定能世代传颂。他留下的精神财富永远激励着我们，奋发图强，把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敬爱的钱老，您安息吧！中国人民永远以您为荣，我们一定继承您的遗愿，完成您未完成的勋业，为人民的安康、为祖国的富强、为建立和谐世界做出更大贡献。
本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金吾伦：我重点讲钱老对于促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结合方面的贡献。我这里有两封信，就是钱老关于建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联盟的，是他写给当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郁文同志的。
钱老一直呼吁应建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联盟，而且要求成立组织。他第一封信讲的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应成立一个统一的学术团体。他说胡乔木同志也希望成立这么一个组织，而且要促进理工农医、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相结合。他对中国的社会科学界寄予厚望，希望社会科学界能够尽快赶上国家建设的需要。
钱老认为，在中国当前的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更具有关键性，强调社会科学同样是生产力。但他认为，我国社会科学界的水平不够高，有的文章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并列起来，他说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钱老坚持要把中国古代思想的精华提炼出来以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了历史的精华，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没有包括中国的古代思想，这是一个遗憾。但是他认为，这个有意义的事可以动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批专家来做。我曾经问过他，这事应该怎么处理？他说先放在你们这里再说，后来社科院有什么考虑，是否有过讨论我就不知道了。我只记得钱老对我们哲学所搞中国哲学的胡孚琛有相当多的书信往来。
钱老主张自然辩证法就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我想有道理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学科体系，其中有世界观、社会观、科学观、自然观等。他的意思就是自然辩证法的研究范围不宜扩得太大，最好集中在自然观方面的研究。这是我的理解，不一定领会了钱老的思想。
另外，他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批判过许多理论，包括控制论、鲍林的“共振论”等等，钱老认为这些批判都是错误的，应该收回。他强调应该面对新学科，包括量子力学，相对论，他说我们要抱着积极的态度，要不断的开辟新学科，而不能一味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
钱老认为，我们还应该支持各个学科研究自然辩证法，不要只集中在一两个单位。自然辩证法要扩展到各个系统工程，包括农工医等等。现实的学科发展，不要停留在以前的哲学家的理论上。钱老说自然辩证法有两条，一条要相互谅解，一条要相互学习，这两条对自然辩证法学界来说是相当重要的。
钱老的讲话富有深刻的含义，我不一定能理解，而其时间过去相当长了，有的记忆也淡薄了。钱老给我的几封信已在《科学时报》上登了。钱老还有关于第六次产业革命的论述，都送给我读了。因为这已经离开我们今天要讨论自然辩证法的主题了，我就不多说了。谢谢！
本会副理事长、清华大学教授曾国屏：我的题目是：学习钱学森关于“科学学”与“自然辩证法”的探索。
（一）
钱学森于1979年第1期《哲学研究》上发表了一篇有重要影响的论文：“科学学、科学技术体系学、马克思主义哲学”。
钱学森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关于科学技术体系的四个组成部分的设想：自然科学、科学的社会科学、技术科学和工程技术。他认为，要在这四个组成部分以及数学的基础上，最后提炼成一门什么样的理论呢？是人类实践最概括的总结，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他的阐述中提到了自然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技术的最高理论，就必须用来指导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这一点是革命导师们所多次讲过的。所以，自然科学、数学、以及技术科学、工程技术都必须以自然辩证法为指导。”
钱学森随后又在1980年第1期《哲学研究》上发表了“关于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的问题”的重要论文。这是“在读到于光远、龚育之和王兴成同志的近作后，受到教益，但我又感到意有未尽，所以再写这篇文字”。该文有一个副标题“为《科研管理》创刊
而作”，之前已经在一个内部试刊上发表，这次正式发表时又有增补。
在“关于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的问题”一文中，钱学森把Science of Science和Sociology of Science都看作是“科学学”，并认为英文不如使用Scientiology 更好。他写道：“科学学是把科学技术的研究作为人类社会活动来研究的，研究科学技术活动的规律，它与整个社会发展的关系。……是一门社会科学”。而且，“科学学不能只是自然科学的科学学，科学学也是社会科学的科学学，而且也是技术科学和工程技术以及哲学的科学学。”但是，科学学有别于系统工程，“科学学既然有别于系统工程，当然也不同于讲系统理论的系统科学，科学学也就与另一类与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密切联系着的所谓‘软科学’不相干，这也是一个要明确的问题。”
事实上，钱学森在该文中提出了一个包括三分支学科的科学学的结构：（1）科学技术体系学。“科学技术体系学，也就是科学技术的分门别类，各门学科之间的相互联系，学科体系的发展，演变，新学科的成长和老学科的消亡或重新划分。”（2）科学能力学。“它是专门研究科学技术研究力量的形成的，研究科学技术研究的内在规律的。”以及（3）政治科学学。“科学学的又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是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科学技术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这当然是与社会制度密切相关的，可以称之为政治科学学。”
本文关注的是钱学森在这篇文章中以较长的篇幅谈了“科学学是自然辩证法吗？或者说科学学也研究科学研究中的方法论吗？”
对此，他写道：“我看还是不缠在一起为好。．．．．．．科学学是研究科学技术研究这一社会活动，不是研究科学技术本身，所以也不去搞科学的方法论；科学学是可以和自然辩证法分清研究领域的。自然辩证法自有其广阔的活动范围，比如用自然科学的新发现来丰富并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一旦我们说科学学同自然辩证法有交叉，那么科学学还包括社会科学的研究活动，岂不科学学又和历史唯物主义或社会辩证法也交叉了吗？这样会打乱本来可以划分清楚的各学科之间的界限。当然，这是说学科；一个人可以同时搞几门科学的研究，自然辩证法的工作者也可以同时研究科学学。”
钱学森从倡导科学学的“科学技术体系学”的角度，提出来一个关于科学技术体系的框架，其中涉及到他关于自然辩证法学科地位的看法。
他写道：“科学技术的各个学科组合成为一个整体的、联系的体系，这是恩格斯在大约一百年前指出的。我们现在的科学技术体系有六个组成部分，概括一切的是哲学，哲学通过自然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社会辩证法）这两个桥梁和自然科学、数学科学和社会科学相联接。自然科学研究自然界，社会科学研究人类社会，数学科学则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要用的学问。在这三大类学科之下，介乎用来改造客观世界的工程技术之间的是技术科学，那是针对工程技术中带普遍性的间题，即普遍出现于几门工程技术专业中的问题，统一处理而形成的，如流体力学、固体力学、电子学、计算机科学、运筹学、控制论等等。在工程技术问题中新起的一大类是各门系统工程。”
钱学森的图示中，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辩证唯物论”，而将“自然辩证法”与“历史唯物论”并列。如果按照通常的理解，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那么，或许可以把图中的“自然辩证法”代之以“自然科学总论”、“科学技术论”乃至“科学技术学”之类的说法；“社会辩证法”也相应代之以“社会科学总论”之类的理解。
其实，在钱学森的考虑中，是明显不同意他前面提到的于光远那篇“谈谈科学学”文章中的观点。于光远那篇文章是他在第一次全国科学学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摘要）。该文认为：“教育学是以教育为对象的学问，科学学是以科学为对象的学问。科学是一种社会现象又是一种认识现象。如把科学作为社会现象研究，就可以发展起一门‘科学社会现象学’。它属于社会科学的范围。如把科学作为认识现象来研究，就可以发展起一门‘科学认识现象学’。‘科学认识现象学’是把科学作为一种认识手段，一种认识过程来研究。这是属于认识论的范围，属于哲学的范围。”可见，于光远在这里把科学学看作是包括了“科学社会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和“科学哲学”（科学技术哲学）两部分。
（二）
1980年，钱学森在《哲学研究》第4期发表了另一篇重要文章“自然辩证法、思维科学和人的潜力”。众所周知，这篇文章后来对于中国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影响至巨。
本文继续关注的，是钱学森一开篇就提到的“自然辩证法”问题，暂且不特意涉及到“思维科学”和“人的潜力”等问题。
钱学森不无批评地指出：“什么叫自然辩证法？现在有些同志想把自然辩证法的研究范围扩大到远远超出恩格斯的原意，说这才是自然辩证法的现代化。例如，他们要引入控制论、引入系统工程、引入科学学。其实，控制论是技术科学，系统工程是工程技术，科学学是社会科学，怎么能都当作是自然辩证法呢？自然辩证法总不能无所不包地把现代科学技术的各个分支、新学科都吸收进去，如果那样，还有什么学科的合理划分和科学技术的体系结构了呢。”
他继续写道：“那么什么是恩格斯的原意？我想最好还是读一下1873年5月30日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和《自然辩证法》（手稿）。在这封信里和《自然辩证法》正文里，恩格斯讲的内容只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也就是用辩证唯物主义来观察自然界。再具体化就是物质和运动之不可分离，即物质是运动着的物质，而运动是物质的运动；再进而分析物质运动的不同层次以及层次之间的过渡，由此讲到学科的划分。概括起来就是这些内容。这就是自然辩证法的研究范围。至于《自然辩证法》中还有《札记和片断》，其中讲到科学史，具体的学科，我认为应该理解为恩格斯写作时的准备工作，不能就认为是正文，不是一定要纳入《自然辩证法》的。因而科学技术史．科学技术体系学也不一定非作为自然辩证法来研究不可。这里我认为我们要实事求是，不要在马克思主义导师们遗留给我们珍贵的手稿里加上他们本来没有的含义。”
简言之，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钱学森是将“自然辩证法”大体认定为“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或“自然哲学”，而不是我国第一部统编教材《自然辩证法讲义》中采取的关于自然辩证法包括“自然观”、“科学观”和“方法论”。
钱学森重申了他关于自然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中的位置。他写道：“在恩格斯的时代为了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必须吸取人类从全部实践，包括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经验，精炼概括；这当然要涉及到自然界的辩证关系和社会的辩证关系。这就造成一种习惯，好像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三个组成部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自然辩证法。但到了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确立了，我们应该把它的总论明确为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要指导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也要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成果中吸取营养，不断丰富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当然这个关系也同样存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一切其他科学技术（这里科学技术包括社会科学）学问之间。这种交流要通过两道桥梁，一道桥梁是自然辩证法，是对自然科学的；一道桥梁是历史唯物主义（社会辩证法），是对社会科学的。不喜欢叫桥梁，称分论也可以。总之，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和自然辩证法不应平列，后两者要在辩证唯物主义下面一点，而且它们又各有自己联系的一类科学技术。” 钱学森的表述，印证了我们前面关于图示的分析。
钱学森认为，不仅“科学观”从而“科学学”要与“自然辩证法”相分离，而且，乃至“认识论”、“方法论”都最好不要归入“自然辩证法”。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辩证唯物主义这个总论下，除上面已经讲到的自然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社会辩证法）之外，还有另外两个组成部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逻辑。这方面意见也不一致，也有一些自然辩证法工作者认为认识论和方法论都可以归入自然辩证法，因为研究自然科学离不了它们。但我看还是不归入自然辩证法为好，因为认识论和方法论并非自然科学所独有，其他学科也离不开它们；而且在现代科学技术中所用的研究方法也逐渐统一了，不能区分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和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更进一步，我认为问题还不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部门划分，而在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实践，正预示着更重大的变革：思维科学的出现。”
他展望了“思维科学是一大类科学”，包括“把现在作为哲学的一个部门的辩证逻辑分化出来纳入思维科学，把现在有人作为自然辩证法一部分的科学方法论也纳入思维科学，而哲学的又一个部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就作为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思维科学的桥梁了。这可以说是科学技术体系的一个重大改组。”
钱学森关于科学技术体系、知识体系的设想，以及他关于“自然辩证法”学科位置的观点，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论、包括自然辩证法和社会辩证法两个分支，这是在中国自然辩证法界一直是得到较多赞同的，为许多自然辩证法教科书所接受和采纳。
（三）
过了将近十年之后，钱学森在党校系统自然辩证法教学座谈会上讲话中，关于“自然辩证法”有了新的看法。
1988年第1期《理论月刊》以“自然辩证法要与科学技术同步发展”发表了该讲话的一部。除了这篇文章，前面提到钱学森的三篇文章都已经收入到1982年出版的《论系统工程》一书中。
钱学森这时已经认识到，他以前讲的是“狭义的自然辩证法”。钱学森说：“从前我学过苏联40年代出版、后翻译成中文的恩格斯著《自然辩证法》，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个版本上的自然辩证法。又读了恩格斯在写《自然辩证法》前后给马克思的信件，其中说自然辩证法是自然界客观世界中运动的最一般规律法则。我原来理解自然辩证法的内容就是这样。不过后来有另外一种说法，说自然辩证法是大的部门。那我的想法太窄了，所以我就只好屡次在党校的会议上声明:我的想法是古典的、恩格斯的说法，是狭义的自然辩证法。”
钱学森指出：“今天的科学技术所展现的情景已经不是一百年前恩格斯看到的情景所以我们研究自然科学技术中最概括的规律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可做的工作我刚才举了两个例子，还有很多很多。这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开自然辩证法这门课的话，不仅要讲课，还要研究，还要向学生指出，虽然我讲的是这些，但还有许多问题今天不能讲清，而它们却是客观存在。我想这样我们也能推动狭义的自然辩证法前进，这是一个很光荣的任务。现在已经是20世纪80年代，就要到21世纪了，我们不能光限于现在看到的这本《自然辩证法》，而要努力编出第二本《自然辩证法》，21世纪的《自然辩证法》。”
钱学森现在转向承认“广义的自然辩证法”。他指出：“以上说的是狭义的自然辩证法，如果说广义的自然辩证法，大概还要包括两个内容。其中一个内容是科学学。”
紧接着，钱学森重申：“我认为科学学（或科学的科学）研究对象就是将现代科学技术作为一门社会事业，一种社会活动，来研究它的规律。所以，科学学也就是科学事业的社会科学，它包括三个部分。” 即是前面已经提到的：科学技术体系学，科学能力学，政治科学学。
钱学森最后概括道：“以上所讲内容是从现在可以看到的自然辩证法教材中想到的，一个部分是，对经典的自然辩证法，即自然界运动的最一般规律，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因为自从恩格斯以来一百年的科学技术发展是非常大的，其中许多问题要研究，许多新的经验要吸取。另一个部分是科学学，是将科学技术事业作为一项人类社会活动来研究。再有一个部分就是科学方法论，其中很重要的是重视形象（直感）思维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这里对于钱学森关于“科学学”与“自然辩证法”的探索的学习，使我们回想起1956年提出“自然辩证法学科”、制订《自然辩证法（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十二年（1956—1967）研究规划草案》中的争论。该《规划草案》的“关于研究规划草案的几点说明”中指出：“从上面列举的几个方面（除了最后一项）的具体任务来看，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是存在着这样一门科学，正像在哲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一门历史唯物主义一样。这门科学，我们暂定名为‘自然辩证法’，因为它是直接继承着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曾经进行过的研究。但也有人不同意，认为在目前还是以‘自然科学和数学中的哲学问题’来称呼比较确切些。当然，关于这门科学的名称问题，随着研究工作的实际开展，有必要来做进一步的讨论。”
事实上，“中国自然辩证法和科学学研究的倡导者于光远”（龚育之语）提出的是：“自然辩证法是一个科学群”，而“科学群就是包括许多科学的大口袋。”在他的文集中，还有一个明确的表述：自然辩证法是一个“科学群或科学部门体系”，这个科学群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作为对自然界的一般规律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的科学论述的自然辩证法同历史唯物论处于并列的地位，它也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应用和证明”，这是“狭义的自然辩证法”。同时，他明确地指出：自然辩证法作为科学群或科学部门是“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特色或色彩的诸科学部门的总称”，带有哲理性质，但“其中包括许多不属于哲学的科学部门”。
在前面提到的于光远的《谈谈科学学》一文中，“我主张要建立我们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其中包括我们通常所说的“科学社会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和“科学哲学”（科学技术哲学）。
其实，龚育之的《自然辩证法在中国》一书，开门见山地写道：“这是一本关于自然辩证法和科学学研究在中国的历史发展情况和历史经验教训的书。”他在修订版中再次重申：“这是一本关于自然辩证法和科学学研究在中国的历史发展情况和历史经验教训的书，是《科学·哲学·社会》之后我在自然辩证法方面文章的结集。”这是值得细心的读者去体会的。
我们知道，关于“科学学”与“自然辩证法”的争论是复杂的，其中有认识论的原因，也有社会学的原因。有关的种种表述中，不仅涉及到“哲学”的时代性、语境性，而且还涉及到这样那样的修辞性。从起源的角度，这种争论的实质也许更在于，我们是应该从恩格斯的后人取名《自然辩证法》的这本经典著作出发，还是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整个思想理论体系（如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自然辩证法与科学技术》书名所昭示的）出发来理解中国的“自然辩证法”；是只从“天然自然”来理解“自然辩证法”，还是从包括“社会自然”乃至从整个人—自然—社会的关系以及科学技术活动和发展来理解“自然辩证法”；从现实的角度，涉及到中国的“自然辩证法”，究竟如何将学科及其定位的学理性与“为国服务”、“落实科学发展观”协调起来。
从坚持“狭义的自然辩证法”到承认“广义的自然辩证法”，钱学森作为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第一届副理事长，他的思考和思想发展，对于我们今天回顾自然辩证法发展史，认识自然辩证法的学科位置，促进自然辩证法的进一步发展，无疑是值得回味和重视的。我们深切悼念钱学森，要认真学习他那种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但又不断进取、勇于创新、与时俱进的科学探索精神。
本会理事、中央党校教授钱俊生：享誉国内外的科学巨人、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钱学森同志的逝世，是中国科技事业的巨大损失，也是我国教育事业的巨大损失。他的一生，功勋卓著，名垂青史！他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我们将永远怀念他！我发言的题目是“钱学森和干部教育”。
作为中国自然辩证法学科的教研人员和工作者，今天在这里召开专门的会议悼念钱老，追思钱老，不仅仅因为他曾担任过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领导，而在于他作为功勋卓著的科学家，曾提出过许多创新性的理论、思想、观点，这些理论观点，对于推动我国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和自然辩证法理论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是其他人代替不了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钱老满怀爱国之情，冲破重重阻力，毅然回到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回国后，他作为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计划的技术领导人，精心组织攻关会战，为‘两弹一星’事业的成功，倾注了大量心血，做出了重大贡献。他老人家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仍然关心国家现代化建设，关注科技事业和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钱老对我国经济、科技、国防建设和教育事业的贡献，功不可没。
从自然辩证法研究的角度来说，钱老曾提出过许多影响深远的观点，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与结构问题，现代科学技术的特点问题，复杂巨系统理论问题，大成智慧问题，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问题，培养领军人才问题，还有发展科业、发展沙产业等问题。这些思想的提出，丰富了自然辩证法研究的理论宝库。
我们知道，2008年1月19日，胡锦涛总书记曾亲自到钱老家看望钱老，他对钱老说：“钱老，您在科学生涯中建树很多，我学了以后深受教益”。胡锦涛谈起钱学森提出的系统工程理论，他说：“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时，就读过您的有关报告。您这个理论强调，在处理复杂问题时一定要注意从整体上加以把握，统筹考虑各方面因素，这很有创见。现在我们强调科学发展，就是注重统筹兼顾，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锦涛同志还提到，上世纪80年代，钱老曾倡议利用沙漠地带独特的自然条件发展沙产业，并把自己获得的奖金捐献出来，用于支持发展沙产业。锦涛同志告诉钱老：“前不久，我到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考察，看到那里沙产业发展得很好，沙生植物加工搞起来了，生态正在得到恢复，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提高。钱老，您的设想正在变成现实。” 钱老听到了锦涛同志这番话，十分高兴。
前面我提到，钱老的逝世，不仅是中国科技事业的巨大损失，也是我国教育工作的巨大损失。这一点，我作为中央党校的老教员，体会很深。钱老生前关心教育，特别关心中央党校的领导干部教育。他曾说过，我的工作头绪很多，但只要中央党校要我讲课，再忙也要去。因此，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央党校校委一直聘任钱老担任中央党校的名誉教授，每一个学期都争取请钱老讲一次课。他对干部所讲授的内容，并不是具体的自然科学知识、航天技术知识，而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科技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生动活泼，深受学员的欢迎。他在讲课中曾提出过一个观点，至今我还记忆犹新。他说，一个自然科学家，到了晚年，在自己所从事的专业方面，不见得有多少建树，但由于他知识和经验的积累，从全局方面和综合方面可能会思考的多一些，可能会提出一些新的见解。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我认为这也符合科学发展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能够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自然辩证法，正是以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各门自然科学巨大成就为依据的。
20世纪80年代，钱老在中央党校大礼堂曾对领导干部讲过一次以“研究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战略和创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为讲题的课程。他认为，所谓大战略，就是国家整体规划、计划的一个总体设想。这些规划和设想不是局部的，而是要强调整体性、全局性、系统性。确定大战略的理论依据是什么，钱老说，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去思考大战略问题。哪些问题是大战略呢？钱老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和社会革命的思想，提出三个大的方面：其一，从经济社会形态来看，就是要进行产业革命，极大地提高物质生产水平；其二，从政治形态来看，就是要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其三，从思想意识形态来看，就是要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那么，“创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的内涵是什么呢？钱老从国家职能角度，提出了八个方面：一、物质财富的生产事业；二、社会主义精神财富的创造事业；三、社会主义的服务事业；四、国家和各级行政机构的管理；五、社会主义的法制体系；六、国际交往事务；七、国防事业；八、国家的环境管理。这些思想提出的深远意义，我们可推演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特别是生态环境建设，钱老早在80年代已作为国家重要职能提出来了，真是难能可贵。所以，今天，我们说钱老的思想高瞻远瞩，并不过分。至于这些思想对领导干部的决策所起的作用，从胡锦涛同志拜访钱老的谈话中，可见一斑。
钱老走了，一颗巨星陨落，我们痛心，我们惋惜，但自然规律是无法违背的，我们后人只有继承他的未尽事业，将国家建设得更加美好。钱老不朽的革命精神、科学精神、高尚品格也将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发展而代代相传。
本会名义副理事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大椿：钱学森先生的去世在我们国家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虽然他年纪非常大了，但是由于他对国家做出的突出贡献，以及他在一生的各个阶段，包括他退休之后，以及年纪很大的时候，所提出的许多看法和思想，都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所以大家非常痛心，都在心里纪念他。
我跟钱老没有什么直接的接触，但是因为最近承担了科技部一个专项，这个专项是由我和北京大学任定成教授、清华大学吴彤教授三个人共同主持的，专项的名称就叫做“创新方法范例研究”，着重对创新方法范例做调研和总结。我主要是对中国的卓越科学家进行创新方法与他们工作关系的研究。在我们的课题中，有一个重要的范例是有关钱老的。
钱老是我国导弹工程的领军科学家。他一生在科学上有非常突出的贡献。今天，我想仅就自己所接触到的一些材料，说一说钱老在这个范围内做出的突出成就，特别值得我们搞科学技术哲学、搞自然辩证法研究的人很好地汲取。
第一个特别重要的贡献，就是我们有一个举国体制。这个举国体制对国家工程起着特殊作用。当然，美国也有举国体制，曼哈顿工程、阿波罗计划。但是中国是一个科技比较落后的国家，落后国家的举国体制，不太可能完全像美国那样去做。中国怎么做呢？我想在解放之后，我们通过两弹一星工程，核弹工程，导弹工程，卫星工程，领军科学家是钱三强、钱学森、赵九章，当然，他们下面还有第二层次、第三层次的科学家，使得我们国家在比较落后的状态下，能够短期内取得科学技术的突破；使得我们的国力能够迅速的增长。从在世界上没有说话的权利，变成有一定的话语权。这是和钱老他们的贡献分不开的。
钱老对于举国体制有突出的贡献，那时只有他懂得导弹是怎么一回事，因为他是和冯·卡门一起去德国看过V-2火箭的。回国之后，他很快就参加了我国的导弹工程，而且成为一名领军科学家。钱学森回来以后的工作的确非常了不起，正是因为他，我们首先建立了力学所、力学班；正是因为他，我们有了导弹工程研究院。这是过去从来未曾有过的。那个时候可以借鉴的就是苏联，苏联在前期对中国还是有所帮助的。但是很快苏联专家撤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能够把两弹一星工程完成。特别是钱老主持的导弹工程，这应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中间有很多环节，这些环节都是创新的。
有人讲，两弹一星都是人家首先做出来的，世界上已经先有了，这不算创新。但是人家做出来了，并不等于你能做啊？我们在人家做了之后也能做，其实这就是创新。日本人从明治维新之后，所做的几乎都是跟着人家后面做的，但是它仍然有所创新，就成了亚洲第一个现代化国家。中国能自力更生研制两弹一星，我觉得，在这里边确实有巨大的创新。
举国体制当然也是一种政治思维的产物，但同时，也是现代大科学发展的必然。国家工程必定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取得超越式的成就。最近，我看到很多两院院士，还有国家一些重要领导人都在讨论举国体制的问题，钱老身体力行，在举国体制方面做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
第二个特别重要的贡献，就是理论联系实际。我认为钱老是重视理论的，但是他同时也特别重视应用。他当然很明白科学是什么？技术是什么？但是他从来不人为地把科学和技术分开。而且钱老研究问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先要考虑这个东西有没有意义。何谓有没有意义？就是在实际中，它能不能够起作用。
钱老刚回国的时候，很多人向他请教。有的学者问他，各向同性、各向异性是什么意思？钱老就对他说，这个东西没有意义，只是一种说法。他觉得没有什么好研究的，他说要研究实际的问题，理论要为实际问题的解决服务。
当然，具体到某个科学问题可以争论，但是他的思路的确讲究理论联系实际。正因如此，他一回来，就建议要成立力学所，为什么呢？因为力学理论是不可少的。而且力学是一个应用科学，他就要把这个东西抓起来。然后，国家要搞两弹一星工程，他马上就把他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导弹工程上去了。
当时，钱三强先生是负责核弹工程的，其中一个方案就是要钱学森也参加到他的核弹工程中去。钱学森后来对钱三强说，国家给了我另外一个任务，我很抱歉，不能参加你的工程了，但是他同意并支持他的副手参加了核弹工程。我觉得，他重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态度，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他既注意解决实际问题，又不急功近利，特别顾全大局。
第三个特别重要的贡献，就是钱老思想开阔，重视文理交融。他对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这三个领域都是非常在行、非常重视的。他有关科学分类体系的一个表很流行，同时也表明，他作为一个科学家，一点都不狭隘，而且思路极其开阔。他认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都是非常重要的，并在这三个文明的建设中都做了特殊的贡献。
最近，看回忆钱老的材料，有一些事情我觉得非常有意思。钱学森是接周培源当科协主席的，但他此前一直坚持不同意当，他说自己不会做官，不会做群众工作，拒绝了多时，后来因为中央找他谈，非要他做不可才上任，可见他的确是非常有个性的。他最近关于教育的讲法，我觉得是讲到了点子上。
钱老对教育看得非常远，而且是从自己的经历、自己的体会来说的。他认为，他到美国去首先上麻省理工，但是他对这所名校并不以为然。他说麻省理工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很容易通过。一年后来到加州理工，他认为那才是真正的一流大学，因为那个学校鼓励人提出不同的思想，而且在提出不同思想的同时，大家的关系非常好，有所谓争鸣的局面，所以那里就能够出真正的创造性人才。
他说现在大家都只是学了很多的知识，却提不出自己的新东西，教育这么办下去的话，是有问题的。我们现在没有一所大学能够培养创新型一流人才。
回顾一下钱老所走的路，可以发现很多问题。钱老善于提出新的问题，而且也敢于提出新的问题。他说要创新，不是口头上的。创新是真正要勇于提出新问题，并且善于去解决新问题。
我觉得，这些对于我们从事自然辩证法研究是一个很好的启发。我们今天做一切事情，就应当学他的精神，领悟他的灵魂。要能够与时俱进，要能够提出新的思想。
最近，通过努力，《科学技术哲学》这本书也进入了“马工程”，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重点教材编写工程，按照专家意见和教育部协调的结果，是由我牵头，北京师范大学刘孝廷教授、华中科技大学万小龙教授和人民大学的我作为首席专家，同时吸收了一些重要的成员，如清华大学曾国屏教授、西南交通大学王伯鲁教授、国防科技大学曾华锋教授、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段伟文博士等，共襄盛举。我想，我们做这个事情，首先，当然要坚持自然辩证法研究中那些基本的、好的东西，但同时，也必须与时俱进，争取能够有所创新。另外，还希望得到各个方面的支持，把这件事情做好。
由于我们做创新方法范例研究这个专项的缘故，更多地接触到一些有关钱老的思想和事迹，并且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的确觉得钱学森是很了不起的，是值得大家学习和仰慕的。钱老不仅精通科学，对艺术也在行，他会画画，琴也弹得很好。他的夫人蒋英是中国的歌唱家，郎才女貌，而且两个人携子之手，与子同行，非常难能可贵。钱老90年代就退休了，但从那之后又出了很多的新思想，我觉得这样的人的确是值得我们永久纪念的。
本会理事、北京建工学院人文学院教授韩增禄：我谈几个要点。
第一，钱学森爱国主义思想和他的实践行动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作为一个炎黄子孙的中华儿女，不管我们国家怎样多灾多难，他是在很困难的时候回国的，要为国家的发展出力的。在所有回国的科学家当中，钱学森先生是很有成就的，很值得我们纪念。
第二，他对我们自然辩证法事业很支持。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事情。我们对自然辩证法的理解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有很多不足。我们国家之所以形成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会，主要是我们理解上的差异，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需要。而且刚才大家谈到钱先生和于光远同志之间这些情况，就是涉及到的什么是自然辩证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两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一重大问题，这件事情很值得我们探讨。
我们在写《自然辩证法讲义》时，对这个认识也很肤浅。后来，大家发现，有一个很大的漏洞，自然观部分，着重写的是人们对自然发展史的认识。自然观的核心是什么？是人和自然的关系，就是我们中国讲的天人关系，离开这个东西你的自然观就没有灵魂了。因此我们对它的认识有很多东西有待于深入。
很多问题我觉得还是需要研究的，如果有机会，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和搞自然辩证法的，大家可以共同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我是在人民大学启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里边有很多问题，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高校发展的趋势和应用，有不少的问题，很值得我们关注与思考。而自然辩证法的教学在高校还是比较兴旺的。但是，我们对自然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是不完善的，零碎的，和原著是有差距的，这是我总的体会。
钱先生虽然是一个科学家，他很敏感的感觉到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我很佩服，他关心的都是些大问题。涉及到具体方法论的研究，老魏是我们的代表。方法论究竟是什么呢？当初费了好大劲儿，从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人民大学开始，就是对原著的注释，后来到60年代初做的解说，基本还是围绕原著的。从这个《自然辩证法讲义》开始，我们的探讨往前走了一步，很难说完善。但它是探索，这里边加了很多新的东西。灵感的问题，过去谁敢谈呢？先写上再说。
再一个部分就是关于系统论的研究，非常重要。虽然我们当时的理解很肤浅的，但是现在看，把它纳入到我们的方法论中，已经开阔了我们的视野。自然辩证法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已经讨论了很多年了。但是钱学森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对方法论研究的支持，对第二届自然辩证法研究班的支持，都是令我终身难忘的。他对系统论研究的支持和指导，老魏已经讲了。
第三，钱先生对研究生教育也很关注，他提出研究生毕业要写三篇论文，其中包括专业的、自然辩证法的和社会科学的论文。他看到了由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分裂造成的不良后果，他看到这个问题了。所以这个事情对我们后面的发展非常重要，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分裂，在国外已经有人感觉到了。但是我们自己整合如何？至今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第四，钱先生还看到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城乡建设方面，他很关注城市建设与发展问题。他提出一个见解，主张建设山水城市。在两千多年以前，人们就提出过建设理想城市。后来，西方还有很多人提出这个问题。钱先生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的？就是在环境这些大的问题出来以后，他提出结合我们中国的实际，提出发展山水城市的。我们中国的园林是以自然为主题的，人是要服从自然的。西方是以人为主体的，这里涉及到好多问题。所以，山水城市和中国的山水画，在内涵上是一致的。外行人一看说中国山水画太不重视人权了，人和房子都只是点缀。其实，那不是什么点缀，而是把人和人工建筑融入自然。我国城市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他看到了，并且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他的意见对我国的城市发展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城市发展，什么叫现代化？并不是什么车水马龙，高楼大厦。只考虑近期的效果，到时候再说，是急功近利的行为。因为我关注这个问题，每天大家看网上，先说国内，今天炸了这个建筑，明天炸了那个建筑。最近镇江有六座高楼大厦一块炸，这个我们本事大得很。现在部分中、小城市非常混乱，这里涉及到好多问题，我相信钱学森先生一定看到这个问题了，所以他提出山水城市。城市发展中最基本的就是建筑问题，住宅问题，城市发展的方向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目前我们还存在着异常混乱的现象，所以钱先生这个思想，对城乡建设的战略思想来说，是一付清醒剂。
钱老这些见解，是我零零碎碎地接触到的东西，但是，给我印象非常深。他对清华的方法论研究非常关心。所以钱先生走了，是我国科学界、物理学界、国防事业、自然辩证法事业等许多领域的一大损失，我们应该永远纪念他。他所指出的，我们有很多需要认真地去做。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自己应有的努力和贡献。目前，我只能在建筑文化方面不遗余力的去做。我的目标就是希图把我们中国的建筑文化纳入中国的建筑教育体系之中。钱先生虽然不是专门研究中国文化的，但是他脑子里有这个意识，这一点非常可贵。
本会科学文化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教授李醒民：钱老已经离开我们，这是中国的巨大损失，是中国人民的巨大损失。钱老的丰功伟绩、高风亮节是有目共睹的。最近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刚才在座的各位也讲了很多，我完全赞成。
钱老的巨大贡献对于增强我国的实力，提高我国的威望，使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他本人的高贵品质和高尚人格也值得我们学习和效仿。我跟钱老没有直接打过交道，但是也有一点间接的关系。
我之所以赞颂钱老，首先是他有真才实学。钱老的贡献影响了整个中国，从而影响了整个世界。我们大家虽然也做了一点有益于国家、有益于人民的事，相比之下自惭形秽，就是
因为我们的本事不够大。钱老的贡献主要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他也关心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结合，提出许多有启发性的观点和建议。他甚至对一些细节也很关注，包括治沙和沙产业的发展。我们要像钱老那样，通过自己的努力拥有真才实学，这样才能真正报效祖国。
第二是他在1950年代克服重重困难，回到祖国，直接为中国人民效力。作为一个中国人，中国是生我养我的土地，所以我们要热爱这块土地，热爱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尽管我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向往美好的世界主义。对中国的直接贡献，就是对整个世界间接的贡献。中国的问题妥善解决，世界的问题就解决了一小半。因此，我们要各尽所能，为国为民多做实事、好事，不管是物质方面的，还是精神和思想方面的。
第三，钱老是一个有人格的人。钱老讲过，他虽然姓钱，但是他不爱钱。两个姓钱的学人（钱学森和钱钟书）真是何其相似。钱当然不是什么坏事，但是一味的把眼睛盯到钱上，见钱眼开，恐怕就要坏事。功利主义有积极作用，但是纯粹的功利主义是不行的。像钱老这样功勋卓著的人，国家给他发多少奖金，给他住多好的别墅，也许都不过分。但是他对这些东西都无动于衷，不感兴趣。这一点，值得今天的科学家和学人学习。现在，科学界和学术界的许多人终日在名利场上追逐、争夺，科学和学术本身反倒被当成敝屣给扔掉了。以钱老为镜子，这些人难道不感到羞愧吗？难道不应该认真反省吗？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钱老的真才实学，他的爱国情怀，他的高风亮节，都是我们的楷模。我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
今天，在这个庄严的会议上，我不为尊者讳，还想发表一点批评意见。我觉得，通过营造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氛围，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和谐。钱老如果在世的话，是不会反对批评的，是会谅解和理解批评者的。况且，我们只有在自由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中才能共同进步。我想谈两件与钱老有关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耳朵识字。这件事情当时争论激烈，我不再多说。但是，我觉得钱先生对此事有点经验主义倾向，认为眼见为实，就相信耳朵识字的骗术。实际上，眼见不见得为实，筷子插到水里边，筷子歪了吗？蓬莱有海市蜃楼，是真的吗？不是真的啊，都是假象。钱先生是搞工程研究和实践的，一定要实际做出来，一定要眼见才行。经验主义的倾向可能和他的工作经历有关系。在任何时候，我们应该在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使之珠联璧合，这样看问题，才可能少发生偏差。我是于光远的学生，在当年的争论中我没有发言，更没有帮于老讲话。今天我说一句：钱老在耳朵识字上的观点大概站不住脚。
第二个事情发生在1995年春夏之交，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下属的《科技导报》社常务副社长兼副主编蔡德诚先生登门造访。他对我说：钱学森的秘书给他打电话，反映钱正英对你发表在1995年第4期上的文章“现代科学的精神气质——从哲人科学家马赫及其思想来看”很有意见。据他讲，其实钱老也很有意见。钱老责问，马克思曾经多次批判过马赫，《科技导报》为什么还要刊登李醒民介绍和赞扬马赫的文章？钱老让了解一下：李醒民是何人？他的背景如何？
我回应说：马赫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著名的哲人科学家，他在物理学、生理学、心理学、科学史、科学哲学和方法论等诸多领域有卓越的贡献，是相对论的先驱，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因此，向我国读者介绍马赫的思想和成就是完全有必要的，十分有益的。尤其是马赫是富有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思想家，他的启蒙和自由、怀疑和批判、历史和实践、兼融和宽容、谦逊和进取的精神气质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至于说马克思（1818-1883）多次批判马赫（1838-1916）一事，一点也没有根据。马赫比马克思差了一代人，马赫的成名作《力学史评》于1883年出版时，马克思正好去世，此时马赫本人和马赫思想还没有什么重大影响。马克思可能不知道马赫其人；即使知道，因为马赫无什么大名，马克思大概也不会鲁莽地对他发起批判。说马克思批判马赫，有些“关公战秦琼”的味道。倒是列宁在他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对马赫进行了毁灭性的批判，尽管其批判大都根据不足，我在1980年代发表的有关论文中对此已经进行的必要的澄清和拨乱反正。蔡先生告诉我，钱老的秘书说务必要把这个事情写成一个材料。不多天，我收到他5月30日写的“纪事”材料和请涂秘书转钱老的信件的复印件。信是这样写的：
尊敬的钱老：您好！
现将钱正英同志和您关心的关于《导报》今年第4期上李醒民同志所写的马赫一文的情况，向您报告如下：
李醒民同志是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任职的研究员，也是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主办的《自然辩证法通讯》的常务副主编。他是一位长期从事科学史、哲学史研究的学者，论著颇丰。不久前曾主编、出版了《哲人科学家丛书》（详见复印件）。他也先后几次在《科技导报》上发表过介绍爱因斯坦、奥斯特瓦尔德等著名科学家及其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的评述文章，也介绍过弘扬科学精神方面的文章（分别详见1992年第5期、1994年第1期、1993年第4期的《科技导报》）。这些文章均得到科学界读者的欢迎和好评。今年第4期发表的他的关于马赫一文，我们也是出于对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的探讨和介绍这一主旨思想的。
可能由于在我印象中不记得马克思曾批判过马赫及其科学方面的观点，故而发稿、审查时未意识到其内容和观点上与马克思主义有什么抵触和不妥。今后在介绍科学人物的科学观时，我们将多加注意。同时加强有关方面的学习和研究。
此致
敬礼
《科技导报》蔡德诚
一九九五. 五. 三十.
钱老不是研究哲学和有关学科的专家，不是对什么领域都十分精通的，不应该在未经查证材料的情况下，就急于下结论。尤其是，不应该用政治和意识形态干预学术研究，不应该用僵化的教条作为衡量学术的标准。马克思主义也要与时俱进。
人是会犯错误和改正错误的，这是上帝设计的一部分。钱老会犯错误。我当然也会犯错误——我的看法若有不对之处，欢迎在座的学者对我进行有理有据的批评。
本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教授任定成：我跟钱老没有直接的联系，只是读过他的一些文章，从新闻报道中知道他的一些活动。从我了解的不多的关于钱老的信息得到的印象，感觉钱老的去世是我们学界的重大损失。
钱老的专长领域是力学和控制技术，我对这两个领域没有造诣，谈不上体会。但是，钱老的不少文章和言论都是以科学技术为对象的，我今天的发言题目就是“钱学森与STS”。他说的很多话都和我们今天叫做科学技术研究即STS这个领域相关。就我所读到的钱先生发表的文章，以及所知道的他做的一些事情，我从四个方面来谈谈我的感想。
第一个方面，他把很大精力用在自己的专长领域之外，专注于知识体系的归类。他在《哲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文章，琢磨怎样把到现在为止整个人类的知识体系整理成一个系统。他不停地修改自己的知识归类。他的知识归类有三个特点。
一是大的知识格局。他力图把人类的一切知识都归为一个体系之中，让我们每一个做科学技术研究的人不把自己局限于狭窄的领域，而是倡导我们有大的视野，把自己的工作放到人类知识的大格局中。
二是启发性。他的知识归类框架并不全是对人类已有知识的概括，其中很多领域并没有包括什么像样的成就，没有真正的知识，而是可能成为知识领域的东西。他的知识归类框架是开放性的，其中包括可能性的知识领域，其实还没有形成学科，也没有形成范式，知识是具有启发性而已。
三是规划特征。与开放性相联系的，是他的知识归类框架具有规划科学的特点，就是希望指点未来的研究工作，谋划未来科学发展蓝图。这与他长期处身于集中的社会体制、军工体制、工程体制的高端有关。
他的STS与我们一般做具体研究的有三个不一样。
第一，钱老从概念和原则出发，这与我们从具体问题出发，以解决具体问题为目标不同。
第二，他的思考不要求与具体的研究前沿的背景相联系。如目前科学史研究到哪一步了，科学社会学研究到哪一步了，心理学研究到哪一步了，认知科学研究到哪一步了？有什么具体问题已经解决了？知识框架的建构国际学术界有哪些方法？有哪些成果？他是不管的。
第三，他的框架是感言式的，既不是为了提供一个便于知识管理的知识分类标准，也不是提供可检验的具体的知识。它不是描述性的，不是对一种知识的归类，他更多是规范性的，就是号召式的，呼吁式的，应该是怎样发展。
第二个方面，是他对于传统文化的关注。钱先生对传统文化和科学前沿的结合非常关注，希望我们能够继承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开发其中的资源，实现创造性的文化转化。钱老倡导的“大成智慧”是把哲学和科学技术统一结合起来，集人类一切智慧之大成，，尤其是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思维习惯和思维风格里面的一些遗产。
要开发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里面的思维风格的一些资源，另外要结合现代的科学发展，要进行创造性的转化。我想这是他的想法。世界上有没有这种无所不能的智慧，我们可以讨论，但是他的出发点和动机应该是得到很多人赞同的。
第三个方面，是他关于自然、身体与心灵的关系的关注。应当说他是比较早地重视这个领域的重要学者之一。他曾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副理事长，他提倡“人体科学”，与这个研究会的理事长于光远先生有针锋相对的争论。在我看来，两位先生在这场争论中有些共同的地方，比如他们都从原则出发，都没有关注相应领域国际学术界的研究视角、进路、思想和成果，他们二人谁也没有取得胜利。但是，如果我们由他们二人的关注，引发我们的多角度思考，也许会在这个领域取得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可惜，我们中国学者没有这样做。
关于身体与心灵，需要做可重复性的双盲和排他实验。这是科学上的要求。另一方面，内丹、传统医学和一些古老法术中关于身体与心灵关系的不少认识和修炼方法，反映的是一种文化，还得从文化人类学而不仅仅是科学上去考虑。栗山茂久的《身体表达兼论希中医之歧异》一书就是从文化上比较西医和中医的，给我们很多启示。科学人类学告诉我们，疾病并非全人类都是一样的，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疾病。科学人类学还告诉我们，信仰可以导致和治疗身体疾病。这都是在自然—身体—心灵问题上取得的成绩。也许，我们中国学者还有机会在钱老关注过的这个领域做些工作。
第四个方面，钱先生敢于在他不熟悉的领域里面发表自己的看法，我们可以以平常的心态去看待。
当然，任何一位有成就的学者跨出了自己的专长领域，他就是一位普通人，而不是什么专家。我们很多在任何一个领域都没有专长的公众可以就许多领域说话，那么，他作为有专长的学者，也是可以在他不熟悉的领域说话的。我觉得，我们还是要以一个平常人的心态去看待钱先生在STS领域里的议论，而不是因为钱老说过什么就一定是重大成就，就是真理，就是定论。钱老并没有把自己放在权威的地位，去谈论他的专长领域之外的事情。
本会理事、清华大学教授刘兵：我既没有见过钱先生，也不像许多老先生那样有那么多直接的或间接的机会与钱先生打交道，可以从中学习。
我想，关于钱先生和自然辩证法领域，以及和有关马克思主义学科等许多的事情，刚才各位前辈们已经说的很详尽了，我也没有新资料，所以无从评论。
来之前我就在想，还可以说出什么呢？尤其听到任定成和李醒民老师刚才的说法，那也是我原来想说的问题。前几天钱先生刚去世的时候，空间中心那里演了一出话剧《克里夫兰总统号》。当时是一个科学时报的记者请我去的，我也拍了一些照片，包括拍的剧照什么的。我把一些照片也贴在了我的博客上了。就有人在我博客上留了两次言，就是问这么一件事，他说：你怎么评价钱先生关于人体科学的东西？
我在博客上也给出了回复，我说，也许现在评价这个事情为时尚早。也许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有各种可能性，如果说一个人很伟大，很有一些想法，总会有各种不同的争议。也许只在当下伟大的人，这次说完了，以后可能就会忘了。如果一个人更伟大，有可能也许再过多久，人们回想起来，发现他当时是有一些前瞻之见的。我觉得，刚才任定成、李醒民老师两个人的说法就有差异。比如，李老师说的“耳朵识字”，这个是有争议，但是这场争议，也许会成为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史上很值得研究的事情。但也不能说这件事情彻底结束了一个论证，过去我们只是比较简单的看这个事情，仅仅是作为有关伪科学的争议。
现在我觉得，按照目前很多研究的看法，包括像刚才任定成举的科学人类学的例子，甚至还不仅仅这些，我觉得我更愿意不是以一个肯定的方式，而是以提问的方式来思考钱先生关于人体科学的观点。因为追思的同时，既是怀念，也是研讨。我觉得对此的研讨，至少应看成是钱先生的遗产之一，他讲人体科学这件事情不是为了个人私利角度来倡导的。这跟现在很多人过于倡导某事，往往跟权利结合是不一样的。
这种探讨有可能是超前的，而这种超前性的成功与否，不管成功还是不成功，等再过若干年重新再来评价的时候，是有可能给我们另外一种启发的。而且这里很可能有一些内容和思想，是我们今天还没有真正彻底理解的，这就是我愿意在这追思钱先生可说的一个话题。
本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教授胡志强：这段时间科技界及至整个国家都在纪念钱学森先生。应该说钱学森先生一生有多方面的贡献，也在诸多领域里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是当代中国最有社会影响的科学家，值得人们景仰和怀念。但作为科技哲学的专业学者，除了纪念他以外，更重要的是研究他。钱学森先生一生的经历，本身就是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领域的一个具有典范性的、内容非常丰富的案例。一方面，钱先生是一个非常有天赋的科学家。另一方面，他在科研上的成就是在一个非常复杂的、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里取得的。他在一生中曾扮演过多重社会角色，有多个侧面影像，也折射出他所在的时代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复杂纠结。从科学哲学的学科规范出发，用比较扎实的方法，从一个更加广阔的视野来研究他的一生，能够为理解中国语境中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提供重要的线索。我认为在对钱学森先生经历的研究里，可以提出这么一些研究课题。
一个课题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家群体研究。钱学森先生应该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不只是说他的信仰，而是他非常自觉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自然、社会和历史，分析科学的状况和科学发展的未来。马克思主义科学家并不只是中国、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产物，在所谓的西方社会，包括英国、法国、美国、日本也曾有一批马克思主义科学家，比如贝尔纳、霍尔丹等。他们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有丰富而独特的论述，在20世纪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他们在科学研究上的经验和他们信奉马克思主义之间有什么关系？他们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理解，与后来兴起的知识社会学、后现代科学的思想之间有什么联系？这些问题都是值得研究的。
一个课题是科学家的社会影响力研究。科学家通常来说是在某一专业领域有所贡献的人。但是我们知道，在现代社会以后，科学家不只是在科学共同体中有影响力，而且还有很深很透的社会影响力。一些科学上的权威往往又成了社会权威，在社会思想的一般领域产生重要的影响。但是科学家的社会影响往往不同于社会理论家和政治活动家的社会影响，其内涵更加独特和微妙。钱学森先生在早年有杰出的科学贡献，后来又在工程技术上，特别是在火箭、导弹技术上做出了卓越的成就。在科研生涯的后期，特别是在其晚年，他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包括治沙问题、城市规划问题，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等等，都曾产生了相当的社会影响。一个科学家，其社会影响的形成机制如何？与中国的特殊国情有什么联系？所带来的后果如何？对社会政治的运行机制有什么影响？社会公众如何看待科学家的社会影响？这些都是值得学理式研究的问题。
一个课题是科学家的价值观研究。科学家作为群体，有着一般的、大致相同的价值观。这在默顿学派的科学社会学中做过很多的研究。但是作为个体的科学家，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又有着各不相同的、更加复杂的价值体系。而科学、技术对社会的作用，往往都是通过这些内心丰富、复杂的科学家的行为带来的。大家都知道，钱学森先生一生曾面对过许多非常艰难的选择。包括他在中学毕业以后，选择上大学，上大学以后选择出国，出国以后选择回国，回国之后选择做导弹，也包括他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特殊时期的选择。解放初期回国的科学家有很大一批，有国外名师名校背景的科学家也不只是钱学森先生一个。他在这个群体里，大概是最成功的，既有自己在科技事业上的成功，又为国家、民族做出了贡献。这和他的一系列选择有关。其他的一些科学家有着不同的选择，因而有着不同的命运。在钱学森先生的这些选择中，到底他把什么作为最有价值的事情，值得追求的事情？在各种复杂的价值冲突中是如何权衡的？这与他个人的个性特征有什么关系？与社会政治文化有什么关系？都是需要细致而确切的解释的。
本会复杂性与系统科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教授吴彤：今天，追思钱老，谈论钱老与自然辩证法诸学科的关系，我想要说的主要一点就是，从系统科学哲学研究的这个角度，讲讲钱老的影响和对我的思想观点的积极影响。我原来在刚刚进入系统科学哲学领域以后，对钱学森先生所提倡的关于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研究中的一个方法论，即关于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这个方法觉得不是特别的感兴趣。而且觉得好像有些问题，我当时老是在想：一个科学方法应该是有很强的客观性的，怎么会是要把人的因素加进去呢？老觉得这个方法具有人为性，做出的东西会不是非常可靠，也有主观性。而用科学方法，应该有很严格的程序，并且应该尽量排除人的因素。
这个思想在做了系统科学哲学的系统研究后，又在后来接触到科学实践哲学，包括后来
接触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些地方性知识，而开始认识到其特性与参与者密切相关的时候，才开始有所转变。我后来发现钱老提倡的综合集成研讨厅方法在哲学上还是很有价值和道理，当然钱老没有接触过后来发展起来的SSK和科学实践哲学，这些哲学和知识社会学现在很是提倡钱老这种把人放到认识情境中的做法。
钱老的综合集成研讨厅思想的第一个价值是他的这种集成研讨厅改变了对系统科学只见结构不见行动者的研究，系统科学研究的不是只有一个客观独立的世界，而是永远有行动者参与的世界。既然有人参与，你就不能光注意物理，还得有事理，还得有人理。钱老的研讨厅方法就主要是讲在系统科学研究里加入了人或行动者的两个因素。一个就是提倡了建构论，研讨厅就是要协商，科学家对所研究的问题怎么看？这是要相互协商的，而不是只看所谓的客观的独立的对象世界的反映。所以钱老一方面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哲学，一方面也以他的方式在研究中加入了社会建构论的思想，而且是独立于西方社会建构论，以他自己独特的方式提倡了科学家共同体的社会建构论。我相信他在思考的过程当中也受到了很多的科学哲学的影响，然后变成了他自己的方式。
第二点，他是在系统科学里提倡的一个集体认识论。这个很重要，他的很多方式，他搞研讨班，搞综合集成研讨厅这样的方式，集成一群人，通过他们的智慧，最后大成智慧。所以大成智慧不只是说仅从中国传统文化吸收，而且有集体认识论的吸收。尽管钱老年纪很大的时候做的工作，而且他很有慧眼，把认识论扩展成集体的认识论，这个方式非常好。
他的研讨厅体系和方法在这两点上给我的印象非常深。我觉得他确实把人理的东西，物理的东西，事理的东西融在一起，要天人合一，要集大成智慧。这就是科学实践哲学所讲的在某种社会实践情境之中，行动者的社会实践可以承载起连接实践对象与行动者本身的意义，而且这些行动者是集体的行动者，不是单个的行动者。这是极其重要的。
当然，最后还要说到钱老对于复杂系统早慧的认知，这使得我们对于复杂性的研究也几乎和国外同行同时起步，他提倡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研究，这都给我们搞复杂性科学和哲学的研究带来很好的推动，形成了中国的系统“钱派”。长期以来他一直提倡和推动我国系统科学和系统哲学研究，并且认为系统学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组成部分，这些思想、观点和作为极大的推动了老一代系统科学和哲学研究的学者，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化和中国化过程。我国对于系统科学及其方法论的研究热潮，与钱老有无法分开的密切关系，作为系统科学哲学研究的后来者，我们一定要继承钱老的遗志，把系统科学哲学研究推向前进。
本会科学基础与信息网络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博士蔡肖兵：有这个机会跟这么多学者在一起追思钱学森先生很欣慰。钱先生是我们比较尊崇的科学家，还在我们上中学的时候，三钱就对我们影响比较大。今天比较羡慕诸位老先生能对钱老做一个实景再现追思，羡慕你们曾能跟钱先生有直接的交流机会。
其实对钱先生很多东西我并不是特别的了解，因为我以前是学物理的，所以我对钱老的理解，一般都是从科学角度理解的。转学自然辩证法以后，开始接触钱老在哲学上的思想。钱老80年代在《哲学研究》上的文章“自然辩证法、思维科学和人的潜力”，我读了以后觉得很重要，这篇文章发表将近30年了。好像把我们自然辩证法的困境再次点明了。自然辩证法当时的困境和现在是不一样的，当时自然辩证法并不是弱势，当时钱老提出还自然辩证法本来面目，要从历史角度去看，同时自然辩证法还有同历史继续发展的问题。虽然现在改叫科学哲学了，但我们以基础科学为研究对象的学者不难发现，就是哲学和科学两张皮。
昨天，我到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叶秀山先生那里聊天，他说科学问题就是哲学问题。这点正好能够概括钱先生在自然辩证法方面工作的方式和贡献，他对科学问题的深追导致他对哲学问题的思考，并将系统工程的科学理念推广到社会建设的领域，提出了复杂巨系统的概念，从社会形态和开放复杂巨系统的高度，论述了社会系统。所以如果我们在追思钱先生对自然辩证法的贡献，并对未来有一点想法的话，首先要学会钱先生在上面提到的文章中的这种置疑的态度，就是在当时还没有人置疑的时候，他就先提出对自然辩证法当时研究状况和方向上的置疑。现在我们有的做法不被接受，这种情况下，“置疑”这种精神可能更重要。
另外，对自然辩证法的地位，我觉得我们应该也要学习30年前钱先生对自然辩证法地位的重新认识。到底现在科学哲学对我们的科学，对我们的哲学能起什么作用？我觉得钱先生还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比较开阔的思路。为什么与会众多学者都提到这篇文章，这篇文章也被列做钱先生对自然辩证法的重要文献，我觉得正是这篇文章为我们提出了一些重要问题，如对科学问题的正确认识、对过去错误认识的积极改正、如刘大椿老师提到的对应用科学领域中的哲学问题的重视、以一种系统—整体的观念来看待世界研究和解决问题、提高自然辩证法从业人员的科学素养等等。开阔思路、深入思考、为国服务才能使自然辩证法领域有所发展，这是我们在近30年之后再读这篇文章的意义。
钱先生在整个自然辩证法今后的发展中，还提出自然辩证法做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科学的桥梁问题。我觉得在80年代提出这个问题时，我们尚无法意识到后来的30年传统的经典科学观念给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照成的影响和现在所谓的当代科学之间的冲突。80年代我们可能没有网络，我们可能对所谓量子观念，或者相对论的观念，如李醒民老师研究的爱因斯坦的观念。按恩格斯角度，我们还可以用经典的思维方式吸收和理解其中的思想。现在看这种经典的思维方式已比那个时候更不合时宜了，它所遇到的困难越来越多了，我们必须要改变。
系统观和整体观是钱先生提供给我们的整体想法。这30年当中，科学已经发展比较多了。这些东西怎么吸收进来？所以钱先生这篇文章里提到过，就是希望自然辩证法既要认真学习科学技术，起码达到高级科普期刊《科学》的水平。现在来看，这个钱先生提的方法是很好的，虽说不是特别容易做到。现在作为学界的年轻人，还是产生一些问题。至少我所了解的这些做科学哲学的同事当中，他们的学生虽然是有一部分是来自于自然科学学科的，但是未必能够像钱先生所要求的这样。
所以，我觉得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和教学应该重提钱学森的想法，同时也有利于稳固我们自然辩证法学界，真正能够形成一种钱学森讲的交流的桥梁作用，就是让自然辩证法能够成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桥梁。
本会副秘书长、北京化工大学教授张明国：各位的演讲给了我很大启发，也更加验证这次座谈会的意义。在追思钱学森先生的同时，从钱学森自然辩证法思想中可以找到未来中国自然辩证法事业的发展思路和出路。
一、关于自然辩证法的性质和定位。大家可能忘记了历史背景。早在上世纪20-30年代及二战以后，日本和苏联学界曾经围绕这些问题产生了非常激烈的争论。由此可见，钱学森关于自然辩证法的学术定位问题是一个具有共性的问题。我在《自然辩证法研究》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专刊上发表的文章中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在此就不多谈了。
二、关于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关系。钱学森希望自然科学工作者和哲学工作者要携起手来，“相互谅解”，“相互学习”，“自然科学工作者要认真学习哲学，有比较才能知真假”，他建议“开一个学术讨论会”，要进行沟通，不要进行无谓的争论。他建议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应该在自然科学工作者和哲学工作者之间做一些事情，除了办好讨论会之外，也要建立自然辩证法研究机构。他希望搞医学的要研究中医问题，搞史学的要研究科学史。
三、关于交叉科学与交叉学科。钱学森特别提到了工程技术和环境科学。他说，工程技术不仅存在于自然科学，也存在于社会科学，环境科学也是如此。他主张自然辩证法工作者既要关注自然科学问题，也要关注社会科学问题。他说，我们应该把大约100年来，包括人文科学、工程技术成果加以提炼，用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我认为，在交叉科学时代，钱老的这些思想很具有前瞻性，到现在也不过时。
四、关于科学与伪科学的关系问题。钱学森曾经说过，我们应该努力按照科学态度办事，也就是按照辩证法办事，切不可把孩子和污水一起泼掉。
五、关于大学的创新教育。钱学森通过回忆自己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留学生活，表明了自己对目前中国大学教育的态度。他说，目前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创新人才的思想办学，受封建思想的影响，这是中国当前很大的问题。他把加州理工学院的创新教育传统归纳为以下三点：第一，互相启发与促进；第二，提倡充分的学术权利和民主氛围；第三，鼓励理工科研究生学习艺术。正因为如此，加州理工学院才能培养出钱学森、钱伟长等一流的科学家。他说我们今天办学一定要学习加州理工学院的创新精神。他说，“中国还没有这样的大学，都是一般的，别人说过的才说，没有说过的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人才的。我们要向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学习他们的创新精神，我们中国人到那里学习，回来以后也能发挥我们的作用。”
六、关于研究生教学。钱学森说，搞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首先要学好自然辩证法。我提倡研究生写的论文前面要讲一下，你论述的课题在本门学科中占什么地位，怎样辩证发展，这样不仅可以考察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的程度，而且对导师也提高要求。他认为，研究生应该交三篇论文：第一篇是业务学习论文，第二篇是业务发展史辩证分析，第三篇是业务的科普介绍。我自从1998年到北京化工大学工作以来，一直承担硕士生的“自然辩证法概论”和博士生的“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公共政治理论课教学。我一直遵照钱学森的上述要求持续进行教学，并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总之，钱学森的自然辩证法思想值得我们反思和总结，他的大学创新教育思想更值得我们学习和贯彻，要有效地做到这一点，需要实施大学教育改革，需要长期艰苦的努力。
本会副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孝廷：我发言的题目是：钱学森与自然辩证法。钱学森先生去世，我们纪念他，大家同时在缅怀一个曾经激动人心的年代。虽然没有看到有谁做过评比，但我自己估计，钱学森可能是我们新中国的头号科学家了。他的经历和业绩确实是很不容易的。由此还想到另外一个问题：近代以来，钱氏一门对中国的学术贡献实在是太多太大了，如科学界的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文科方面还有钱钟书、钱仲联等等，挺有趣味，也值得我们认真关注。我过去接触到钱学森先生的信息和材料，主要是看他编的《论系统科学》、《论思维科学》和《论人体科学》等。特别是思维科学方面的学者刘奎林老师，多次见过钱学森先生。他每次和我见面都要谈到钱学森，因而帮我形成了关于钱学森的具体印象。
一、钱学森是一个时代的象征
我最近见到一份材料，上面说，钱学森先生在他一生的读书生活中，看得最多的图书是科普书籍。这给我很大启发：一个人除了自己的专业领域之外，可能还要涉猎很多其他领域，但你不可能在所有的领域都是专家，所以就要通过阅读科普类的书籍来增长见识。这就是科普在专家和通才之间的辩证地位。而且，据说钱先生读的科普，更多的不是中文的，而主要是英文的。这也给我们一个很大压力。我想，自然辩证法应该逐渐地向科普领域推进。在座的同行已有好几位都跨到了科普领域，很值得敬佩。
钱学森近些年不断谈到创新人才培养，这被网络和媒体称为“钱学森之问”，大意是“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创造性人才？”对此，我深有同感，我对中国的高等教育有一个很糟糕的评价，可能不一定很恰当，那就是，要么中国没有大学，要么就只有一所大学，特别是公立大学，太同质化了，所以可叫中国联合大学，校长就是教育部长，然后所有的大学都是二级分校。这样一所大“大学”的问题，哪能是换了一个教育部长（“校长”），就能彻底解决的？！
我想，在我们认真纪念钱学森先生时，还应该考虑他的作为一个时代的象征意义。我觉得，大体可以这样理解：钱学森的去世意味着一个时代结束了。这个时代在什么意义上结束了呢？第一是科学界存在统一领袖的时代结束了，特别是在好几个领域都有引导地位的学者的时代结束了；第二是文理兼通的大学者的时代结束了，因这基本是老一辈科学家的专长，现在的年轻人由于文理分科，已经不可能再达到他们那样一种水平和境界了；第三是话语或手眼通天的政治学者的时代结束了，因为像钱学森先生那样的学者可以直接和国家领导人说上话，而且也真被重视，虽然现在不见得不重视，但是有这样影响力的学者还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弱了；第四是传统型的科学时代结束了，也可把它叫古典型的时代，今天的中国科学界开始了和两弹一星不同形式的新型操作。对此，很难说谁好谁坏，只是表明时代变了，中国的科学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其趋势应该是多样化。但是，饮水思源，这当然是建立在钱先生等老一辈学者的基础工作上的。
二、钱学森精神的基本内涵
要客观公允地评价钱先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他身上的符码太多，很多细节由于时间距离太短，一时不容易认识清楚。这里确实涉及到一个方法论问题。对此，我想，我们首先应该看到钱学森先生既是英雄，又是常人。他有好多长处，是我们很多人难以企及的，但是他也毕竟是普通的常人。他既是一个领域的专家，甚至是很多领域的专家，但未必在所有领域都是专家，在很多领域他也是一个普通的学者，甚至只是一个普通的读者。他的成就既和个人秉赋有关系，也是时势造就的。我们追悼他、纪念他，整理他的思想财富，应该继承他的精神传统，超越他的学术视野。这是我们基本的目标。
那么，钱学森有哪些东西值得我们认真讨论和继承，或者钱学森的精神和文化财富有哪些呢？我做了简单的归纳，不见得都对，在此提请大家思考、指正。
第一，是他忘我刻苦，钻研科学，勇攀高峰的探索精神。比如，他在美国学习的经历和我们现在的许多人出国学习有天壤之别。
第二，是他热爱祖国、报效祖国、服从祖国需要的爱国情怀。当然，现在人的概念有些不一样了，那个时代科学家身上的许多东西，在现在人身上已经淡化了。但是，这种精神作为一种理想还是有长存价值的。
第三，是他不怕困难，敢打硬仗，大胆创新的开拓精神。今天的人说起两弹一星似乎轻描淡写，实际上当时做这样的事情，不仅需要水平，更需要胆略和意志。
第四，是立足发展，高瞻远瞩，整理运筹的战略眼光。比起其他人，钱学森是个战略科学家，这在新中国的科学家群体中显得十分杰出。
第五，是传播科学，激励后人，授业传道的普爱品格。钱先生有个特点，就是每信必复，而且他惟真是从，没有权威的架子。这也很不容易。
第六，是尊重真理，谦虚好学，扶植新生事物的人格魅力。我们都知道，钱先生帮助过很多年轻人。而且，虽然他对一些事情有自己的看法，但是只要对方有根有据，他也能很好地接受。
第七，是热爱艺术，淡泊名利，品味人生的审美修养。这很重要，科学家有了这个层次的修养，在科学研究上确实容易做得更好，因而很值得我们认真琢磨。
三、钱学森对自然辩证法的贡献
钱学森先生对自然辩证法是有贡献的，上面提到的他的很多工作都和自然辩证法有关系。这是共识。但他究竟做了什么？我觉得可以简要归纳成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大系统观。虽然二战后有所谓的老三论，新三论，新新三论等，但那都是人家的。在中国，这样一门学问是在钱先生的引领和推动下，才实际地发展起来的。
二是大科学观。包括他在交叉学科领域的工作，在STS领域里的工作，对新学科发展的推动等，他在很多方面都是先行者。
三是大思维观。他在那个时代说了很多对我们有崭新启发的话。今天讲的人体科学，更多的是和人体思维与人体智慧相关。现在的克隆问题也可认为是和钱老关于人的想法有一定关联的。
四是大人才观。前面已经提到他关于创新人才培养的问题。实际上，他对人才的论述和评价，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体会。
五是大发展观。钱学森觉得科学技术和推动国家的发展关系很密切。他是科技兴国的典范，他当初的回国和他回国后的一切工作，都是围绕这个理想展开的。
六是大智慧观。钱学森把自然研究和个人的人生体悟结合起来，这是任何一个伟大的科学家要走的必由之路。他的学识横跨中外，因而其大成智慧是有一定基础的。在这方面，他毕竟有自己的积极想法，我们可以逐步去探讨，或许还会发现它与自然辩证法间有某种深层的联系。
至于钱学森先生对自然辩证法基本范围理解的变化是可以讨论的。无论如何，他关于自然辩证法的想法，实际上等于客观地提出了一个新任务，那就是在今天的背景下，我们中国的自然辩证法工作者，如何能够真正在逻辑的意义上，为自然辩证法重新奠基？这是当前最紧迫的理论使命。在我看来，可以采纳钱先生的大尺度知识格局的方式，来看待人类智慧的工作分工。如究天人之变的就是自然辩证法，通古今之变的就是历史辩证法，遵大道之理就是人生辩证法，圆万世之梦的就是文明的辩证法。
钱学森先生虽然走了，我们应该继承他的精神，开辟一个新的时代。我们自然辩证法界纪念钱学森先生，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方式。历史是由很多不同的想法构成的，有的可能最终成为人类共有的财富。
（以上发言根据会议现场速录稿整理，经发言人审阅后摘登）
【按】中央党校自然辩证法研究班学员，原浙江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现浙江大学农学院邹先定教授追思钱学森先生，撰写了回忆文章《永远铭刻于心的教诲》，记述了上世纪80年代在中央党校亲耳聆听钱学森先生教诲，亲睹钱学森先生风采的往事，本期全文刊发如下。
永远铭刻于心的教诲
—— 忆一次座谈会上见到的钱学森先生
邹先定
我国杰出的科学家钱学森先生不幸与世长辞，巨星殒落，我内心深为震惊和哀伤。钱学森先生不仅是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而且在科学、工程、哲学等广阔领域均有杰出成就，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工程师和思想家。他逝世后所留下的空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难以填补。27年前，钱老在中央党校与自然辩证法研究班学员亲切座谈及会后我们向钱老当面请教的情景，一下子涌上了心头。
1982年6月，由中央党校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联合举办的自然辩证法研究班，经过一年半时间的研修即将结束。毕业前夕，学校特邀请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同志与学员座谈。得此消息，学员们一片欢腾，盼望着亲睹钱老的风采，聆听他的教诲。
1982年6月21日上午，素有“马列公园”之称的中央党校细雨濛濛，仲夏的校园树木花草青翠欲滴，散发出阵阵幽香。当钱学森同志在中央党校韩树英等陪同下健步来到主楼会议室时,全场爆发出长时间热烈的掌声，表达了对这位享誉世界的杰出科学家的由衷敬仰。参加座谈会的有自然辩证法研究班全体学员、干部班的部分学员及中央党校的教师和有关领导。钱老身着草绿色军装，神采焕发，双目炯炯有神，清澈明亮而深不可测，仿佛是智慧的海洋。韩树英同志说：“原打算请钱学森同志在更大范围讲的，但钱学森同志只同意在座谈会范围讲，我们只能恭敬不如从命了”，“今天天公不作美，下雨。”钱老马上接着风趣地说：“下雨可以安下心来”。他亲切而幽默的语言一下子就拉近了与学员们的距离。接着，他和蔼可亲地开始了近两小时的讲话。钱老旗帜鲜明地阐述自己的科学思想，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言辞平和又犀利，充满科学和哲理，具有很强的感召力。
据我的回忆，钱老的讲话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对象及意义。第二部分，系统地论述他当时对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构想，主要阐明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等六大门类以及它们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第三部分，钱老精辟地论述系统科学，包括其构建和发展。他提纲挈领，旁征博引，纵横中外，深刻地分析贝塔朗菲、普里高津、哈肯、艾根以及波普尔等西方著名科学家、哲学家的科学成就和学说，并指出其中的不足之处，高屋建瓴，势如破竹。
钱老的整篇演讲以马克思哲学为指导，博大精深，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和现实指导性，是我国自然辩证法发展史上的重要文献，也是自然辩证法宝贵的精神财富。当时我的感受是如沐春风，如饮甘泉，倍感振奋。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钱老强调在发展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那一段话。他语重心长地说：科学发展到今天已不是一百年前的情况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是先行者。我们今天仅仅限于他们所讲过的，而不许有所发展，就不是真正的在党教育下的科学工作者，也不能说是进步。钱老又说：“我很赞成毛主席的话，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往真理的道路。真理是一条长河。钱老洞察全局，实事求是、辩证地评析西方科学家和哲学家的贡献和不足，透发出一种非凡的气势和气度，充满了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爱国主义情怀溢于言表。钱老在座谈会上还饶有兴味地回答了学员的提问，实际上也是他科学和哲学思想的进一步阐发。
座谈会结束，恰逢雨后初霁，钱老同大家合影，体现了他对自然辩证法工作者的关怀和期望。今天我珍藏着这张宝贵的照片，也是我的荣幸。
此间，还有一个小插曲。那就是李炎巨、马余胜和我三个学员利用拍照前的间隙，向钱老问候致敬并呈上我们合写的《宏观农业概论》铅印本。（后于1985年作为《农业的微观与宏观》中的一部分由中共党校出版社出版），李、马两位同志推我向钱老呈递论文。记得当时我说：“钱老，我们三个搞农业的同志，读了您写的《农业系统工程》很受启发。这是我们合写的论文，请钱老指教”。钱老笑眯眯地一边翻阅文章（也不用戴眼镜），一边指着问：“这位是李炎巨同志？”我向钱老汇报：“他是湖南省农业厅副厅长。”钱老又问：“你是浙江农业大学的？”并说“我也是浙江人，也算是杭州人吧，钱姓的。”我对钱老说：“杭州有座钱王祠。欢迎钱老常回杭州！”钱老又和蔼地问到马余胜。钱老说：“农业问题研究很好，但要提出具体意见，不要同有些文章那样飘渺。”钱老又指出：“我国对农业的方针是正确的。把农业和小城镇结合起来，把农林牧副渔结合在一起。把农业和工业、手工业结合在一起。探讨农业问题必须要拿出具体方案。它将受到农业生产实践的检验”。临别，我怀着崇敬的心情请钱老签名留念。他笑着摆摆手说“免了吧，那是外国人的一套”。事后，我才得知不题字是钱老一贯谦逊的风格。
我们三个学员单独向钱老请教农业问题，前后大约十分钟，却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当时，我只是农业院校一名普通教师，作为大科学家的钱学森同志如此平等、和蔼地与我们交谈，并予以指导，这是我未曾料及的，使我受到极大的教育和鼓舞。
27年来，我再也没有机会见到钱老了，但钱老的教诲一直铭记不忘。在自然辩证法的教学实践中，我向广大研究生宣传钱学森同志的巨大科学贡献、爱国情怀和科学思想。在农业科研中，我深入“三农”实际，先后出版了《宏观农业原理与现代农业建设》、《农业发展的宏观分析》等四本宏观农业方面的著作，并为农业干部培训和农业现代化贡献了绵薄之力。
27年来，我很少提及上述情况。今伟人已逝，一种责任感驱使我忆写当时的情景，钱老的风范和教诲将永远铭刻我心，也希望成为大家共同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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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最后一次谈话:
中国大学缺乏创新精神
来源: 人民网-人民日报(北京)
核心提示：钱学森去世前最后一次系统谈话近日被整理出来。谈话内容是有关科技人才培养问题。钱学森称，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独创的东西，缺乏创新精神。
人民日报11月5日报道钱老去世以后，许多人问我们：钱老有什么遗言？并希望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写一篇“钱学森在最后的日子”的文稿。我们已告诉大家，钱老去世时很平静安详，他没有什么最后的遗言。因为在钱老去世前的一段日子，他说话已经很困难了。我们可以向大家提供的，是钱老最后一次向我们做的系统谈话的一份整理稿：钱老谈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那是于2005年3月29日下午在301医院谈的。后来钱老又多次谈到这个问题，包括在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看望他时的谈话。那都是断断续续的，没有这一次系统而又全面。今天，我们把这份在保险柜里存放了好几年的谈话整理稿发表出来，也算是对广大读者，对所有敬仰、爱戴钱老的人的一个交代。
今天找你们来，想和你们说说我近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即人才培养问题。我想说的不是一般人才的培养问题，而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我认为这是我们国家长远发展的一个大问题。
今天，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投了不少钱搞什么“创新工程”、“创新计划”等等，这是必要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问题在于，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
最近我读《参考消息》，看到上面讲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情况，使我想起我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所受的教育。
我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去美国的，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麻省理工学院在当时也算是鼎鼎大名了，但我觉得没什么，一年就把硕士学位拿下了，成绩还拔尖。其实这一年并没学到什么创新的东西，很一般化。后来我转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就感觉到它和麻省理工学院很不一样，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可以说，整个学校的一个精神就是创新。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可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那里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学术讨论会十分活跃，互相启发，互相促进。我们现在倒好，一些技术和学术讨论会还互相保密，互相封锁，这不是发展科学的学风。你真的有本事，就不怕别人赶上来。我记得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我的老师冯·卡门讲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思想，美国人叫“good idea”，这在科学工作中是很重要的。有没有创新，首先就取决于你有没有一个 “good idea”。所以马上就有人说：“卡门教授，你把这么好的思想都讲出来了，就不怕别人超过你？”卡门说：“我不怕，等他赶上我这个想法，我又跑到前面老远去了。”所以我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脑子就开了窍，以前从来没想到的事，这里全讲到了，讲的内容都是科学发展最前沿的东西，让我大开眼界。
我本来是航空系的研究生，我的老师鼓励我学习各种有用的知识。我到物理系去听课，讲的是物理学的前沿，原子、原子核理论、核技术，连原子弹都提到了。生物系有摩根这个大权威，讲遗传学，我们中国的遗传学家谈家桢就是摩根的学生。化学系的课我也去听，化学系主任鲍林讲结构化学，也是化学的前沿。他在结构化学上的工作还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以前，我们科学院的院长卢嘉锡就在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进修过。鲍林对于我这个航空系的研究生去听他的课、参加化学系的学术讨论会，一点也不排斥。他比我大十几岁，我们后来成为了好朋友。他晚年主张服用大剂量维生素的思想遭到生物医学界的普遍反对，但是他仍坚持自己的观点，甚至和整个医学界辩论不止。他自己就每天服用大剂量维生素，活到93岁。加州理工学院就有许多这样的大师、这样的怪人，决不随大流，敢于想别人不敢想的，做别人不敢做的。大家都说好的东西，在他看来很一般，没什么。没有这种精神，怎么会有创新！
加州理工学院给这些学者、教授们，也给年轻的学生、研究生们提供了充分的学术权力和民主氛围。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可以充分发表。学生们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不同学术见解，可以向权威们挑战。过去我曾讲过我在加州理工学院当研究生时和一些权威辩论的情况，其实这在加州理工学院是很平常的事。那时，我们这些搞应用力学的，就是用数学计算来解决工程上的复杂问题。所以人家又管我们叫应用数学家。可是数学系的那些搞纯粹数学的人偏偏瞧不起我们这些搞工程数学的。两个学派常常在一起辩论。有一次，数学系的权威在学校布告栏里贴出了一个海报，说他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讲理论数学，欢迎大家去听讲。我的老师冯·卡门一看，也马上贴出一个海报，说在同一时间他在什么地方讲工程数学，也欢迎大家去听。结果两个讲座都大受欢迎。这就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学术风气，民主而又活跃。我们这些年轻人在这里学习真是大受教益，大开眼界。今天我们有哪一所大学能做到这样？大家见面都是客客气气，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这怎么能够培养创新人才？更不用说大师级人才了。
有趣的是，加州理工学院还鼓励那些理工科学生提高艺术素养。我们火箭小组的头头马林纳就是一边研究火箭，一边学习绘画，他后来还成为西方一位抽象派画家。我的老师冯·卡门听说我懂得绘画、音乐、摄影这些方面的学问，还被美国艺术和科学学会吸收为会员，他很高兴，说你有这些才华很重要，这方面你比我强。因为他小时候没有我那样的良好条件。我父亲钱均夫很懂得现代教育，他一方面让我学理工，走技术强国的路；另一方面又送我去学音乐、绘画这些艺术课。我从小不仅对科学感兴趣，也对艺术有兴趣，读过许多艺术理论方面的书，像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念书时就读过了。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我认为，这些东西对启迪一个人在科学上的创新是很重要的。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辑思维不行，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从大跨度的联想中得到启迪，然后再用严密的逻辑加以验证。
像加州理工学院这样的学校，光是为中国就培养出许多著名科学家。钱伟长、谈家桢、郭永怀等等，都是加州理工学院出来的。郭永怀是很了不起的，但他去世得早，很多人不了解他。在加州理工学院，他也是冯·卡门的学生，很优秀。我们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常常在一起讨论问题。我发现他聪明极了。你若跟他谈些一般性的问题，他不满意，总要追问一些深刻的概念。他毕业以后到康奈尔大学当教授。因为卡门的另一位高才生西尔斯在康奈尔大学组建航空研究院，他了解郭永怀，邀请他去那里工作。郭永怀回国后开始在力学所担任副所长，我们一起开创中国的力学事业。后来搞核武器的钱三强找我，说搞原子弹、氢弹需要一位搞力学的人参加，解决复杂的力学计算问题，开始他想请我去。我说现在中央已委托我搞导弹，事情很多，我没精力参加核武器的事了。但我可以推荐一个人，郭永怀。郭永怀后来担任九院副院长，专门负责爆炸力学等方面的计算问题。在我国原子弹、氢弹问题上他是立了大功的，可惜在一次出差中因飞机失事牺牲了。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一批有创新精神的人把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导弹、卫星搞起来的。
今天我们办学，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学院的那种科技创新精神，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我回国这么多年，感到中国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都是些一般的，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我们国家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而不是别人已经说过的东西我们知道，没有说过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所谓优秀学生就是要有创新。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
我在加州理工学院接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这是我感受最深的。回国以后，我觉得国家对我很重视，但是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更多的钱学森，国家才会有大的发展。
我说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大家，我们要向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学习它的科学创新精神。我们中国学生到加州理工学院学习的，回国以后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所有在那学习过的人都受它创新精神的熏陶，知道不创新不行。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
我今年已90多岁了，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涂元季 顾吉环 李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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