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第7期《工作通讯》

1. 2010年5月3日至4日，“第四届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国际学术论坛”在美国克莱蒙大学城隆重召开。会议由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未来哲学与发展战略专业委员会（筹）联合主办。来自中国大陆高校与科研系统50多个单位的70余位代表和30多位美国学者参加了会议。（3—10页）

2. 2010年3月28日，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易学与科学专业委员会、国际易学联合会及东方国际易学研究院联合主办的东方思维与企业发展论坛在苏州举办。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国际易学沙龙•易经是比特时代的先驱”。（11—13页）

3. 2010年4月26日至27日，“科恩学术研讨会——当代科学技术历史和哲学思考” 在清华大学举办。会议本着“小规模、高规格、纯学术”的原则召开，20多名国内外知名学者做了精彩报告，近百名师生参与了研讨。（14—18页）

4. 2010年5月16日，以“转基因生物风险、评价与决策”为主题的“第一次当代科技与社会论坛”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举办。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尼尔·D·莱文国际关系和商业研究生院曹聪高级研究员及来自国内科研单位和高校的专家、文化学者和研究生，共70余人出席了论坛。（18—21页）

5.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科技部等四部门《关于加强创新方法工作若干意见》，更好地体现“为国服务”的精神，天津市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大力开展创新方法的学术交流，加强师资培训与咨询队伍建设，将2010年作为创新方法推动年，组织系列活动。（21—23页）

本通讯供本会会员和本会理事会、工作委员会、专业委员会、各省市区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及相关学会内部交流、参考。呈送中国科协书记处和中国科协各职能部门及中国科协学会服务中心。

第四届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国际学术论坛综述……….…….…..…....3

易经是比特时代的先驱”在苏州举行……………………….…......…....11

科恩学术研讨会纪实……………………………………………..............14

“第一次当代科技与社会论坛”综述……….…..…..……..……..…....18

参加2010年中国科协学术建设发布会……….….....……..……...…....23

组织系列活动……….…...…..……………………………..…....…......21

本会2010年学术活动及工作计划一览（3）…….……………..…....24

本会秘书处召开工作会议……….…..……………………..…..……....32

本会顾问朱厚泽先生逝世...…………………………………………....33

《中国化学学科史》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25

《袁翰青》一书出版…………………………………………...…..…..31

西方国家所信奉的现代化模式是否是唯一的发展模式？搞环保、建设生态文明是否是“跟着富人喝粥”？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是否有第三条路？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在推动生态文明进程中扮演何种角色？一种为了共同福祉的发展是否可能? 如何有效推动和实施生态文明建设？“第四届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国际学术论坛”正是带着这些疑问，于2010年5月3日至4日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聚集地——最适宜人居城的克莱蒙大学城隆重召开。

会议由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IPDC）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未来哲学与发展战略专业委员会（筹）联合主办，中央编译局、克莱蒙研究生大学（CGU）、美国过程研究中心（CPS）、北京师范大学科学与人文研究中心和培泽学院（Pizer College）协办。

来自中国大陆高校与科研系统50多个单位的70余位代表和30多位美国学者参加了会议。代表中有世界著名生态经济学家、建设性后现代主义领军人、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院长柯布（John B. Cobb，Jr）博士，IPDC常务副院长王治河博士，美国著名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佩罗曼（Michael Perelman）教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能源与资源集约管理学教授诺加德（Richard B. Norgaard ），世界著名后现代农学家弗罗伊登博格(Dean Freudenberger）博士，美国生态纪协会主席、国际过程网络创会主席、《生态纪》杂志主编、美国过程研究中心中国部顾问赫尔曼•格林博士（Herman Greene ），克莱蒙研究生大学副校长马丁（Wendy Martin）博士，美国过程中心执行主任克莱顿（Philip Clayton），以及美国《世界文化论坛》报主编樊美筠博士等。

大会开幕式由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治河博士主持，克莱蒙市长Peter Yao先生和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参赞衔领事叶向东先生，中方代表团团长、本会常务理事赵建军教授等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和发言。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未来哲学与发展战略专业委员会（筹）理事长刘孝廷教授代表学会向大会发来贺信。大会由波尔曼教授和陶秀熬教授主持。

小约翰·柯布博士在大会发言时论及建设生态文明的必要性，进而勾勒并描绘了生态文明社会。他把整个社会分为城市和乡村两部分，建设生态文明就是建设生态城市和生态乡村。对于城市而言，关键是“生态建筑”或“自然建筑”，不仅需要节约能源，通过有效的技术手段特别是信息产业，尽量减少对石油工业的依赖，如开发太阳能和畜力的使用，而且借助合理的城市建筑布局，缓解交通压力，以节约耕地占用和能源，保护环境。对于乡村来说，要发展“生态农业”。中国不必走“工业化农业”的道路，发展“劳动密集型农业”，实施“可持续农耕法”，相信和依靠具有熟练技能的农民，切实改善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表彰、奖励农村劳动力，以减缓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然而，任何国家实现生态文明必须具备三个先决条件：一是文化的或精神的需求；二是关注全民福祉；三是适度人口。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学的理论旨趣必须转向，即从“金钱增长的衡量标准”转变为“可持续地满足人们的需要”。

赫尔曼•格林博士立足文明的多元化立场，给出“关于东西方生态文明计划的提案”，认为西方化、现代化与工业化的新兴“普世文化”带来许多文明问题，对此，我们有必要改革和强化传统文化，并为全球文化提供一种新基础，使之与地球和人类的需要相和谐。因此，该提案建议:在不同文明类型的国家分别召开生态会议，应以下述观念为基础：（1）生态文明是文明的下一个阶段；（2）生态文明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精神，以及那些人与自然互动的制度中所发生的重大变化；（3）在生态文明的内容上，不仅凸显地域性、社区性，而且以整个全球社会的运作和繁荣来衡量生态文明的进步。考虑到该计划不是一蹴而就的，将召集不同国家的优秀学者组成合作小组，并动员和筹集财力，确保提案的先进性与可行性。

与会中国学者则从不同侧面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设想和建议：

1. 回归自然本体论是世界生态文明建设的唯一之路。在刘开会看来，如果说霸权主义是生态危机的总根源，那么消除对自然的霸权主义就是解决生态危机，建构建设性的生态文明的必由之路。然而，要消除人对自然的霸权主义态度，关键在于重新确立自然本体论。关于自然本体论，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有很多表述，但列维纳斯他者优先的自然本体论才是真正消除人类中心主义的真知灼见。

2. 循环经济、低碳经济是建设生态文明的有效途径。田义文认为建设生态文明可供选择的路径有三：一是重复发达工业化国家走过的老路，先污染、后治理，边污染、边治理、再转型，中国的资源承载力和环境容量无力支撑这条路径；二是直接采用发达工业化国家以保持原生态为价值取向的、全面实行生态现代化所要求的生态文明建设。中国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经济实力、科技力量尚不具备走这条路的条件；三是运用生态整体主义理论，通过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协调推进绿色工业化和生态现代化的生态文明建设。中国只能走调结构、转方式之路。因此，循环经济是一种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建设生态文明的有效路径。同时，许多学者指出，当前应大力发展低碳经济，以缓解能源压力和温室效应。

3. 发育生态理性。夏从亚主张建设生态文明要由生态理性进行引导。因为如果说工具理性是以实证和数学描述为主要特征的知性分析式思维的话，生态理性则是智性分析与悟性体验相统一的综合性思维；如果说工具理性遵循最大化原则的话，生态理性遵循的是最优化原则；如果说工具理性追求无限进步的征服型生活的话，生态理性追求限度性和谐生活。现实地看，人类理性对理性边界的认知日益清晰，对市场界限认知日益深化，生态日益政治化，生态理性支配下的文明方式也正在局部地域展开。

4. 转变生活方式。樊阳程呼吁建设生态文明必须自觉改变人的生存方式，但现代社会却造就了孤立的人，进而引发种种生态问题。究其原因，飞速发展的社会给孤立的人的形成提供了条件，也给一种错觉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即认为这个社会中各个系统的发展是相对生态系统而独立的。忽略生态系统基础性地位以及增长的极限，孤立的人最终会被自然所抛弃。为避免这样的后果，必须从孤立走向合作。张秀芹指认物质主义主导型经济模式必然导致人的物化、引发环境问题、生存危机。对此，需要调整并转换人们的生活重心，使文化生活成为生活的主向。针对怎样密切人与自然的关系，周岩提出要实现宇宙的人格化与人的宇宙化。

围绕建设性、生态文明的内涵与本质等，学者们试图为生态文明建设寻找理论和实践上的思想来源及形上之根。

1. 作为文明新准则的建设性。刘孝廷教授在提交的论文《论建设性》中指出，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已经形成某些具有全球性的共识，并开始修改一些旧的准则并确立新的准则。建设性就是文明发展到今天人类所形成的一个新准则。他进而讨论了建设性的起因与涵义，挖掘了建设性的理论根源并揭示马克思主义的建设性维度，以寻找建设性实现之途，即先确立建设性的理念和思维，积极挖掘人类文化中的建设性资源，然后建设起建设性的组织并开展建设性教育。他认为，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未来哲学与发展战略专业委员会多年不懈努力的一个共同心愿，就是为着这一美好目标能够早日在人间实现。

2. 生态文明的建设性后现代伦理支撑。商红日《生态文明与人类的责任：后现代伦理视角》的报告主张，后现代伦理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伦理虚无主义”和建设性的后现代，前者显然无法成就生态文明，唯有后者——建设性后现代伦理以积极的态度面对由现代性所导致的问题，形成了人类应有的问题意识。因而，试图以建设性后现代伦理来认识生态文明价值，重新理解自然以及他者优先权、全球公义和人类责任等问题，以寻求与自然和解。

3.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生态文明思想。一些学者立足唯物史观，从不同角度揭示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第一，生态问题的马克思经济学求解。迈克尔·佩罗曼在《生态文明的未来：马克思和无为生态》报告中，尽力还原一个事实：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思想相比较，无为思想更能与马克思的思想及环境保护论相一致。他在批判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础上，挖掘经济学中的“无为”思想，认为“无为”思想在欧洲经济理论创建之初是有影响力的，重农学派强调遵循“自然法则”。马克思经济学对“生产成本”的关注，即一种合理的价值理论必须反映“生产成本”而不只是“直接成本”的论述，涉及到环境，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实现的人的解放等，都具有“无为”的思想。因此，马克思涉足了生态文明的未来。第二，辩证实践论。李东松把马克思的生态思想概括为“六个辩证统一”：主体与客体、能动性与受动性、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人与自然的矛盾和人与人的矛盾、斗争与合作的辩证统一。第三，生态辩证法。赵士发确认当代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主导的现代工业文明的整体性危机。人类要在人、自然与社会关系上建立新的平衡，就必须对工业文明进行革命性的变革，建构新的生态文明。这种新的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即生态辩证法。朱书刚也主张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科学地揭示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开创了对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的先河，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哲学智慧和生态文明观念，具有深刻的批判性和深远的前瞻性。第四，绿色主题说。王建明与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与恩格斯把生产和生态内在地统一起来，彰显了“绿色主题”，体现了马克思的生态思想。第五，为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辩护。张晓琼介绍了英国马克思主义者乔纳森•休斯（Jonathan Hughes）的新作《生态与历史唯物主义》，指出作者针对那些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无法适当处理环境问题的观点提出了挑战，回应了环境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评，阐释并重建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念，力图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环境问题的积极意义。

4. 生态文明的存在论诠释与契合点寻求。张秀华以《生态文明建设的存在论根基》为题，立足比较研究视野，发掘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奠基人——怀特海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共同理论贡献。她认为，存在论之自然自身价值的确认，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前提；有机论、整体论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内在化，给出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过程视野下现实世界的生成指认，表明生态文明建设的可能性；理想主义的和谐论、发展论的理论旨趣，蕴含着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在如何借鉴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思想资源上，徐治立阐释了生态文明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契合点。在他看来，有机哲学具有五个特点：（1）世界的本原由可变的事件取代稳定的实体；（2）过程不断变构的中心取代权威性中心与重构性；（3）存在或实在的相互主体性取代人的主体唯一性；（4）世界的有机整体性取代机械还原性；（5）理性的“神”和祛魅的权力取代祛魅的自然。因此，以有机哲学作为契合的根基，可以构建生态自然观范畴，如“生态中心”、“生态主体”、“生态相关”、“生态平等”、“生态价值”、“生态行动”等。

5. 生态文明的制度关涉及意识形态语境。刘献在大会发言中，立足于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贯有机组成部分，以鲜明的意识形态立场和语境，考察了生态文明建设。曾文婷呈现并剖析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社会主义愿景。原丽红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三重追问，阐发了社会主义是不是生态文明的制度归宿、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在现阶段的中国有没有实现的可能、社会主义应不应当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前缀和限定等。基于马克思不仅有共产主义思想，而且有生态文明思想，廖清胜则径直地讨论了生态共产主义的内涵、根据与意义。刘志礼认为，目前国内外有关中国模式的讨论仍然陷于中西“二元论”困境中，当下实践的一个突出倾向则越来越热衷于运用现代化的方式思考和解决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然而，要真正探索出一条对中国和整个人类可持续发展具有现实意义的发展道路，必须超越二元论思维和现代性的束缚，实现后现代的生态化转向。庆幸的是今天建设生态文明进程中的中国模式正在努力实践着这一探索。

有些学者从生态文明的当下处境出发，融合古今视域，展开中西对话，诉诸于文化批判，寻找中国传统的文化资源。

1.“天人合一”的生态文明意蕴。李宗桂认为生态文明是当代文明的重要理念，是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内容；天人合一则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命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对生态文明与天人合一思想的关系进行合理的阐释，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具有实践意义。因此，建设生态文明，应当把天与人看作有机整体，提倡敬天、畏天，秉持人道与天道的一致，创造性地吸收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整体观念、有机协调观念，提高道德境界以平等待人、平等待物。

2. 庄子之“道”对现代生态的反省。鉴于庄子站在天人和谐的立场，一再呼吁防止人类理智的狂妄与僭越，而且对技术可能给人类带来的“恶”、“机事”和“机心”，做过深刻的批判。要回归自然，从根本上说，必须改变人的生存方式或生活态度。因此，李振纲强调在现代生态语境下解读庄子之道，对于谋求建构现代和谐生存世界，纠正现代人生存方式及片面强调科技作用的工具主义的偏执，仍有深刻意义。

3. 以中国传统文化滋养生态文明。在谭献民看来，生态文明需要生态文化，而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诸如除了共同秉承的“天人合一”思想外，儒家“天有行长”的生态自然观、“仁民爱物”和“民胞物与”的生态道德观、“以时禁发，以时养发”的生态文明规范、“与天地相参”的生态文明标准；道家的“道法自然”的自然宇宙观、“贵生”的生态伦理观、“自然无为”和“返朴归真”的生态文明原则、“相生相养”、“和谐共存”的社会生活准则等，对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还有学者主张寒山文化可资借鉴，中国古典园林是实现人类诗意栖居的一种范式。

4. 生态文明的社会之维。在蔡成效看来，“文明”意味着人类社会的开化状态与进步程度，任何意义上的生态文明界定都具备一定的社会意义及社会历史特征；自然与社会历史内在相联。因此，生态文明具有社会性，建设生态文明需要依托一定的社会根基和历史背景。在认识上，要求我们辩证地运用“人类眼光”把握生态问题。姜建则在考察西方和中国人与自然关系理念的历史嬗变的基础上，探讨了生态文明与社会文明的关系，并把“辩证人类中心主义”看成科学、合理的价值尺度。正是基于生态文明的社会性维度，中国人民大学的王鸿生教授从生态观反观中国历史。

5. 生态文明的文化批判与重建。理查德·诺嘉德对生态文明的合作进化阐释指出，在合作进化的发展框架内，知识、技术、价值、组织和环境是相互联系的整体。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段，社会系统是与环境共同进化的，但工业化和石油燃料的应用，打破了这一进化模式，代之以经济主义与工业社会的合谋。由于工业社会的本质是社会组织与技术的合作进化，经济主义的本质是持守工业文明的神话，必然导致生态危机，因此，这种模式也必然是短命的，代替者将被代替，再次回到具有整体性特征的合作进化架构中来，惟有如此，才能抛弃机械论、决定论和对抗思维，而走向有利于生态文明的整个生态系统的合作进化，彰显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尊重生态多样性，废除人为界限，在互动中相互学习、共同分享。王树松从文化哲学角度，对生态危机的文化层面进行反思，并从考察的结论出发对人类生态环境进行重新审视与认知，试图形成一种新的、符合时代要求的生态文化观。鉴于现代生态文明特异性以及与人的生活方式的相关性，一些学者研讨了资本竞争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前途、生态文明建设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生态文明与人体身心健康、生态方式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相互作用、生态文明背景下的中国社会生活方式现代化取向等问题。此外，环境与心灵双重危机及其拯救、西方的生态伦理困境与中国的生态诚信问题，生态文明意识及其重建等也成为关注的话题。

1. 后现代科学转向的可能性。王治河、樊美筠博士在《生态文明呼唤一种富有人文情怀的后现代科学》的报告中，针对现代科学的是与非，特别是现代科学观导致的环境问题与生存危机指出：反思性的后现代科学开始浮现，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客观地要求后现代科学的发育和发展。因为较之现代科学，后现代科学具有亲近自然与生活世界的特点。但这不等于说废除现代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离开科学是绝对不行的，尽管它有这样那样的弊端。同时，必须看到，现代科学特别是现代西方科学的机械性，使它在根底上与生态文明格格不入。生态文明是一种有机的文明、厚道的文明，相应地，它必然呼唤一种有机的科学、厚道的科学。所以，一种具有人文情怀的后现代科学就是这样一种应运而生的产物，它所唤起的是“被现代科学所丢失的东西”。系统论、混沌学和复杂性科学，以及盖亚学等当代新科学的问世昭示着人们，后现代科学已不仅仅是后现代思想家们头脑中思辩的结果，而是有着深厚的科学基础和现实支撑的。与现代科学对事物和科学自身的“确定性、稳定性、一致性与封闭性”的迷恋相反，后现代科学更注重开放性、变化性、多元性和创造性，兼备“厚道”、“有机”、“有担当”、“有洞见”等四大特征。

斯诺伊丝教授满怀对中国文化的喜爱之情，在大会上以《古老的未来：科学、传统医学与生态学》为题，在时间的视野中，融合古今，试图让中国传统医学现代化、未来化，走进正在建设中生态学等后现代科学。

黎徳扬教授则把系统科学与生态文明密切地关联起来，认为系统科学不仅使当代生态科学成为可能，而且其整体性特征也提供了生态文明的世界观——辩证整体论。根本说来，生态文明的理念是以系统科学为基础的辩证整体论。因此，在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必须立足辩证整体论，积极推进生态文化建设，包括科技文化、制度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旨在提升和加强生态文明观念的各项文化建设。

2. 后现代技术范式转向的必要性。赵建军教授探讨了低碳技术范式与生态文明的建构。考虑到低碳经济模式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缓解环境污染的有效途径，除需要国家能源战略调整与各级政府的政策支持外，还需要努力实现低碳技术范式的转换。因为技术已成为改变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主导力量，尤其是现代技术的发展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影响，给人类的健康和生存带来了极大的威胁与危害。因此，人类不得不对现代技术的发展进行深刻的反思，即从现代技术范式角度揭示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研究现代技术和生态之间的互动关系，对现代技术范式演化进行分析和总结。依循逻辑与历史相结合的思维原则，对现代技术范式的内涵和特征进行深入的剖析，审视现代技术存在的问题和困境，分析现代技术反生态性及其发展中的缺陷。进而，促进包括低碳技术在内的后现代技术范式的转变。此外，王蓉江、欧阳光明等学者也对现代技术给予批判性研究，并试图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推进技术的重构。

3. 后现代科学哲学观与生态文明。刘高岑讨论了后现代科学观对于构建新形态的科学文化与生态文明文化的重要性，因为，首先，后现代科学哲学对科学实践之社会历史属性的揭示，将促使科学家们打破既定的科学架构，从当代人类社会的现实需要出发来开展科学研究，并以更加开放、更加自由的心态重塑科学活动的领域、对象、目的和方法，打破既定科学格局，创立综合性、交叉性的新学科，从而使朝向生态文明的科学实践定位成为一种自然而又必然的选择，使环境科学、生态科学、生物科学、系统科学等适合于生态文明的新学科更加凸现出来。其次，后现代科学哲学对科学实践之文化属性的揭示，将使科学活动在社会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得到更好的发挥。再次，后现代科学哲学强调科学学科的灵活性和整体性。最后，后现代科学哲学强调科学之社会实用维度和社会技术维度的揭示，将有力促进现实的科学研究在社会应用维度和技术操作维度的展开。

弗洛伊登伯格博士从建设性后现代立场出发，结合其对世界各地的农业与土壤考察，以生动的画面，阐发了土壤与文明的关系。他确信，没有土壤就没有文明。然而依托于石油、化工的掠夺式现代农业导致了严重的土壤和环境问题，损毁着地球。因此，创建生态文明（包括后现代生态学）需要从以人为中心转变到以地球为中心的参考框架上，下大气力拯救地球。

古德斯彼德（Henry Goodspeed）先生从一个商业案例说起，旨在表明商业领域的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有关系思维，彼此沟通与相互协作尤为重要。

杨水旸教授大会报告了工业园区生态化管理的集成创新研究。此外，成都生态城市建设问题，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新进展，少数民族妇女参与农村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企业环境责任与污染环境的绿色治理，以及与生态文明建设密切相关的国际碳博弈与中国对策、中国环境竞争力、国际投资政策调整等实践话题，特别是密云水库和青藏铁路的案例研究成为会议研讨的一个重要视域。

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在会议晚宴上，菲力普·克莱顿做了题为《走向为了共同福祉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演讲，他以“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以及一起寻找共同的基础破题，从“三个假设”出发，运用鲜明的对比手法，讨论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不同于现代主义的五个方面，进而昭示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面对生存危机谋求人类可持续性与共同福祉的理论旨趣，建设生态文明是而且应该成为人类共同的责任和努力目标。

总之，柯布和著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格里芬以及他的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的同事们坚信，地球及其人类居住者(还包括其他居住者)的前途, 取决于中国正在制定的种种政策。他们不希望中国重蹈西方现代化的覆辙，希望中国借助自己得天独厚的思想资源走出一条新路——“后现代化”之路或“生态文明之路”。因为走向生态文明，可以看作是中国的华丽转身。它对于中国和整个世界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这也正是本次会议的共识。

会议期间，举行了第三届“柯布共同福祉奖”颁奖仪式。获奖者是世界著名后现代农学家、生态农业先驱弗罗伊登博格(Dean Freudenberger）博士。

本次论坛也引起了北美华人社区的高度重视，海外著名的华文媒体《国际日报》和《世界文化论坛》分别派记者采访了会议，即时发表相关报道，引起良好反响。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美国克莱蒙研究生大学过程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张秀华供稿）

东方思维与企业发展论坛“国际易学沙龙•

易经是比特时代的先驱”在苏州举行

2010年3月28日，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易学与科学专业委员会、国际易学联合会及东方国际易学研究院主办，苏州市企业家思维研究会承办，冠元国际创业集团及昆山大都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协办的“东方思维与企业发展论坛”在富庶秀美的人间天堂——姑苏城（苏州）举办。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国际易学沙龙•易经是比特时代的先驱”。

出席沙龙开幕式的有国际易学联合会首席顾问、中共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龚心瀚，国际易学联合会会长、东方国际易学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学院研究员董光璧，国际易学联合会常务副会长、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原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丘亮辉教授，国际易学联合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惠国教授，国防大学研究生院原政委、张际春将军，苏州市企业家思维研究会副会长陈洪良教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原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国际易学联合会理事王国政教授，国际易联组织委员会主任、北京建工学院思想文化研究所原所长韩增禄教授，发明家、北京仁创科技集团董事长秦升益先生。

开幕式由陈洪良教授主持，丘亮辉教授致开幕词。他指出：易经的本质、易经的现代意义和承传五千年以上的易经是最大的中国特色，这是当代易经热的三大问题。东方国际易学研究院院长、国际易学联合会会长董光璧先生经过长期的研究，提出“易经是比特时代的先驱”的新观念，极具广泛意义，涉及诸多知识领域，对于破解这三大问题将产生实质性的推动。他强调：为了达到繁荣现代易学的目的，要承认易学的多样性，需要多一点包容性、多一点沟通。总之，彼此交流是“否极泰来”之方，是“水火既济”之道。相信在国际易联的旗帜下，大家一定可以团结起来，弘扬易学文化的优秀传统，把现代易学文化推向全社会。对各位远道拨冗莅临的专家学者、企业家和苏州企业家思维研究会表示感谢。

李惠国教授发言指出，哲学是生命的体验，哲学家通过自我思考回答人生的基本问题。哲学崇尚智慧而不迷信偶像。大师也是人，也有局限性和缺欠。周易奠定了中国古代哲学传统，阴阳对立，相互依存，而不是一味排斥，构建了和谐社会理念。另一方面应该看到，西汉废除百家之言独尊儒术，两千多年并没有使中国强大起来。恐怕更应该提倡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做到“美己之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

国防大学研究生院原政委张际春将军发言认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周易，不但对哲学、伦理学，而且对政治、外交、军事科学都有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苏州市社科联主席韦刚、苏州企业家思维研究会会长符德成在发言中感谢来自各地的专家学者和优秀企业家来到富饶秀美的苏州城，探讨周易，传播智慧，提升文化；并祝会议圆满成功。

会议听取董光璧会长的主题报告《易经是比特时代的先驱》。他说：当代世界正处在新的历史转折时期，“比特”取代“原子”的主导地位是其标志性特征之一。原子思想的源头是古希腊原子论，而比特思维的先驱是中国的《易经》。但是如果没有道尔顿创造了科学原子论，今天或许就不会有人记得古希腊哲学原子论。同样还是几位欧洲人提出了易经与现代科学思想之联系。白晋和莱布尼茨发现了易图和二进制数的一致性，申博格发现了生物遗传密码与六十四卦的对应等。历史一再表明：古代典籍的存亡继绝往往取决于能否为新文明的诞生做出贡献。生活在比特时代的中国人，特别是有志于易学与传统文化研究的人，应该认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

董光璧先生说，比特时代是继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的新文明，可以称之为知业文明。又说，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任何人群总是要在人与自然和人与文化这两种基本关系中生存，各文明圈在应对来自大自然的挑战中形成。韦耳斯则对文明的进化提出一种文化“冲突-融合”模式，认为未来的科业文明将必定在工商文化和农耕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产生。

当代人类面临的三大挑战，自然环境的恶化趋势、高技术预测的困难和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不平衡。在寻求价值观的努力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被关注。正是《易传》所竭力阐发的“易道”，奠定了百家共识的“天人合一”观的哲学基础。正如钱穆所言：“天人合一”观是整个中国思想之归宿，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类的最大贡献。

董先生面对世界发展的困境和易学研究的难题，纵观人类文明发展的全过程，站在东西方文化交叉点上，提出周易对现代科技的先驱作用，讲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不但揭示了易学研究的正确方法，而且明确了易联和易学同道们的历史使命。

国际易联组织委员会主任、北京建工学院思想文化研究所原所长韩增禄教授的发言题目是“风水冲煞的现实意义”。他强调建筑要合理——包括易理。建筑易学属于易学科学，可以用来净化和深化风水学说。韩教授列举了大量“冲煞”的实例，有针对地提出防止和化解“冲煞”的措施。使听众深受启发。

北京仁创科技集团董事长、享受国务院津贴的发明家秦升益结合自己学习周易、发明创业的过程，做了题为“易经与创新——神奇的砂产业发展”的演讲。他所发明的系列砂产品是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性发明技术产品，已广泛地应用于奥运工程及机械、建材、能源等领域，受到胡锦涛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并盛赞此为“利国利民”之举。

他把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有机结合，探索创新规律，研究创新思维方法，构建企业系统创新模式。他认为结果来自行为，行为来自思想，思想来自文化。因此，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周易》的地位不言而喻。在学习、思考和探索的过程中，他坚持“三观”：要有正确的世界观，正确的人生观，正确的价值观；“三论”：正确的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创新三法”：易理思维法、情景想像法、果因分析法。《易经》中的“一阴一阳之谓道”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从象、数、理到理、数、象是辩证的思维过程。在企业管理上，他还提出“管事理人”的创新理念，最终实现“仁”与“创”为核心的创新文化。正是这些正确的理念和实践活动使仁创集团率先使用砂子做原料，通过技术创新，变废为宝，使砂源变为资源，为突破工业文明造成的资源短缺这个难以逾越的瓶颈，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苏州市企业家思维研究会副会长陈洪良的报告题目是“顺应世界需求，发展苏州文化产业”。他分析了当今世界经济文化的总格局和发展趋势，掌握国际市场需求的时代特征，论证了苏州市文化底蕴、特长和优势，提出了发展苏州文化产业的新理念、新思路、新战略，使在座的苏州企业家和所有关心苏州发展的人深受启发，获益匪浅。

会议进入第二天，采取主讲人与听众互动的方式进行。3月29日，在苏州市企业家思维研究会徐苏秘书长主持下，大家围绕易经的内容、形式、宗旨、本质及其可知性、解读方法等问题展开自由讨论。如切如磋，各抒己见；台上台下，畅所欲言；俨然一幅生动活泼，百家争鸣的景象。董光璧会长说：世界上恐怕没有谁敢说完全读懂了易经，也很难找到谁完全读不懂易经。易道不是读出来的，而是通过自己的人生体验感悟出来的。

李惠国教授介绍了一位德国哲学史家，他就认为不可能完全读懂易经。易经通俗读物《认识易经亲近易经》的作者、北京周易学会法人徐坤老师说：周易是探索复杂性的世界观。迄今为止，我们从小学到博士所学的知识都是线性的，而周易可以教会我们非线性思维。

沙龙期间，苏州市企业家思维研究会徐康副会长向代表介绍了“夜市卖菱藕，星月载绮罗”的苏州风土人情。

3月30日，会议安排代表们到上有亭台楼阁，下有小桥流水的周庄小镇和创建了经济发展苏南模式的昆山新区参观，使与会代表既感受到水乡古镇的底蕴，又领略到时代脉搏的律动。

2010年4月下旬的北京依然春寒料峭，但是，清华大学图书馆报告厅却气氛热烈，“科恩学术研讨会——当代科学技术历史和哲学思考”于4月26日至27日在此举办。研讨会本着“小规模、高规格、纯学术”的原则，20多名国内外知名学者做了精彩报告，近百名师生参与研讨。

科恩（Robert S. Cohen）是中国学术界的老朋友。他是美国资深的科学哲学家、科学史家和科学社会学家，也精研马克思哲学。他在耶鲁大学获哲学博士，后来长期在波士顿大学哲学系任教，曾任美国三大科学哲学中心之一波士顿大学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研究中心主任，主持“波士顿科学哲学研讨会”多年，还是著名的“波士顿科学哲学系列丛书”主编。

长期以来，科恩教授对中国怀有特殊的情感和友谊，他曾多次来中国参加学术活动，并在中国学界拥有一大批各个年龄层的朋友。2007年，在来清华大学参加第13届国际逻辑学、方法论与科学哲学大会期间，科恩教授提出将毕生两万余册藏书捐赠给清华大学。为了表示对科恩教授此项善举的感激，并有效利用和妥善保管此项珍贵的馈赠，清华图书馆决定设立以科恩名字命名的“科恩图书室”。

为了感谢科恩教授的多年贡献，以及纪念他的学术成就，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主办了“科恩学术研讨会——当代科学技术的历史和哲学思考”，会议邀请了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知名学者，举办了一场具有国际水平的学术研讨会。

在研讨会的开幕式上，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教授介绍了科恩教授的学术成就，也感谢了他的慷慨捐赠。谢维和教授更是从哲学的高度，呼吁对当代科学技术做多学科、多视野的反思，以促进科学技术更好地服务人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曾国屏教授代表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主持了开幕式，并发表了简短的欢迎辞。

根据科恩教授在多个学科上的研究，研讨会也相应地分成了四部分：科学技术的哲学思考；科学技术的历史思考；科学技术的社会学思考；科学技术与马克思主义。国内外学者围绕这四个专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科学技术哲学的学术报告丰富多彩。美国波士顿大学哲学系曹天予教授做了“哲学家看宇宙论”的开题演讲。他运用翔实的物理学知识，对宇宙论做了精彩的哲学分析，明确地回答了基础论和突现论的关系。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Joseph Agassi教授是著名科学哲学家波普尔的得意弟子。他在“哲学家能够向科恩学习什么？”的报告中，回顾了科恩教授在美国冷战时期为世界和平做出的贡献，号召哲学家们向他学习。

华中科技大学欧阳康教授的报告题目是“关于拓展社会信息科学研究的思考”。他呼吁发展社会信息科学，并且对社会信息科学的多维提出、研究对象、研究视角、学科定位做了提纲挈领的综述。

曾国屏教授做了“爱因斯坦、普里戈金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报告。他比较了爱因斯坦和普里戈金对待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一书的不同评价，探讨了“存在”（巴门尼德）到“演变”（赫拉克利）的世界观，结论是：我们需要一个更加辩证的自然观。

澳大利亚南威尔士大学教育学院Michael R. Matthews教授在“科学、世界观与教育：导论”中强调，当今我们不仅在学习科学技术，还要学习科学的本质（Nature of Science）。他强调科学世界观的教育，有很强的科学主义倾向，引起了与会者的质疑。

美国福特汉姆大学Babette Babich教授的报告是“欧陆科学哲学：开端与怪物”。科学哲学通常是英美分析传统的，而Babich教授却针对科学带来的社会问题，综述了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等欧陆哲学家对科学哲学的启示。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哲学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胡新和教授在“论认知哲学的三种类型”的报告中，分析了认知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着重探索第三种类型意义上的“认知科学哲学”，呼吁发展一种“认知的新哲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金吾伦研究员的报告“当代科技发展的整体论趋势”，倡议系统整体论，尤其是生成整体论。他主张自然科学应该成为联系我们之间的桥梁，力促“破镜重圆”。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江怡教授讲了“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中的秘密”。他认为《逻辑哲学论》的根本秘密在于，命题的逻辑结构即一般形式才是最根本的，它决定了我们的语言和思考。

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所吴彤教授的报告是“科学实践哲学与新经验论对大统一系统观的挑战——兼论Checkland的软系统方法论”。他从科学实践哲学与新经验论的角度批评了大统一系统观，并讨论了系统的多元性与地方性，也介绍了Checkland的软系统方法论。

科学技术史的学术报告同样精彩纷呈。哈佛大学科学史系的荣休教授Gerald Holton虽然未能亲临会场，但是做了“论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关于古代主题的个人意见”的书面发言。他主张当代社会最大的挑战是要超越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2500年前的普罗泰戈拉与柏拉图之争。他在文中深情地回忆了科恩以及更早期的维也纳学派的学术贡献，呼吁科学与哲学的新统一。

法国巴黎狄德罗大学（巴黎七大）的Karine Chemla教授有一个好听的中国名字“林丽娜”，她的报告是“古代世界数学证明史的隐藏面”。她从美索不达米亚、中国和印度的数学史的研究，质疑了数学证明自古只有古希腊有之的传统观点，主张对数学证明持更开放的观点、更多元的视野。

日本资深科学史家Shigeru Nakayama教授做了“新的方式看待科学史：从简单到多元”的报告。他认为传统科学史观是西方中心的，从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到牛顿机械力学的科学革命被当作唯一的范式转移。他主张非西方中心的科学史观：各种文化都可以有自己的科学范式，科学范式是多元。

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刘兵教授在“《爱因斯坦文集》在中国的翻译、编辑与出版过程的历史分析”的报告中，回顾了国内意识形态对爱因斯坦的建构，也赞扬了以许良英先生为首的编译团体的辛勤努力。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Roshdi Rashed教授的报告是“科学史：在21世纪之初”。他在报告中回顾了过去一个世纪对于科学史的编史学和哲学讨论，强调科学的社会学研究应该更受重视，成为独立于科学史的自主学科。

科学社会学的学术报告具有“少而精”的特点。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的王德禄所长做了“硅谷与中关村：科学的经济功能”的报告。他比较了硅谷和中关村的发展模式，对于高技术产业对大学的积极影响，以及中国政府介入高科技产业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日本资深科学社会学家Motoko Kuwahara在学术报告“当代日本（1945-2010）的女性科学家”中，回顾了二战以后日本女性在科学与工程中的地位，并对日本女性科学家和工程师很少的现状给予了深入的社会学分析。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哲学专业委员会前主任邱仁宗教授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阿维森那科学伦理奖。他是科恩教授的老朋友，因而专门把获奖致辞论文“提高科学伦理意识，促进负责任的研究，确保科学服务人民”献给本次会议。他认为，中国现在已经认识到科学伦理的重要性，但是还需要完善的法律法规，以确保科学研究对人类有益。

科学技术与马克思主义的思考也是本次学术研讨会的重要部分。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领域的元老、中国科学院教授范岱年先生在“关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报告中，对以龚育之、石仲泉为首席专家的课题组撰写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一书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并且介绍了非主流的其他马克思主义思潮。

日本资深哲学家Kunio Goto教授的题目是“马克思主义或科学理性主义：近代日本暗谷时期思想史”。他指出，即使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最黑暗的帝国主义时期，因为对科学技术的重视以及随之而来的科学理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日本知识界仍然很有影响。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张华夏先生在“科恩论马克思主义科学观与自然观”的报告中，总结了科恩试图融合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辩证法与维也纳学派的逻辑经验主义，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朱安东博士的报告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视野重新思考‘经济人’”。他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反对古典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定；提出合作、团队精神以及集体主义更加重视。为了人类的美好未来，必须放弃“经济人”假定。

美国华盛顿学院Kevin M. Brien教授的学术报告“马克思的彻底人道主义”否认青年马克思和晚年马克思之间有截然区别，二者有很强的连续性和统一性，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其实是彻底人道主义。

清华大学哲学系韩立新教授探讨了“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的生态学问题”。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在环境问题上既不是自然中心主义，也不是人类中心主义，而应该是内在地扬弃了二者的对立，实现了人本主义与自然主义的辩证统一。

科恩教授在清华大学图书馆举行的“科恩图书室”揭幕仪式上，给出了哲理深刻、意味深长的演讲。他说自己心目中的英雄是爱因斯坦、罗素、马克思、恩格斯，并深望地回顾了与Marx Wartofsky的多年友谊。他也希望自己捐赠的图书在中国结出丰硕的学术成果。在研讨会闭幕式上，科恩教授也对本次研讨给予了很高评价，并且希望这样高水平的学术研讨会得以延续。

科恩教授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学术地位，因此本次科恩学术研讨会吸引了很多国内外知名学者的积极参与。例如，印度德里大学哲学系的Giri Pandit教授没能获得中国签证，但是仍然为大会提交了论文“科学元勘的再思考：超越知识研究合理性”。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Michel Paty教授发来论文“爱因斯坦在探讨量子领域中的科研风格：理论与理论对象的关系展望”。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田松博士不仅主动承担会议主持工作，还在会上散发了英文论文“有限地球时代的生态文明律令”。德国科学院院的Herbert Hörz以及维也纳大学的Friedrich Stadler也慨然应允为会议论文集提交论文。

正如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所长吴彤教授在“科恩图书室”揭幕式上致辞所言：“科恩图书室”为我国科学技术哲学界提供了丰富的宝贵学术资源，必将对中国的科学技术哲学发展做出持久的贡献。同样地，本次研讨会对于推动清华大学乃至国际、国内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将产生积极而持久的影响。会议论文集的英文版也将由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主编，很快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王巍供稿）

为了推进转基因生物风险及其决策的相关研究和学术交流，全面深入理解转基因技术、转基因生物风险及其评价，恰当地进行相关决策以便健康地推广转基因生物，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于2010年5月16日举办了以“转基因生物风险、评价与决策”为主题的“第一次当代科技与社会论坛”。

中科院研究生院肖显静教授主持论坛开幕式，科研处处长乔从丰教授致辞。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尼尔•D•莱文国际关系和商业研究生院曹聪高级研究员、中科院院士工作局咨询处处长王澍博士，以及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的专家，《科学》（美国）、《科学时报》、《科技导报》、《中国经济导报》、《世界博览》、《新知客》等杂志的记者，环境NGO人士，文化学者和研究生，共70余人出席了本次论坛，16名专家学者及各方人士做了主题发言。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蒋高明研究员以“试论转基因作物的生态风险”为题做了报告。他认为，转基因作物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主要有：转基因作物将破坏自然生态系统；转基因生物对非目标生物尤其有益生物产生危害；降低生物多样性和食物多样性；转基因作物导致“超级杂草”。此外，转基因作物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还有：转基因作物作为“新物种”侵占新环境，表现不折不扣的入侵性；转基因作物产生基因环境污染等。因此，不应该贸然将转基因作物大面积投放到环境中。

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刘兵教授指出，在近来有关转基因问题的诸多争论中，大多数争论集中在对转基因的风险的科学证据上。当然，这方面的争论也是有意义的，但转基因的风险问题绝不仅仅是一个科学问题。在此方面，第三世界生态女性学者席瓦对于印度的研究，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好的例证。他还指出，既然转基因问题不仅仅是科学问题，那么就必须有非科学家参与有关转基因的讨论。

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樊春良研究员的报告题目是“转基因主粮决策应该扩大公众和社会参与”。他认为，根据国际经验，转基因技术的健康发展需要公众和社会参与。这种参与不仅仅是科学界向公众和社会普及科学知识，而且科学界需要倾听公众的意见，形成对话，公众的意见应该反映到决策过程中。中国转基因主粮的决策也应该扩大公众和社会参与，以便创造一种民主和对话的环境，促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形成一种政府-科学家-公众各尽其责、共同管理转基因主粮发展的机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杨通进教授以“从预防原则看转基因技术及其伦理问题”为题，探讨了预防原则的基本内涵、价值诉求以及在转基因决策上的运用。他指出，预防原则的核心是：积极预防原理与举证责任转移原理。他说，尽管这些原则可能会导致成本和速度的问题，但是在风险社会中宁愿以此换取风险的降低。他认为，转基因作物对人体健康的长期累积性影响、特别是对环境的潜在影响，具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因此，非常有必要把预防原则作为指导转基因技术使用和决策的基本伦理原则。

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李真真研究员以“社会语境下的生物技术”为题，从认知的语境性、冲突的语境性和认同的语境性等三个层面分析和思考了在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上出现的三个重要问题：（1）人们的态度或情绪为什么会如此复杂？（2）是什么使人们陷入选择的困境与冲突？（3）人们何以能够在冲突中达至共识？最后她指出，面对不同的社会群体乃至同一群体内部对生物技术的态度和观点上的差异性，以及由众多差异导致的不断加剧的冲突，使得有关生物技术的决策面临困境的局面，应该建立民主的商谈机制，以此来化解差异性的冲突，实现差异性的认同。

中科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肖显静教授报告的题目是“转基因技术与转基因生物环境风险关联的哲学分析——基于不同生物育种方式的比较研究”。他指出，转基因育种技术与农业社会生物育种技术、工业社会杂交育种技术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后两者属于亚里士多德的培育性技术和海德格尔的前现代技术范畴，顺从自然，通过“做”的方式培育的生物对环境的影响不大；前者属于亚里士多德的构造性技术和海德格尔的现代技术范畴，强迫自然，通过“制造”生产的转基因生物具有更强的人工性、不稳定性，违背了生物内在的目的和本质倾向，有可能产生多种多样的、复杂的、不确定的、更大的、评估更困难的环境风险。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经济学会白益民理事强调了转基因食品的商业化需要考虑我国的具体国情。他认为，美国之所以大力发展转基因食品是与其国情有关。从目前来看，我国跟美国在很多地方都不一样，不一定要完全模仿人家的方式发展转基因技术。而且在他看来，转基因技术并不一定是解决粮食安全的最好方法，保障粮食安全不能单独地通过提高单产来提高粮食产量，而是应该通过多渠道获取粮食。因此，他认为我国不要盲目地把转基因食品、转基因主粮商业化。

文化学者刘仰则以“转基因与生物武器”为题做了发言。他认为，转基因技术蕴含着的一些特殊性技术，比如“启动开关”技术（现在已经用到植物上了），一旦用到动物身上，就很容易演变成生物武器。因此，我们不仅需要关注转基因技术在民用领域的应用，同时也要关注国外转基因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要警惕国外运用转基因技术来制造生物武器。

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蒋劲松副教授报告的题目是“从风险社会视角看转基因技术的安全问题”。他指出，在转基因技术引发的种种风险问题上，支持转基因技术大规模使用者，往往以科学理性自居，这是严重违背风险控制逻辑的。传统科学技术的认识模式，不足以准确把握风险，甚至是越具有科学精神，越容易忽视风险。因此，在转基因技术的安全控制问题上，必须将民主监督、审查和控制的原则应用到技术的研发、应用的各个环节之中。

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雷毅副教授做了以“农业转基因技术政策的矩阵评价模式”为题的报告。他指出，围绕农业转基因技术发展及应用的争论日趋激烈，其根本原因在于公众对转基因生物安全性的担忧。因此，为了打破公众与科学家、政府在转基因认识上的对峙局面，弄清各种利益群体的各自诉求及其相互制约或促进关系，就显得非常必要。对此，他提出了矩阵评价方法，以此来充分表达各方利益诉求。他认为这种评价模式能够为农业转基因技术应用及风险控制决策管理提供帮助。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段伟文副研究员做了题为“作为证据的事实：从科学到公共科技政策”的报告。他认为，在转基因风险等公共科技政策争论中，“科学证据”及其所依据的“科学事实”往往是科技评价与相关决策中首要乃至最终的“论据”，但是这样的论证，尤其是在乐观主义的论证中，存在着语境偷换，即在未区分科学与科技公共政策语境的情况下谈论作为证据的事实，而其背后的基本观念是，赋予了科学事实无条件的、绝对化的客观性。但是，作为所谓科学证据的科学事实，在科学与公共政策两个不同语境中的意涵具有很大的差异，不对此进行辨析，就可能会导致相关争论中的混淆与纠缠。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田松副教授报告的题目是“科学时代的回光——转基因问题首先不是科学问题”。他强调，转基因主粮作物的研究及种植涉及政治、经济、国家战略以及科学、技术和社会关系等诸多问题。因此，在转基因问题上，从事转基因作物研究的科学家们并不是唯一的专家，也不是最重要的专家。他认为，转基因好不好，不需要转了才知道。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历史的、哲学的以及伦理的方式，有所预见。他进一步指出，对于科学及其技术发明出来的人类历史上、自然历史中都没有过的新东西，我们首先应该做的不是欢呼，而是警惕！

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王延伟副教授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分析了在转基因技术及转基因生物推广过程中，政府、科技专家、伦理工作者、公众、商业机构等不同利益群体的角色、地位等问题，并指出，转基因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各个学科（政治、经济、法律、伦理、生命科学等）及自然科学专家和人文社会科学专家、商业机构、公众等不同的利益群体的共同努力，才有解决的可能。

绿色和平组织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方立锋以“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与公众参与”为题做了报告。他指出，我国的转基因法律法规是比较严格和健全的，主要的问题在于监管，早在2005年，我们在湖北就发现了非法种植的转基因水稻。并且，他指出，根据实地调查表明，转基因作物的长期安全性问题已经暴露且非常严重。在他看来，应对转基因生物安全需要加强公众参与。

论坛期间，与会者讨论热烈，观点纷呈，给人以深刻的启发。

最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肖显静教授做论坛总结。他认为，本次论坛的特色：一是参与者多元化，既有科技管理者、科学家、人学学者，还有文化学者、媒体人士、民间环保人士；既有来自北京的学者，还有京外的学者，甚至国外高校的学者。二是发言主题多元化，既涉及转基因生物风险评价与生物安全，也涉及转基因生物风险决策与公众参与，还涉及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管等。三是观点多元化，这充分体现了转基因生物风险及其评价的不确定性。同时，他强调，本次讨论涉及到许多有关科学技术的新观点，转基因科学技术属于后常规科学，所涉问题不单纯是科学问题，需要建立科学家和人文社会科学家的联盟，展开科学与人文的对话，对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以更好地发挥科学保护自然和完善人文的作用。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科技部等四部门《关于加强创新方法工作若干意见》，更好地体现“为国服务”的精神，天津市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大力开展创新方法的学术交流，加强师资培训与咨询队伍建设，将2010年作为创新方法推动年，组织系列活动。

2010年3月7日，天津市创新方法师资培训与咨询研讨会在天津广播电视大学召开。会议由天津市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张庆华主持。会议主要围绕如何建设天津特色的创新方法推广服务平台和应用培训推广体系，聚合本地资源优势，组建创新方法培训师资队伍，开发配套软件，打造精品课程展开讨论。

来自天津市创新方法推广应用服务中心、天津市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创新方法咨询与推广中心、天津市创造学会、天津市总工会职工技协、天津科技馆、天津大学、天津工业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天津科技大学、天津商业大学、南开大学滨海学院、天津广播电视大学、中外企业文化交流中心、卓润企业咨询公司等创新方法推广机构，以及部分高校、企业代表30余人参会。

会上，各位代表踊跃发言，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大家认为，创新方法推广工作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平台、统一的体系，统一教学内容，形成品牌特色。要对创新方法培训师资按专业基础分类，根据不同类别的培训对象，设置有针对性的培训课程体系。同时，着重推广培训的后续服务工作，做到连续性、长期性的跟踪培训服务。建设创新方法专家与企业合作交流平台，加强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交叉学习，即让创新方法专家到企业中讲理论、结合实践操作升华理论知识，让企业研发人员深入学习理论，并结合自己的经验总结提炼成功案例，循环往复地展开，并且做到能真正解决企业的实际问题，为企业创造实实在在的效益。

3月27日，天津市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在天津理工大学组织召开了创新方法教学交流会。会议由天津市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刘彦辰主持。来自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理工大学、天津科技大学、天津工业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天津商业大学、地矿部的16位同志参加了会议。

会议分为两个单元，第一单元重点交流TRIZ理论的教学问题。天津工业大学的冯志友讲解了TRIZ理论中的系统功能分析，天津商业大学的汪伟华讲解了TRIZ理论中的矛盾分析，天津科技大学张付英讲解了基于TRIZ的产品创新设计。第二单元主要交流创新思维和创造新能力培养。天津师范大学的于慧玲从中国传统文化与创新方法之间的关系角度讲解了创造之道。南开大学滨海学院的吉鸿荣讲解了创新思维的含义、特征以及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天津工业大学谢觉萍重点讲解了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天津市创造学会的贾弘讲解了创造思维方法体系，以创造思维不同运动形式对创造技法进行了分类。

天津市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张庆华理事长最后总结并指出，要打造一个志同道合，有凝聚力，满足社会需求，具有天津特色的创新方法推广团队；讲课的内容要把美国和苏联的创新方法结合起来，把传统的创新方法与TRIZ结合起来，并加以本土化、简单化、通俗化，大力提高讲课效果。

2010年4月8日，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办的“2010中国科协学术建设发布会”在北京中国科技会堂二层学术报告厅举行，会议向科技界和全社会发布我国大气科学等26个学科的进展情况及未来趋势，中国化学史等4个学科的学科史研究成果和中国科协954种科技期刊的发展状况。

发布会由中国科协常委、中国科学院院士陈运泰主持。中国科协副主席、中科院常务副院长白春礼，科技部党组成员、科技日报社社长张景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何鸣鸿，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冯长根等领导出席发布会。白春礼介绍了2010年26个学科进展情况和4个学科史研究成果，冯长根介绍了2009年中国科协科技期刊发展状况。

“中国化学学科史研究与编纂”的成果是白春礼介绍的4个学科史成果之一。该项目的首席专家任定成（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教授）和袁江洋（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评审专家王杨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和张藜（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项目承担单位负责人组鲁大龙（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副研究员）出席了这次会议。

“中国化学学科史研究与编纂”是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承担、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化学史专业委员会负责实施、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化学化工专业委员会参与的项目。该项目是中国科协首批启动的4个学科史试点项目中的示范项目，2008年9月10日获准立项，2010年1月19日结题，历时两年时间，圆满完成了相应学科史研究报告和全部书稿的撰写工作。

项目成果专著《中国化学学科史》已于2010年4月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序号

主办单位

活动名称

主要内容

时间

规模

（人）

地点

联系人

电话或E-mail

1.

湖北省

自然辩证法

研究会

第一次常务理事会暨“傅秀堂学术思想研讨会

1月

武汉

操超

memode@sina.

com

2.

湖北省

自然辩证法

研究会

第二次常务理事会

4月

武汉

操超

memode@sina.

com

3.

湖北省

自然辩证法

研究会

国际量子力学

专题学术会议

5月

武汉

操超

memode@sina.

com

4.

湖北省

自然辩证法

研究会

第三次常务理事会

6月

武汉

操超

memode@sina.

com

5.

湖北省

自然辩证法

研究会

军事哲学学术

研讨会

6月

武汉

操超

memode@sina.

com

6.

湖北省

自然辩证法

研究会

第四次常务

理事会

9月

武汉

操超

memode@sina.

com

7.

湖北省

自然辩证法

研究会

物理哲学分委会专题学术研讨会

10月

武汉

操超

memode@sina.

com

8.

湖北省

自然辩证法

研究会

湖北省科学技术学科与自然辩证法课程学术研讨会

10月

武汉

操超

memode@sina.

com

9.

湖北省

自然辩证法

研究会

2010年年会暨

“低碳经济与低碳生活方式”学术研讨会

11月

武汉

操超

memode@sina.

com

10

湖北省

自然辩证法

研究会

长江自然辩证法分委会专题学术研讨会

12月

武汉

操超

memode@sina.

com

11

陕西省

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合办

第五届陕西省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研究生学术

论坛”

生态问题的哲学思考

5月

西安

邓波

Xazm.5386@

163.com

12

陕西省

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与陕西师范大学合办

陕西省

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四届二次常务理事会工作会议

进一步贯彻总会“为国服务”的思想方针，拓展面向陕西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辩证法研究

9月

西安

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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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陕西省

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与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合办

“信息哲学的新进展”学术研讨会

面向网络时代的信息哲学前沿问题研究

11月

西安

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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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陕西省

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合办

陕西生态文明建设研讨会

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建构

12月

西安

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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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学学科史》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2010年4月，《中国化学学科史》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全书约56万字。

《中国化学学科史》是“中国化学学科史研究与编纂”项目的成果。该项目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学术交流活动平台项目，由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化学史专业委员会承担，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化学化工专业委员会协助，任定成教授和袁江洋研究员任首席专家。

课题组由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等14个机构的16位人员组成。本项目研究的主题为中国化学学科发展史，课题于2008年9月10日获准立项，2010年1月19日结题，并完成全部书稿的撰写。

该书由唐有祺、陈翼胜两位院士任顾问，王扬宗、阮慎康、张藜、张明国、金吾伦、袁谷、黄启斌、鲁大龙、甄橙、熊卫民担任审稿专家，由王珊、叶青、冯翔、朱晶、李三虎、任定成、张培富、李艳红、陈天嘉、周雁翎、赵万里、袁江洋、袁振东、梁波、阎瑞雪、潜伟16位作者撰写，任定成和袁江洋主编。

第一部分是中国化学学科得以建构和发展的本土文化背景和国际学术背景。其中古代金丹术、古代金属冶炼、古代医药三章论述中国化学学科的本土文化背景，炼金术向药物化学传统的转变、现代化学思想的产生、现代化学学科的确立和分化三章介绍中国化学学科建构的国际学科背景。

第二部分是中国化学学科的建构。中国是现代化学的继发国家。本部分论述西方化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和继之而来的中国化学的国际化进程，包括从西学东渐到中国化学学科体制化、早期的应用化学与化学工业、外国在华化学研究机构及其社会影响三章。

第三部分是1949年以后中国化学学科发展历程。这一部分包括新中国化学学科的整合、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和化学生物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环境化学、化学教育、学科的交叉和渗透及学科总体状况与趋势八章。

这是第一部试图从科学智识史、科学社会史和科学修辞史的结合上论述中国化学学科的背景、建构和发展的专著。

迄今，化学学科史著作多是化学事件、人物、成就、思想、学派、设备、方法的叙述，化学社会史尤其是化学建制史的研究相对薄弱，而结合化学智识史和化学建制史两条进路的化学学科史著作尚未见到。新的学科史不仅关注知识和学科传统的增进和发展，也关注学术共同体、学科的社会文化价值以及学科和知识的发展与社会之间的影响和互动。新的学科史不再将智识和社会割裂开来，而是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

作为“中国化学学科史研究与编纂”项目的成果专著《中国化学学科史》，本书结合科学智识史（intellectual history of science）和科学社会史（social history of science）两条进路（approaches），试图通过宏观的历史研究和论述，考察中国化学学科的特点、结构、形成、分化和发展，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提供化学学科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图景。这一成果是化学工作者和化学史工作者合作做出的，吸收了科学史学（historiography of science）和化学史研究的丰富成果，克服了以往化学史研究中仅关注具体的化学事件、人物、成就和建制的习惯，在世界化学学科发展的历史坐标中描述了中国化学学科的发展史。
《中国化学学科史》所描述的是化学这门现代科学学科在中国产生、发展的历程，而不只是描述化学知识在中国文化中发生、发展的过程。由此，我们必须关注的三个基本事实是：

（1）中国古代文化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丰富的化学知识和技艺。

（2）但是，中国现代化学并非由古代形式的化学实践而生，而是移植西方化学学科体系并使之本土化的结果；也就是说，中国现代化学学科的直接源泉是西方化学学科体系。

（3）在化学学科化进程中，尤其是学科化发展的初期，中国古代产生的化学知识、术语以及相关的社会体制曾起到了直接或间接的作用。譬如，最初将现代化学知识传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以及他们的中国合作者就大量地运用了中国本土已有的化学术语。

因此，中国化学学科史，不但要放在中国本土文化情境中来写，还要放在世界化学学科发展的大背景中来写。因此，《中国化学学科史》一书由以下三部分组成：

（1）中国化学学科得以建构和发展的本土文化背景和国际学术背景：一方面，需要介绍中国古代化学知识、实践及其社会依托，另一方面，需要介绍现代化学学科在西方的建构历程。

古代化学及相关社会建制特征，主要内容为中国古代化学活动、知识及相应的社会建制框架。在古代，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均不存在一个独立的化学学科。古代化学活动和知识存在于古代自然哲学、炼金术（炼丹术）、金属冶炼、医学及药物制备以及诸如制陶（瓷）、制酒等实用生活技术之中。这些实用性的技术一般都有官方和民间两套系统，除去造币为国家职能，冶铁、酿酒等曾经一度为国家垄断之外，其余技术一般既有官办场所又有民办场所。此部分阐明中国古代有代表性的三类化学实用活动、知识及其社会文化依托，分为古代金丹术、古代金属冶炼、古代医药三章。

金丹术包括炼金术与炼丹术，炼金术指通过化学方法从贱金属制造贵金属，指通过化学方法通过制备长生药。炼金术被认为是现代化学的原始形式，或者是原化学。炼丹家在与自然界的矿物植物通过烧炼服食等过程而长期打交道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看待自然界物质生成与变化的方式与理论，与医药、冶金实践等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

第一章“古代金丹术”从金丹术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炼丹仪器与方法、金丹术与道教之间的关系、金丹术与帝王等方面考察了金丹术的发展史。金属冶炼技术是影响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的重要因素。中国冶金史上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铸造技术占有重要的地位，以至于铸造既作为成形工艺而存在，又成为冶炼工序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达到了“冶”与“铸”密不可分的地步。

第二章“古代金属冶炼”论述了中国古代冶金技术和冶金工业的发展。商周以冶炼青铜器为主。周朝开始出现具有规模型的冶炼铁器，春秋战国时期，铁器的冶炼技术开始迅速发展，百炼钢和铸铁柔化技术出现。西汉时期发明了炒钢，其法是把生铁加热成液态或半液态，并不断搅拌，使生铁中的碳份和杂质不断氧化，从而得到钢或熟铁。创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灌钢技术，是中国冶金史上的一项独创性发明，将熔化的生铁与熟铁合炼，生铁中的碳份会向熟铁中扩散，并趋于均匀分布，且可去除部分杂质，而成优质钢材。

第三章“古代医药”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了药物制作技术，药物化学，医药机构和药业，第二部分探讨了古代医药化学中广泛被应用的几种无机化学药剂和有机药物，例如汞、铅、铜、锌等化合物和秋石、甘露醇等有机药剂。本章的第三部分探讨了中国?代的医?化?建制——医药机构和药业在各个时代的设置情况和发展变化。

现代意义上的化学学科是在16、17世纪的西方形成的。18世纪后期19世纪初期，化学获得重要学科地位。本书将现代化学的建构看作是一个历时甚久的历史过程，而不只是一个突发事件。现代化学研究纲领的建立、完善以及认同过程构成了化学学科的制度化进程。自17世纪欧洲科学革命至19世纪初，不同版本的现代化学研究纲领的纷纷被提出并在化学实践和理论认识过程中得到检验、认同或拒斥。至19世纪初，现代意义上的化学研究纲领终于在拉瓦锡和道尔顿的工作中趋于成熟并赢得全面认同，化学学科制度也初步形成。这一部分阐述了16、17世纪欧洲科学革命与现代化学思想的萌芽，波义耳对于化学纲领的批判、其化学研究纲领构建及认同（拒斥）程度，牛顿的物质理论及化学研究，18世纪斯塔尔、拉瓦锡、道尔顿等人的化学经验背景与理论革新等内容。

第四章“炼金术向药物化学传统的转变” 主要论述从古代炼金术到现代化学的知识领域确立、职业化和建制化过程之间的衔接。

第五章“现代化学思想的产生”重点论述了现代化学思想的萌芽和发展，其中牛顿物质理论和波义耳纲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波义耳《怀疑的化学家》被认为是近代化学的开端，他化学研究的目的在于认识物体的本性，因而需要进行专门的实验收集观察到的事实。这样就必须使化学摆脱从属于炼金术或医药学的地位，发展成为一门专为探索自然界本质的独立科学。为了给予化学以坚实的认知基础，波义耳一方面基于化学实验分析，对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元素概念和化学家的要素概念，否认所有物质均同时由水、土、火、气四元素或盐、硫、汞三要素组成；另一方面，提出其微粒哲学，主张物质和世界均是某种同质粒子逐级凝结而成。本章还对这一段时期的社会特质，哲学思想与化学思想进行了研究。

第六章“现代化学学科的确立和分化”的主要内容是18、19世纪化学研究传统、学科精神特质（ethos）和化学共同体的历史研究。现代化学学科的建制化与英国、法国、德国在18、19世纪的化学学科的发展密不可分。学术界基本公认，现代化学学科的形成和确立的时期，以18世纪末期拉瓦锡领导的化学革命为起点，到19世纪中期为终点。在19世纪中期现代化学学科基本上完成了建制化，其标志主要体现在知识层面和社会侧面两方面：在知识层面上，道尔顿和阿伏伽德罗的现代原子-分子论得到化学共同体的确认；在社会层面上，现代化学在19世纪中期实现了职业化和建制化。原子—分子论的确立对于现代化学的确立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而在差不多这个时期，化学建制化进程与化学工业的发展也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中国是现代化学的继发国家。本部分论述西方化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和继之而来的中国化学的国际化进程。这一部分讲述了从耶稣会士将西方化学知识传入中国开始到化学学科在中国体制化的历史，包括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和19世纪下半叶清教使团所传播的化学知识及影响，化学知识的翻译方式，命名系统以及化学教育活动，20世纪初至解放前化学教育机构、研究机构、化学工业技术、化学社团（化学会、化工学会）的历史以及化学家在中国科学社、中国科学化运动中的成就，以及国防与化学、资源开发与化学、民族化学工业技术、殖民化学机构的目的和运行方式，殖民机构中从事化学研究的关键人物，产生的化学成果以及对社会的影响等内容。

第七章“从西学东渐到中国化学学科体制化”在介绍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和19世纪下半叶清教使团所传播的化学知识及影响之后，主要研究20世纪初至解放前中国化学学科在西方化学学科传入的影响下的体制化过程。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出现了一系列的化学教育机构、研究机构、化学工业技术、化学社团（化学会、化工学会）。中国最早的化学研究试验机构是1916年成立的农商部工商试验所。另外，本章对化学工业的发展和私立的化学社团也进行了研究。

第八章 “早期的应用化学与化学工业”主要探讨中国近代化学工业的发展以及与国民经济、人民生活的关系。北洋政府时期，民族资产阶级为主导的近代化学工业在近乎无政府的状态下得到了良好的发展，然而好景不长，很快受到国民政府官僚资本主义的压制，在抗战时期更是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掠夺和破坏。

第九章 “外国在华化学研究机构及其社会影响”主要研究了日本设立的满铁中央实验所，大陆科学院和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的设置和发展过程，其中的代表人物和成就以及在工业和军事上的应用、对社会的影响等。这些外国在华化学机构在组织体系、规章制度、科研选题、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专利制度以及保密制度等方面较为完备和系统化，建立了现代科研的组织形式和制度结构，最后多为新中国接收并改造。

这一部分主要研究1949年以后中国化学学科发展历程，分章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后化学学科体系的重建，新中国化学学科发展政策，学科发展与社会发展。成就、方法、国际交流（包括名词审订、国际组织）活动、社团、学科整体特点、机构等等内容，并且对化学学科的各个分支进行了分析研究?包括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化学生物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药物化学、环境化学与化学工业等分支学科的关键人物、主要科研机构、主要社团、主要研究领域（前沿领域和优先发展领域）的确定、重要研究成果和重要事件。这一部中还设置了对化学教育进行研究的一章，主要研究全国各高校化学院系的设置、化学教材的编写、课程设置、毕业生走向、社会影响等。最后，对学科的总体状况与趋势进行了分析和总结，研究了学科的交叉和渗透状况，包括化学内部的学科交叉与渗透，化学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与渗透，以及化学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另外，对中国的化学学科在国际化学界的地位、与国际化学界的比较、化学学科的中国特征、化学学科在中国科学中的地位、化学学科与人类文明和中国社会发展。这一部分在包括中国现代化学学科的领域范围、方法、组织形式、人员构成、资助制度、奖励制度、学科精神特质等方面进行了分析。

第十章“新中国化学学科的整合”本章主要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化学学科体系的重建，新中国化学学科发展政策，学科发展与社会发展，重要的化学成就、方法、国际交流（包括名词审订、国际组织）活动、化学社团、学科整体特点、研究机构等等。

第十一章“无机化学”首先对1949以来60年间的中国无机化学发展历程做一概观，主要涉及研究机构、关键人物、出版物等，然后从理论无机化学、配位化学、同位素化学、盐湖化学、稀土化学、生物无机化学和纳米无机化学等若干领域，列举了60年来我国无机化学发展的重要研究成果和事件。

第十二章“有机化学和化学生物学”主要探讨了1949年以来有机化学和化学生物学方面的关键人物、主要科研机构、主要社团、主要研究领域（前沿领域和优先发展领域）的情况，以及其重要研究成果和重要事件。

第十三章“分析化学”探讨了1949年以来中国分析化学的发展状况。1953年以后，由于生产发展要求分析方法快速、灵敏，于是仪器分析迅速地开展起来，与化学分析互相配合、互相补充，分为化学分析和仪器分析两大部分。

第十四章“物理化学”主要探讨了1949年以来中国物理化学的发展状况。1949年10月以后，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物理化学的研究。在大量培养专业人才的同时，增设各种专门性的研究机构。除中国科学院各综合性化学研究所设立物理化学方面的研究室外，还成立了以催化动力学为主的大连和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以结构化学研究为主的福州物质结构研究所。与此同时，在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和夏门大学，也增设了结构化学和催化动力学方面的研究室。本章研究了建国以来物理化学方面的关键人物、主要科研机构、主要社团、主要研究领域（前沿领域和优先发展领域）的确定、重要研究成果和重要事件。

第十五章 “环境化学”主要研究了建国以来我国环境化学方面的关键人物、主要科研机构、主要社团、前沿领域和优先发展领域、重要研究成果和重要事件。

第十六章“化学教育”建国以来我国化学教育的发展状况。近代化学于19世纪中叶传入中国时，中国的化学教育就几乎同时开始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高等化学教育呈现出新的特点。新中国的高等化学教育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949年至1966年、1967年至1976年、1977年以后。其中以1967年至1976年的空白时期分段，前后有很大的不同。50年代初主要学习前苏联的教育经验，进行院系调整，充实和加强了一批大学的化学系，设置专业，制定培养目标、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翻译出版了大批前苏联教材，建立了新的教学秩序。1962年后开始更多依赖自身的力量，制定了自己的教学计划和大纲，并编写出版了一批自己编著的教材。1978年以后，中国的高等化学教育结合了30年代与60年代的特色，并逐步地扩大了高等化学教育的范围。本章论述了全国各高校化学院系的设置、化学教材的编写、课程设置、毕业生走向，社会影响，并把1978年以后的高等化学教育作为重中之重来叙述，从化学专业设置、化学课程体系、化学教学内容、化学教材建设和化学教学方法等五个方面来叙述新中国建国以来，特别是1978年以来的化学教育的情况。

第十七章“学科的交叉和渗透及学科总体状况与趋势”主要研究化学学科与其它学科之间的关系，以及学科的总体状况与趋势，包括化学内部的学科交叉与渗透，化学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与渗透，以及化学与社会的互动。研究了这些方面的关键人物、主要科研机构、主要社团、主要研究领域、重要研究成果和重要事件。以及中国化学在国际化学界的地位、与国际化学界的比较、化学学科的中国特征、化学学科在中国科学中的地位、化学学科与人类文明和中国社会发展。包括领域、方法、组织形式、人员构成、资助制度、奖励制度、学科精神特质等等。

本书在研究过程中，综合运用科学知识史及科学社会史的基本方法，将知识史的演进线索与学科制度的产生与发展过程结合在一起加以研究，以学科知识传统的建立、重建以及认同为枢纽，探讨学科知识的发展以及学术共同体的发展历程，探讨学科的成长以及学科社会-文化价值的实现过程，并且，将中国化学学科发展史（包括学科发展前史）置于中国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置于中西化学学科发展之比较、传播和交流的大背景下理解和研究。

作为新的学科史的尝试，《中国化学学科史》在将化学智识史与建制史结合起来，从整体内外史的结合上把握化学学科的历史，理清化学史上的重大突破与化学的建制、学科的运作方式之间的联系，理顺中外化学发展的逻辑关系与历史关系，将中国化学史有机地分阶段融入世界化学学科史之中，准确有据地把握当代化学学科的现状与发展趋势等方面做出了努力，但是并没有完全解决，也不可能完全解决这些方面的问题。随着研究的不断进行，历史总是需要不断的重写，学科史当然也是一样。学科史撰写中的这些问题仍需要科学史界的进一步努力。

凌永乐和王治浩合著的《袁翰青》一书，收入吴阶平、杨福家、吴文俊、袁隆平、孙家栋、陈清泉、刘国光、汝信联合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著名科学家书系》之中，由金城出版社于2010年1月出版。全书17万字，配有多幅珍贵的历史照片。

袁翰青（1905—1994）是著名的化学家、化学史家、中国科普事业和科技信息事业的奠基人、社会活动家。他1905年9月7日生于江苏南通，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1932年获伊利诺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33—1939年南京中央大学化学系教授，1940年创办甘肃科学教育馆并任馆长兼西北师范学院化学系教授，1943年任四川大学化学系教授，1945年加入九三学社，抗战胜利后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化工系主任兼任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教授。他曾任《化学通讯》经理编辑，中国化学会理事、常务理事和秘书长。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是北大著名的三大民主教授之一。他是全国政协的重要成员，曾任第一至五届委员、第二届副秘书长、第六至七届常委。1950年当选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1950年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科学普及局并任局长。1952—1955年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5—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代理秘书长。1956年起任中国科学技术情报所研究员、代理所长、顾问。

袁翰青在1930年代发现了联苯衍生物的变旋作用，获美国Sigmaxi自然科学荣誉学会会员称号，获范霍夫纪念奖。其化学成果发表在《美国化学会会志》等国际权威学术刊物上。他对中国化学史做了系统研究，成果主要汇集在《中国化学史论文集》（1956年初版，1982年第3次印刷）一书中。

《袁翰青》一书分早年时期、开拓中国近代化学、研究化学史、爱国家讲民主、开辟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晚年6章，介绍了袁翰青院士的生平、成就和社会活动。附录是袁翰青部分著述、袁翰青生平活动年表、袁翰青科学论著目录，这些材料为有兴趣进一步研究袁翰青者提供了很好的线索。

《袁翰青》一书的作者凌永乐生于1921年，是北京化工大学教授。另一作者王治浩生于1938年，是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编审，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化学化工哲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化学化工哲学专业委员会对两位作者孜孜不倦从事化学史研究的精神和成果表示敬意。

为进一步探讨和推进研究会的工作，本会秘书处于2010年5月13日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会议由秘书长王玉平主持。与会者围绕研究会2010年工作计划的落实情况、学术交流和编辑工作等内容进行了研讨，在以下几方面达成了共识：

1. 继续落实各个工作委员会和专业委员会2010年的工作计划，积极支持他们的工作。

2. 落实并支持准备在日本东京召开的4S国际会议，准备在福州召开的中国科协年会，在上海召开的技术哲学年会，在四川召开的科学与艺术研讨会，在湖南召开的科技史教学会议。

3. 根据朱训理事长的指示，贯彻落实研究会工作的转向，即支持专业委员会主办学术会议，尽量发挥专业委员会的作用。

4. 研究会秘书处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学科建设研讨会、编委会工作会议。

6. 进一步发挥编委会的作用，召开编委会的工作会议，落实编辑条例，提高杂志的编辑工作质量。

9. 倡导奉献精神，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全面落实为国服务，为会员服务的各项工作。

本会理事会第二届至第六届顾问，原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原副主席朱厚泽先生因病于2010年5月9日在京逝世，享年80岁。
　　朱厚泽先生是贵州织金人，1931年1月出生。1949年3月参加革命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贵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市委常委。1978年10月后，历任贵州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委书记，省委第一书记等职。1985年7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87年后历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党组副书记。1999年2月离职休养。曾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委员。

朱厚泽先生在任本会顾问期间，对本会的学科建设、发展规划，以及一些专题讨论发表过很有见地的观点和意见、建议。曾在《自然辩证法研究》发表过《在全球化知识化两大潮流冲击下的中国小企业》和《关于当前中西部城市发展中的几点思考》等文章。

2010年5月11日上午，秘书长王玉平、副秘书长唐志、办公室副主任苏杰代表朱训理事长和本会，前往北京医院向朱厚泽先生告别。

——兼谈古德曼与蒯因的差异………………………………….………姬志闯

“技术的社会形成论”与“技术决定论”之比较…………..……王汉林

工程社会学视野中的工程投资者………..……………………………鲍鸥

从社会与境视角看学术不端…………………………………..……文剑英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工作通讯》电话：010-62117238 62149306 62121984 68946186（传真）

通讯地址：北京海淀区学院南路86号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 (邮编：10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