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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用语言去指称事物 ……………………杜建国 阎莉
荷兰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及其当代启示………林慧岳 黄柏恒
全球化时代的诺亚方舟——
爱因斯坦的世界政府…………………………………..…丁长青
青年诺贝尔奖得主科研选题的类型及特点分析………..…曹伟
第十三届福建省研究生自然辩证法论文演讲会
在福建师范大学召开
2010年5月15日至16日，由福建省科协和省教育厅联合主办，福建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和福建师范大学承办，主题为“科技创新与海西发展”的第十三届福建省研究生自然辩证法论文演讲会在福建师范大学召开。
来自全省10所高校、科研所的师生共80多人参加了演讲会。参赛选手在公平、公正的环境下，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最终评选出9名一等奖、11名二等奖、20名三等奖，同时还评出10名优秀指导老师和10个优秀组织奖。福建省科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符卫国，福建省教育工委常务副书记、省教育厅副厅长、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郑传芳，福建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罗萤，副书记游小波出席了开幕式。
在开幕式上，符卫国指出，人才是国家发展的战略资源，是科技进步和创新的关键，而青年学生正是国家的宝贵人才资源。他说，历时26年的研究生演讲会旨在为青年人才成长提供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成果展示的舞台和思想交锋的擂台。演讲会以凝聚青年学生智慧、促进青年成长为出发点，通过学习调研、论文撰写、演讲展示等形式，以及不同学术思想观念的碰撞，推动了创新思想，开拓了创新领域，加强了学术交流，促进学科发展和科技进步，为青年学生创新成才营造良好和研究氛围。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宣传传播做出了积极贡献。他希望，青年学生应该为海西发展源源不断注入新的活力，应该在报效祖国、服务人民、建功海西的奋斗历程中贡献自己的青春、智慧和力量，进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郑传芳要求，青年学生要自觉地以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把青春激情与科学理性思辩有机结合起来，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要不断加强学习，追求新知，提高素质，增强本领，用科学的方法推动科学发展。
演讲会上，参赛研究生们不仅结合各自专业，紧扣主题，深入探寻海西新形势下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重大问题，以及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科技创新畅谈突破难题思路和途径，为加快海西科学发展建言献策，也通过比赛，达到了相互交流、共同提高、增进友谊的目的。
演讲会闭幕式上，福建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徐刚教授从时代性、现实性、交流性、创新性和公平性对演讲会进行了小结，并分析了演讲会的经验与教训。部分参赛研究生们以及指导老师还畅谈了参赛感言。
（邹光盛供稿）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被评选为
教育部优秀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第二次评估结果日前公布，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被评为优秀，是地方综合性大学中惟一进入优秀行列的基地。
根据《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管理办法》精神，本着“客观公正，标准公开，程序透明，以评促建”的原则，教育部组织专家对全国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进行了严格的评估，共评选出优秀重点研究基地25所、合格重点研究基地105所、进入预备期的重点研究基地5所。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中心2000年被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经过10年的建设和发展，形成了一套科学、规范、高效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资料信息建设、咨询服务、深化科研体制改革等方面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圆满完成了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连续3届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二等奖，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主办了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科学技术哲学），为推动山西省乃至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目前，该中心聚焦于学科的国际化建设和学派构建，致力于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科学技术哲学领域的国际学术中心之一。
（摘自http://www.rcpstsxu.com.cn）
纪念利玛窦逝世400周年学术报告会在意大利举行
山东省研究会副理事长马来平教授到会做学术报告
2010年5月27日，山东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马来平教授应邀赴意大利讲学，并在米兰天主教圣心大学做了题为“利玛窦：为中国科学近代化奠基的第一人”的主题报告。
报告围绕利玛窦等传教士的科学传播活动展开，马来平教授充分肯定了利玛窦在天文学、数学和地理学等方面所取得的科学传播成就，认为利玛窦最先把西方科学传入中国，搭建起了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沟通的桥梁。利玛窦在天文学、数学和地理学等方面所取得的科学传播成就足以使他的名字深深地镌刻在中国科学发展史的丰碑上。
对于利玛窦所传播的科学内容基本限于中世纪和古代科学的缘故，马来平教授认为有多方面的客观原因。并且，他所传播的科学尽管不是近代科学，但却具有浓重的近代科学气质。利玛窦之后，耶稣会士们在传播近代科学上付出了巨大努力。马来平教授特别强调，利玛窦等传教士的科学传播活动，引发了中国传统科学一系列历史性的转变。在中国科学近代化曲折﹑漫长的道路上，明末清初“西学东渐”起到了指引方向﹑排除障碍、清理地基﹑准备条件的奠基作用，利玛窦则堪称“为中国科学近代化奠基的第一人”。
报告结束，听众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此次报告会系北京语言大学和米兰天主教圣心大学联合成立的孔子学院承办。会议由语言学家、圣心大学G.Gobber教授主持。米兰国立大学孔子学院院长Lavagnino教授、昂布罗休研究院Boygonovo先生，以及Mazzoleni先生分别致辞。圣心大学语言学博士Chiara Piccinini也在会上做了题为“利玛窦：如何走进东方”的报告。
马来平教授的主题报告是意大利米兰天主教圣心大学为纪念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利玛窦逝世400周年所举办的“东方与西方的交会——纪念利玛窦逝世400周年学术报告会”的一部分。今年恰值中意两国建交40周年、意大利中国文化年。圣心大学组织的这次活动以纪念利玛窦为契机，为中意文化交流书写了浓重一笔。
在意大利米兰期间，马来平教授参观访问了世界著名的昂布罗休图书馆等地，并赴法国巴黎参观访问了索邦大学，与巴黎第十大学和第十一大学的留学生就法国的哲学传统和哲学研究方式等问题举行了座谈。
米兰天主教圣心大学成立于1921年，是欧洲最大的综合性私立大学之一，以经济文化项目和社会文化发展趋势的研究能力闻名，注册学生超过40000人。
（鲁文供稿）
第五届中美过程暑期高级研讨班
通 知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是当代西方具有越来越重要影响的哲学思潮，其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影响日益深入。它在后现代法学思想中也独树一帜，具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主张。为推进我国学界关于过程哲学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理论研究, 探索它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特别是后现代法学领域的应用，加强中外学者的学术交流和不同学科的交叉渗透，由美国过程研究中心、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未来哲学与发展战略专业委员会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法政学院联合主办的“第五届中美过程暑期高级研讨班”将于2010年 7月23日至8月1日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和北京东郊蟹岛举办。
一、教学形式、主讲人
中美过程暑期高级研讨班聘请美国教授和国内有关专家用英文授课，进行学术交流。学员在美国专家指导下阅读英文原著，由美国教授解释疑难问题，面对面进行学术探讨，并在专家指导下撰写英文论文。
本期暑期研讨班主讲人为美国著名过程哲学家，全美优秀教师杰伊·麦克丹尼尔（Jay McDaniel）教授。 协讲人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法政学院院长杨富斌教授（怀特海《过程与实在》中文译者和美国过程研究中心高级访问学者）和美国过程研究中心中国部主任王治河博士等。
欢迎国内外从事哲学研究、跨学科研究、法学研究（侧重法哲学、法理学、环境法学、经济法学等方向）等方面的专业人员，具有一定英语听说读写水平者参加本期研讨班。
二、教材、结业证书和奖学金
研讨班学员可领到举办方提供的英文原版教材。学员完成学业、结业考试及格，发给中美暑期研讨班结业证书。优秀论文将分别推荐给英文版《过程研究》（美国过程研究中心主办）和中文版《中国过程研究》杂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表。研讨班成绩第一名者可获得赴美国过程研究中心研究访问三个月的奖学金。
三、地点和费用
研讨班开班仪式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举行。具体学习地点在风景秀丽的北京东郊蟹岛度假村举行。
参加研讨班学费（包括英文原版教材费）为，大陆学员每人1000元人民币，港澳台学员每人1550元人民币。往返交通费和食宿费用自理，主办方负责安排参会人员的食宿。
四、报名和录取
欲参会和参加研讨班学习者请于2010年6月30日前将回执（加盖本单位公章）寄回。会议秘书组将在2010年7月10日寄发正式会议通知和研讨班录取通知书。名额有限，欲报从速。
五、报到时间、地点及联系人
1. 2010年7月22日8：00—20：00，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校内东北角）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报到。开车可走东五环外京通快速路双桥出口路北西行500米。从机场到可走机场2号线，20分钟车程即到。从火车站可乘地铁转八通线，到传媒大学站下车东行400米即到。
2. 联系人：陈伟功老师
电话：13810667441
电子邮箱：fz@bisu.edu.cn
第六届中国复杂性与系统科学哲学年会
会议通知
第六届中国复杂性与系统科学哲学年会将于2010年10月15日－17日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召开。这次会议由中国复杂性与系统科学哲学专业委员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共同主办，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承办。
会议主题为：复杂性系统科学哲学与社会发展管理。
专题包括：
（1）复杂性科学哲学基本理论（突现与还原理论，复杂性、整体论与系统方法论）
（2）工程技术方法中系统复杂性思想（工程技术系统方法进展，工程技术复杂性应对策略、系统范式批判性研究）
（3）社会管理中系统复杂性思想（社会系统理论的进展，基于复杂性理论的管理）
（4）中国系统思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传统系统思想，复杂性与社会和谐发展）。
请参加会议者于2010年9月30日前将论文（按学术期刊论文格式要求）的电子版发至邮箱：systemcomplexity@gmail.com（邮件主题请注明“复杂性与系统科学哲学会议”）。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时间：10月15日报到，10月16-17日开会。
2. 地点：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新主楼会议中心（住校内培训中心宾馆）。
3. 会费：400元人民币（研究生减半；交通费及住宿费自理）。
4. 10月北京宾馆紧张，参会住宿者请于8月31日前将回执发回会务组电子邮箱。
5. 联系人：
于金龙（13661025273）
王娜（13911995538)
第六届中国复杂性与系统科学哲年会筹备组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0年6月8日
一部象征中日两国学术史新时代的佳作
——周程著《福泽谕吉与陈独秀》评介
佐佐木 力（日本东京大学教授）
周程著《福泽谕吉与陈独秀——东亚近代科学启蒙思想的黎明》，日本东京大学出版会2010年3月版）综合考察了东亚近代科学启蒙思想由日本的福泽谕吉（1835-1901）到中国的陈独秀（1879-1942）的发展演变过程，深入探讨了日本和中国由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之时，两国启蒙思想家们究竟面临着什么样的思想课题，以及他们又是如何为这一思想课题寻求解决之道的问题，乃是一部揭示了中日两国启蒙思想家思想与行动轨迹的著作。作者曾于2003年在东京大学研究生院获得博士学位，此次公开出版的著作是当时提交的博士学位论文改写而成。
作为一名中国学者，他在详细考察福泽思想的同时，运用中国新文化运动发起人和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陈独秀的思想，对其进行比较研究实属难得，该书的基本特色也正在于此。今后，日本学者在评价福泽之时，恐怕已无法回避该书的论点。所以说，该书为中国和日本的学术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是象征着中日两国学术史新时代的佳作。
该书封面上有这样的一段介绍文字：“该书是以整个东亚为背景，用陈独秀思想的新光芒照射福泽思想评价论争的力作！在日本和中国，聚焦于近代科学的启蒙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彻底的民主主义思想家陈独秀与明治日本最大的启蒙主义思想家福泽相对比，凸显出了两国科学思想发展的相异性。并且还提出了有关日本和中国的“科学”起源的新见解。”这段评论简明扼要地揭示了该书的主要学术价值。
战后日本围绕如何评价福泽谕吉的思想，展开了一场异常激烈的争论，至今尚未平息。其中的一方，像丸山真男那样，试图全面肯定东亚最早的西方近代启蒙主义倡导者福泽的思想；与这种立场完全相反，以安川寿之辅为代表的另一方认为，曾经支持过日清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的福泽的思想中一开始就带有蔑视亚洲的色彩，故其思想只不过是明治日本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种体现。丸山真男、远山茂树、广田昌希和我都参与了这场争论。
令人费解的是，尽管福泽曾将朝鲜和中国与日本一起列作为议论的对象，但是在朝鲜和中国很少有人站出来从本国的视角专门考察福泽的思想，以至于我们可以说，该书作者是第一个正式向此问题发起挑战的学者。
有关福泽思想的评价论争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论争？下面，先回顾一下这个问题。丸山在日本战后政治思想中享有崇高的学术地位。在日本战败之后的1947年，他发表了一篇题为《福泽“实学”的回转——福泽谕吉的哲学研究序说》的论文。之后，又发表了一篇题为《福泽谕吉的哲学》的长篇论文，对上述论文的观点进行了补充说明。这些论文从整体上对在明治初期积极倡导普遍人权论的日本最大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进行了肯定，所展开的重要议题基本上都集中在福泽思想的光明面。对欲引导日本挣脱军国主义泥潭的丸山来讲，福泽早期在《劝学篇》和《文明论概略》中展开的启蒙思想无疑充满着光辉。
福泽晚年曾因日本在甲午战争中获胜而感动得老泪纵横。丸山不可能不知道晚年福泽的立场和态度。但是，把福泽的这种“帝国主义者”形象凸显出来，并指出福泽的这一思想侧面很早就已存在的，乃是日本教育思想研究专家安川。安川毫不妥协地对福泽面对西方近代思想时便一面倒地加以肯定，面对朝鲜、中国时便一股脑地予以否认的态度展开了批判。的确，安川的议论并非毫无道理。但是，如果按照安川的说法，那么福泽的思想和天皇制绝对主义者井上毅及其侍奉的伊藤博文的思想之间，没有任何差异可言了。安川与其说是历史学家，不如说更像是依据现代立场，评判过去价值观的超越历史的伦理学家。
周程的看法是，福泽在明治初期确实曾强调过普遍人权的重要性，但进入明治十年之后，他开始向适应国际帝国主义时代的需要的方向“回转”。即福泽的思想发生过重大转变，其前期思想和后期思想存在很大的差异。在把握这种转变或“回转”之时，“科学帝国主义”之思想或曰概念至关重要。该概念由美国科学史专家路易斯・佩尔森率先提出，进而被他的盟友——我导入到日本的思想界。最近，作为一种对日本统治中国东北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思想，“科学帝国主义”开始受到中国研究者的重视并被广泛援用。
中国在历史上曾遭受过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中国思想家当然不可能像福泽那样转向帝国主义。与急速走上西方近代化道路的日本相比，近代中国的近代化确实落后了不少。周程认为大约落后40到50年。但是，近代化的落后也给中国留下了自始至终作为被压迫民族的巨大历史遗产。在作者看来，这种正面遗产之一从中国的真正的近代化运动的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的政治思想，乃至学术思想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作者探讨了陈独秀思想的展开，即其全面接受西方近代启蒙主义，包括日本留学时代所接触到的福泽的思想，以及此后深化发展该思想立场的经纬。陈独秀没有像福泽那样由启蒙主义转向科学帝国主义。在1920年代初爆发的“科学与人生观论争”中，他既没有加入“玄学派”，也没有加入“科学派”。他所采取的立场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解决人生观问题。虽然陈独秀的学术思想远没有充分展开，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其思想轮廓中蕴含着无限的发展可能性。我从2002年5月开始担任日本陈独秀研究会会长。那是因为我相信陈独秀的民主主义思想对21世纪的亚洲非常重要。
简言之，作者从中国人所特有的视角，分析考察了有关福泽思想评价的论争，并试图提出全新的观点。我认为，日本的评论家已无法回避该书所提出的问题。再说，我们不能仅依据日本国内的情况来孤立地考察日本的思想。只有将包括中国和朝鲜在内的整个东亚的背景纳入到考察视野，我们才有可能对日本的思想做出更加到位的评价。这一点，在作者周程经历多年留学生活的历练之后，作为留学成果呈献给大家的该书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还有一项重要贡献，那就是，探讨了汉语和日语同形词“科学”的源流问题。现在，在东亚各国“科学”被广泛视作为用来对译英语“science”的造语。实际上，在前近代中国，一些人曾用“科学”来缩写“科举之学”，即在“科举之学”的意义上使用过“科学”。问题是，之后，它是怎样演变成“science”意义上的“科学”的呢？
现在，《科学论入门》（1996年版）已成了《岩波新书》中的一册。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曾询问当时还是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研究生的作者，中文词典是怎么诠释“科学”一词的？周程查完《汉语大词典》第八卷收录的‘科学’词条后告诉我：南宋，有个叫陈亮的人，他曾在“科举之学”的意义上使用过“科学”。不过，之后形成的“science”意义上的“科学”好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了日本的影响。我很快就将这一内容写入拙著。
最近，周程再次对汉语“科学”一词的演变进行了考证，并发现《汉语大词典》中的有关引证有误。具体来讲就是，该词典声称的陈亮（1143-94）所使用的“科学”，实际上不是“科学”，而是“科举”。由于繁体字“學”和“舉”的字形非常相似，故人们误将“科举”看成了“科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学术上的重要发现，往往都是在偶然因素和必然因素相遇时产生的。无疑周程经过耐心细致的钻研，最终才拥有了这项重要发现。
据周程考证，“科举之学”意义上的“科学”似在唐朝末期就已出现。这可以从清朝中国编《四库全书》所收录的文章中找到证据。此外，人们还可以从明朝文献中找到多起显然是指“科举之学”的“科学”用例。这意味着，在前近代中国，“科学”乃是一个与“科举”相关联的词汇。
在日本，江户末期的兰学者高野长英在1832年刊行的一本医学著作中使用过“科学”一词。该处的“科学”是指“专门学问”或“分科之学”。 1877年东京大学创立后，西方近代科学开始在日本的高等学术机构中被制度化。此后，作为“science”译语的“科学”开始走向普及。受其影响，今日中国也在这一意义上使用“科学”一词。
综上所述，在中国，“科学”在近代以前乃“科举之学”的缩写，即其意为“科举之学”；到了近代，人们才开始在“science”意义上使用“科学”。在日本，以明治十年为分水岭，“科学”由“分科之学”逐渐演变成“science”的同义语。总之，“科学”这一词汇的变迁是中日学术史由前近代走向近代的一个缩影，它对解释说明东亚学术史意义非凡。
周程对“科学”在中国和日本的语义变迁的探索，为该书增色不少。可以预见，今后，它将作为标准学说逐渐在日本普及。如此重要研究成果，日本人也很难轻而易举地取得。因此，我认为它值得称道。
该书是作者长期逗留日本一心向学的结晶。今后，中国和日本作为东亚共同体中的两个重要国家，不仅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而且还应在文化和学术领域加强彼此间的合作，以担负起共同提高东亚地区国际地位的重责。我认为，现在的东亚正处于后“鸦片战争”时代。其意思是说，始于19世纪中期的被西方列强蹂躏的时代已经结束，东亚发挥独特的文化优势，实行科学技术自立的时代已经来临。这些因2008年的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2010年的上海世界博览会的相继召开变得越发明显。近代日本拥有一段侵略中国（可以说是自己过去的文明之父）的不幸历史。其中的部分不幸与该书的主人公之一福泽谕吉有着一定的关联。但是，时代已跨入21世纪，我们有必要彻底终结过去那种不幸。我毫不怀疑，该书将会对21世纪的中日学术的良性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我期待着，不仅仅是日语版，中国语版也能早日问世。
（张明国译）
《符号、结构与技术》的理论与创新
天津市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常务理事、天津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韩永进教授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技术社会学中的技术建制与建制化问题研究》的结项成果，《符号、结构与技术》一书由人民出版社于2007年11月出版。
该书通过大量理论和实证调研，对科学技术产业的链式连接，给出了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概念设计和模式设计，从社会学角度，把技术看作一种建制化的结构和符号存在，进行了深入研究。技术是一种符号，是一种结构，是人类智慧最杰出的创造，代表着秩序、组织、制度和人类社会庞大的生产建制。技术和科学是人类思维催生的孪生兄弟，是人类文化中最美妙的乐符，构筑了人类从自然获取生存资料的能力系统。
从历史的角度看，人和动物的显著区别在于它们从自然界中获取生存资料的能力不同。随着人类的不断进化，人的能力之所以大于动物，这和人类创造使用符号的能力密切相关。正是由于人类创造并学会了使用符号，才逐渐形成了科学和技术。从本质上讲，科学技术就是人类为了更好地从自然界获取生存资料而用符号建构起来的知识体系和工具系统，而“科学—技术—产业”链的形成在一定意义上讲也就是符号性的建构过程。科学，本质上是人类用自己创造的符号系统标示自然存在物属性的活动与结果；技术，本质上是按照人的价值判断（人的需要）将科学标示的自然物属性重组而形成特定功能系统的活动与结果；产业，本质上是运用技术重组的自然物属性使自然物改变形态形成人工产品的活动与结果。基于这样的视角，本书采用哑铃模型建构了“科学—技术—产业”这一人类社会生产能力系统，揭示了它们之间存在的符号联系，以符号将它们连接为一种功能性系统。
依照符号互动论和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人类通过使用符号，并不断使符号秩序化→组织化→制度化，最后形成了社会秩序、组织和制度等不同形态的社会建制。与此相似，将技术看作一种符号存在，也可赋予技术秩序、组织和制度类似的意义，秩序化、组织化、制度化的技术，以技术的不同建制方式存在。本书从科学性、价值性、功利性、专利性四个方面介绍了技术建制的规范原则，选用晶体管、流水线、机器人的发明案例说明技术建制的结构特征和内涵。
在科学技术与产业的哑铃模式基础上，技术对科学与产业的连接作用就非常明显了，现代技术起源于科学，但它需要一个发展过程才能到达产业，才能实现提高人类从自然获取生存物品能力的功能。这个发展过程是一种技术建制化过程，有了这个观点，建构技术发展模式就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于是，我们提出技术发展的模式：前技术建制──技术建制──技术创新──技术建制化（包括技术革新与革命）──新的技术建制……，技术按照这样的发展模式不断沉淀着旧的技术，建构着新的技术，它是一个长期的不断发展的过程。建制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它指的是一种社会结构存在，技术建制的概念提出借用社会学这一概念内涵，所以，技术建制从它的概念内涵理解，它是一种符号化的物质结构存在，这种存在不是一种简单的结构存在，而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以符号逻辑为基础建构的秩序、组织、制度化的物质存在结构，这种结构是人类智力长期发展的结果。有了这种结构为基础，技术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轨道，技术创新以这种结构为基础，技术建制化将技术创新的成果作为一种资源，不断再生产这种结构，形成新的技术建制。这样一来，技术发展的结果就成为了一种生产和再生产一种特殊技术结构的过程，生产和再生产结构的过程有双重性，既依靠和生产旧的结构，又改变和扩大着结构的再生产。技术发展的模式是一种宏观的技术建构模式，就生产本身而言，应该存在一种微观性的模型，这种模型还是以技术建制为基础，以技术创新为动力源，以技术建制化为动力系统，形成了一种生产性技术发展模型，即圆形环状辐射动态结构模型。圆形环状指技术建制的空间静态存在结构，辐射动态指建制化运动的方向和方式，这种模型可以从理论角度揭示一切企业和生产性大型经济组织的技术内涵和存在形态及其发展的规律和模型。
本书共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解构科学技术，包括人的能力与科学技术、科学新思维的实证分析、技术新思维实证分析等内容；下篇──建构技术发展的模式，包括技术建制、术创新、术建制化和技术发展的模式等内容。
本书的创新点主要有两方面，一、从结构和符号角度，将科学—技术—产业本质定位在人的能力建构意义上，并设计了社会生产系统的哑铃模型；二、依照符号互动论的研究逻辑，从秩序、组织、制度角度给出了技术建制的内涵，并以技术建制为基础提出了技术发展模式。
（张明国 供稿）
《曾昭抡评传》一书出版
《曾昭抡评传》一书2010年4月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由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高级编辑、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研究所研究员戴美政撰著，在2010年5月3日“北京大学化学学科创立100周年”庆祝会上与读者见面，深受欢迎。
曾昭抡是科学家、教育家、评论家和民主人士。1899年5月25日生于湖南湘乡，1967年12月8日卒于湖北武汉。1920年毕业于清华学堂，先后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化学工程与化学，1926年获该校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中央大学化学系教授、化学工程系主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兼主任、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教授等职。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起，历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教育部、高等教育部副部长，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武汉大学化学系教授等职。早期从事无机化合物的制备、有机化合物的元素分析、有机理论方面的计算，以及分子结构和炸药化学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晚年从事元素有机化学方面的研究。他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化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并任该会会长（理事长）多年，又是《中国化学会会志》的创办人，自创刊起即担任总编辑达20余年。还对中国化学名词的命名与统一有重要贡献，著有《炸药制备实验法》、《原子及原子能》、《元素有机化学》等。
该书是第一部曾昭抡传记，全书745千字，用24章的篇幅叙述了曾昭抡的曲折生平，书末附有曾昭抡著译论文目录、曾昭抡年谱简编等内容，配有多幅珍贵历史照片。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唐有祺，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爱因斯坦科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王瑞駪，曾昭抡秘书、中宣部调研员周其湘分别为该书题词。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闻黎明，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郭保章分别为该书做序。
（化学化工专业委员会供稿）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工作通讯》电话：010-62117238 62149306 62121984 68946186（传真）
通讯地址：北京海淀区学院南路86号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 (邮编：10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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