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会正式代表120余人。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江苏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以及南京林业大学领导王玉平研究员、萧玲教授、王国聘教授等参加了论坛并做了重要发言。参会代表中，既有学界前辈刘大椿教授、吕乃基教授、丁长青教授等，也有中青年科技哲学工作者，还有为数不少的科技哲学专业的博士后、博士生和硕士生。

会议共收到论文109篇，其中有关“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的相互作用”专题的18篇，有关“科技风险、评估与决策”专题的15篇，有关“科技伦理与公共决策”专题的16篇，有关“科技决策与公共参与”专题的7篇，有关“面向生态文明建设的科技政策专题”的24篇，有关“科技发展与科技创新”专题的29篇。大家围绕所涉专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一、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的相互作用

本专题是本次论坛的重要议题，与会者从宏观以及微观两个层面对所涉论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刘大椿教授从科技强国与公共政策的关联分析了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科技已成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资源，直接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及社会结构的变迁；科技发展是一种重要的社会事业，不仅需要加强科技研究和开发方面的“硬”件建设，也需要通过科学精神方面的“软”件建设，促进科技强国战略的有效实施；科技资源既是财富源泉又是公共品，是提升产业的主要支撑，是综合国力竞争的关键，并且作为公共品是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前提，迫切需要公共政策对科技发展以支持与调节，进而促进科技、经济、社会的共同进步。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科技哲学研究室主任段伟文副研究员从哲学的层面对科技与公共政策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指出，当代科学哲学及科学技术论的晚近研究表明，科学不再如同标准的科学观所声称的那样是一种真理表征体系，其现实形相是一种有效的知识行动体系，是在复杂的社会—认知情境中展开并负载价值的技术化科学（technoscience），是一种超越了传统科学界域的非常规科学，不仅具有有限性、局域性，还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由此，在为科技制定公共政策的实践中必须面对一系列思维方式的转变：（1）从专家决策到社会参与的转变。（2）从专家知识到社会抉择的转变。（3）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的转变。

重庆大学贸易与行政学院何跃教授通过对STS（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科学、技术与社会）理论的分析认为，当代科学技术一体化趋势明显增强，科学和技术已成为一种统一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建制。社会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发展紧密结合，在客观世界这个复杂系统中，科学、技术与社会各个子系统之间密切联系，相互作用。科学技术一体化发展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系统的社会功能，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也是对生产发展具有决定作用的第一生产力，充分认识和肯定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对于改革不适合现代化大生产需求的各种机制，最大限度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辽宁工业大学艾志强教授则从公共领域的视角探讨了哈贝马斯拯救技术化统治的民主进路。他指出，对于技术化统治的拯救是法拉克福学派科学技术批判的核心问题，哈贝马斯认为应该使社会系统的制度框架和技术系统相分离，并实现二者的协调发展，对于此种协调关系的实现，哈贝马斯提出了重塑技术与民主对话的关系，将技术放在民主对话的实践哲学的坐标系中加以理解的解决方法，即建立一种关于技术的民主对话机制。此种机制的形成有赖于两个条件：一是科学的民主化，二是要为技术与政治的民主对话的实现在政治、科学和社会范围内创造一个公共领域。

东南大学哲学与科学系博士研究生赵志成重点论述了技术发展的政治调适，他认为技术发展包括从技术发明到发展调节再到技术应用的全过程。循着SST的研究思路，将技术发展的全过程置于政治调适之下，技术发展每一个方面都受政治因素的调适，包括技术发明动力的政治调适、技术发展调节的政治调适、技术应用实现的政治调适。政治调适主要有两种作用方式：同向作用和反向作用。技术发展政治调适的目标指向是促进技术的发展，实现和保持同向的调节作用，获得技术发展与政治发展的共同进步。

会上，中南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张卫良教授、蒋美仕副教授就科技基础平台的国内外建议问题进行了发言；中国人民大学林坚副教授就科学技术与教育的相互作用做了探讨；奉公、王耀德、王雪峰、闫泓多、秦泳红、杨煜、郭微微、李锐、冯艳、张云霞等与会代表还就三农科技政策、科技项目管理、技术流变与公共政策、知识产权保护等主题做了论述。

二、科技决策与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推动了科技决策观念的变革，有利于促进生态科技观的形成。与会专家就本专题展开了热烈的研讨。

南京林业大学博士生导师王国聘教授对科技创新的环境价值定位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他认为科技创新中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科技创新中的重要内容。科技创新中的目标的确定和模式的选择，关系到科技创新中的实施的效果。传统科技的狭隘人类中心的价值预设，导致其反自然的发展方向，造成了对生态环境的巨大负面效应。科技发展中出现的人与自然环境的严重冲突和对立，要求当代科技创新必须进行环境价值定位，实现科学技术价值观的转变，确立为大众谋利益的道德追求，建立科技成果应用的社会评价系统，为科技创新的绿色化提供倾斜政策保障，在科技活动的价值追求中纳入保护自然和建设自然的目标。使当代科技创新能在“以人为尺度”和“以生态为尺度”双重观照的实践中，重建造福人类，解决地球环境危机的新思路。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肖显静教授的发言题目是“生态文明视域中科学的自然转向及政策抉择”。他指出，科学认识是在建构自然对象或人造对象的过程中获得对自然对象或人造对象的认识的，所获得的科学规律是关于所建构出来的对象或现象所构成的人工自然规律。“自然科学不自然。”正是自然科学的不自然性，使得科学的技术转化成为可能。这使得科学成为工业文明的基础，也使得科学应用过程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环境问题，呈现出“反自然”的特性。为了保护环境，建设生态文明，应该大力发展直接面向自然的科学——真正的自然科学，让科学回归自然，使科学获得对自然规律的更多、更全面、更正确的认识。他最后指出，要实现科学的自然回归，必须进行相应的科学政策抉择——加强面向自然的科学建设，复兴博物科学的传统，重视地方性知识的生态价值，让自然做科学的最终裁判者，建构后常规科学的决策模式。

东南大学博士生导师吕乃基教授重点分析了金融危机与生态文明的关系。他认为生态文明不仅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涉及人际关系、人机（各种人工自然物）关系以及人己关系。各国、各地区在全球产业链上的位置对其生态文明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中国改革开放后融入全球产业链，也被锁定了其相对落后有格局。目前的金融危机由打破了这一格局，中国如果通过科技政策、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行科技创新，真正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将更具活力，以新的姿态，更加主动地参与全球化。

南京理工大学科技管理与科技政策研究所教授杨水旸就“我国工业园区生态化改造与建设的创新管理研究”做了大会发言。他认为，当今国内外生态工业园区的兴起，已成为解决区域工业集中区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制约矛盾的一个有效途径。我国生态工业园区建设已进入了起步后的发展阶段。根据目前工业园区生态化创新管理理论的研究进展，应努力推进其基础理论和集成理论研究以及数据库构建等实证研究。

武汉科技大学副教授黄涛则对构建生态技术范式的制度安排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建立生态技术范式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推动生态技术创新，克服生态技术范式形成的体制障碍，必须解决建立生态技术范式动力、压力、能力、拉力不足等问题，应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以形成生态技术范式的推力，通过制定完善市场相关法律制度为生态技术范式提供动力，培育生态消费以形成生态技术范式的拉力，建立企业生态管理制度以形成生态技术范式的能力。

江苏大学人文学院李丽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中应树立“深绿色”理念，阐述了在“深绿色”视域中，构建一种以生产和生活生态化为主的绿色维度建设为主体、以污染防控为主的蓝色维度建设为“生态安全保障之翼”、以生态道德的进步为主的红色维度建设为“生态文化保障之翼”，实现生产高效、生活高质、生态和谐的“一体两翼三赢”模式不失为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并指出这个模式的运行必将会对“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早日建成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另外，会议代表唐晓岚、程波、窦立新、严雅芬、孙之星等还就城市建设中的环保对策、地方政府科技决策中的生态责任、欠发达地区水污染防治以及我国自然保护区的科技合作对策等进行了探讨。

三、“科技风险、评估与决策”专题

科技风险是当今科技哲学和科技伦理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也是本次论坛关注的热点问题。

江南大学商学院博士生导师吴林海教授重点讨论了食品科技风险与安全问题，认为食品新技术不安全风险产生的背景是，环境的变化与实践的需求催生了食品新技术的形成与发展，但技术的局限与制度的缺失隐含了食品新技术的不安全风险，而道德失范扩大了食品新技术的不安全风险，他指出解决的主要路径要从技术创新、制度建设、道德规范等三个层面进行。

中原工学院毛宝铭教授探讨了科技风险治理的范式转移问题，指出现代社会的科技风险问题集中反映了社会的治理危机。社会形态的变迁，内在地要求科技风险治理范式的转移。专家统治的科技风险治理排除了公众、社会多元利益与价值取向的参与。综合风险治理强调风险治理必须放在广泛的社会背景下来进行思考，并引入了利益相关者的有效参与。本文在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转型和变迁的宏观视野下，讨论工业社会专家统治的科技风险治理范式向风险社会新的科技风险治理范式的转化趋势。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生杨会丽提出并分析了专家主导科技公共决策的问题。她认为专家作为最了解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的特殊群体，在基础性与探索性的科技决策问题以及一般的科技公共决策中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当科技作为一种公共产品，纯粹专家主导的科技公共决策在理论与实践方面都会出现一些问题。它可能扩大专家所具有的知识方面的局限，以及其自身伦理责任包括政治层面、经济层面与环境层面的缺陷，从而影响到科技公共决策的科学性与正确性。可以通过引入公众参与机制、强化科技专家的伦理责任、以及完善科技公共决策程序等措施来防止这些问题的发生。

东南大学魏晓燕博士对我国科技风险研究进行了疏理，认为传统中国社会是处于伦理型文化大背景之下，科技发展置于伦理和人文的抑制和规约之中，科技风险缺乏展露的平台；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处于经济转型、社会转轨时期，中国的科技风险研究既应该借鉴西方国家的研究成果，但同时又必须牢牢依托于一种历史传承性基础之上；并对科技风险的客观性、科技风险与科技伦理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北京交通大学邬晓燕副教授系统探讨了技术发展的文化风险问题，指出技术发展使现代社会成为风险社会，然而人们更多关注技术的灾难风险和市场风险，却忽略了技术的文化风险。从文化的要素层面对技术风险加以内部考察，技术发展的文化风险表现为伦理风险、意识形态风险、社会心理风险和价值评价风险；从技术发展对文化关系的影响进行外部考察，技术发展的文化风险体现为威胁人与自然的关系，异化人与人的关系，制造新旧技术文化的利益冲突和价值冲突、损害技术文化多样性，导致以技术转移和技术入侵为基础的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她主张应转变风险意识，从技术层面、建制层面、文化层面、社会层面整体有机地防范和管理技术风险，形成完整的责任链条。

北京化工大学文法学院王芸、蔡永海探讨的重点则是技术引发的生态风险伦理问题，认为在技术发展的过程中，技术应用引发的风险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特别引发的生态破坏，已严重影响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他们指出技术引发的生态风险包括核技术风险、化学技术风险、生物技术风险等。由技术引发的生态风险的原因主要有生态意识不足和资本主义国家对利润夫休止的追求。为防范这些风险，必须重新审视人与技术的关系，促进人与自然协调发展，要加强公众生态技术观的培养，完善技术上的社会督控制度。

东南大学朱敏重点进行了技术风险量化理论的价值论分析，对技术风险量化理论的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指出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传统的技术风险量化理论引起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家的广泛批评。然而，从实践的角度来看，传统的技术风险量化理论存在其特有的优势与价值，如果过于强调其局限性，将不利于在高技术风险环境中对风险的管理。因而，针对一些学者对于传统的技术风险的量化理论提出的质疑，有必要从价值论的角度分析技术风险量化理论的当代价值，这对于目前的技术风险管理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会议代表陆群峰、袁军棋、杨中焕、王磊、王智永等还分别就“中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模式的选择”、“农业技术应用风险控制”、“科技风险伦理探析”、“科技风险的公众认知”、“科技风险、评估和决策”等进行了探讨。

四、“科技伦理与公共政策”专题

科技伦理与公共政策的关系也是本次论坛热议的话题之一。

昆明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生导师韩跃红教授认为，公共政策的质量取决于政策的有效性和道德合理性（亦即合伦理性），前者主要靠科学性来保证，后者则取决于政策主体的价值观。连接不断的食品安全、工程安全事故启示人们从伦理视角审视现行政策，尤其是是从生命伦理的视角重新评估一些政策的价值取向。所以，在强调公共政策的伦理维度的基础上，还应该特别强调公共政策的生命伦理维度；促进生命伦理观念向公共政策渗透。

南京林业大学人文学院教师刘海龙博士提出了人类遗传资源研发的几个伦理原则，他指出，当前在人类遗传资源的开发使用中存在一些不规范甚至侵害所有者权益的情况，这与缺乏科学的伦理观念有关，需要对人类遗传资源的伦理相关特性加以认识，并建立一种科学的人类遗传资源伦理观。人类遗传资源既具有属物性也具有属人性，其使用价值在一次性研发中转移，具有多重权属。因此人类遗传资源的研发应当遵循事先知情同意原则、无伤原则、公平原则、正当原则等伦理原则。

中南大学蒋美仕副教授对科研不端行为的成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指出经济基础及其利益驱动、价值观念及其目标选择、制度设计及其现实运作、行为后果及其评价机制等宏观社会层面的环境影响，构成了引发科研不端行为的外部拉动力量；而微观个体层面的科学家、中观组织层面的专业共同体及科学界，则是导致科研不端行为的内部推动力量。

广西民族大学高剑平教授等重点探讨了现代技术的伦理困境与当代社会重建问题，指出技术具有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二重属性。前者规定了技术使用的限度，后者蕴含着人类越过技术使用限度的可能。技术使用越过其限度将引发伦理困境。工具理性的技术作为人类追求自由与解放的手段与初衷，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逐步走向其对立面，从而产生现代技术的伦理困境，其根源在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断裂。要超越现代技术的伦理困境，人类必须充分认识技术使用的限度，大力发展绿色技术和人性化技术，重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平衡。

郑州大学教育学院赵培军和王国领教授认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高端科技领域，如基因工程、纳米技术、空间发展及网络技术等向人类科技伦理提出新的挑战。以尖端科技为主导的科技发展使科技伦理问题日益突出。因此，公共科技政策形成与实施要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相一致，必须结合代际伦理的需要，形成与实施既能够满足自己发展需要又能造福子孙后代的公共科技政策。

南京林业大学牛庆燕博士则试图从科技决策的价值选择的角度来破解“科技理性”的伦理困惑，认为伴随着近代科技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与应用所带来的社会后果与生态效果往往难以预测，“科技理性”的高度膨胀导致人性的碎片化、消费主义的泛滥以及人与自然生命——本体的背离。科技规划的制定与科技决策的施行作为指引科技理性发展的关键环节，理应引进公众参与机制，推进科技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弥补科技理性发展的不足，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合理对接，建构科学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机制。

叶豪芳、娜仁以水库开发项目中的移民政策为例，系统论证了以人为本是科技政策的伦理基础，认为只有遵循“尊重人、不伤害人、有益于人、公正对待人”的以人为本原则，科技政策才能将科学技术引导向一个既有利于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又有利于社会安定和谐、人们全面发展的光明前景。

在该专题研讨中，聂建顺、傅翘楚、李云剑、李良艳、郭海英、陈珊珊等还分别就“决策精英在科技伦理视域下的反思和行动”、“从食品安全问题谈媒体责任”、“科技伦理危机及对策”、“面向地震风险的科学家责任伦理研究”、“增强工程人员从绠意识的途径”等进行了探讨。

此外，会议代表陈建新、刘海波、万小龙、刘高岑、李浙生、刘长明、于波、刘永谋、徐治立、刘劲扬、涂明君、郭晓东、薛桂波、胡长生、王海云、曹昱、史晓静、朱克军、陈晨等学者还对科技发展与方法创新、科技决策与公众参与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南京林业大学薛桂波老师对科技决策与公众参问题做了系统的分析，认为当前公众参与已经成为行政民主化的全球趋势，科技决策作为广泛影响公众切身利益的政府行为，成为公众参与的重要领域。由于制度保障的缺乏、信息沟通的阻塞和公众科学素养的薄弱等因素的制约，公众参与科技决策往往陷入困境之中。因此，促进公众参与科技决策实际效能发挥的首要课题，就是优化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社会环境，其现实途径包括推进民主进程、构建信息沟通路径和提高公众科学素养等。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徐治立教授从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关系的角度指出，制度创新对科技创新具有重要意义，这两种创新是交互作用和制约的。科技创新活动不能采取单一体制，需要市场机制与计划机制的有机结合。他认为必须建立完善的科技产权制度。科技创新的制度研究路径有：制度创新的作用、科技创新的体制、科技成果的产权、科技奖励机制、科技活动方式、科技政策模型。

通过讨论，与会者普遍认为，这次会议是在我国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与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召开，会议不仅开得十分成功，而且意义重大。会议所涉及的热点问题一方面说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观已经进入到从传统的科技发展观到现代科技发展观的转变的关键时期，另一方面也表明科技发展与公共政策的关系十分密切，科技发展观对公共政策的影响日益重要。作为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工作者，进行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科技决策的研究大有作为，任重道远，可以说本次会议的主题以及对该主题的探讨，带了一个好头，是一个理念上的革命，开辟了科学技术哲学领域新的研究方向，对于推动我国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的相关研究，更好地发展和应用科学技术，为国家发展服务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次会议还有一个重要成果，就是针对筹备成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专业委员会”的有关问题召开了一次碰头会。与会代表就该专业委员会的定位、组织、宗旨和目标等进行了探讨。大家认为，目前有关这方面要做的事情还很多，相关概念框架需要搭建，学科需要建设，与政府、企业以及其他相关主体沟通合作需要进行，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需要展开。不过，大家一致认为，科技哲学领域的学者对于开展“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研究，相较于其他相关专业，具有知识结构和体制上的优势，在我国一定大有可为。在此也吁请自然辩证法研究者多多联系，在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领域开展相关研究，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为我国科学、技术及其社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王全权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