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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全国科技文化与社会现代化学术研讨会于2009年11月14日至15日在武汉隆重召开。本次学术研讨会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技文化专业委员会、江汉大学、湖北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湖南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联合主办,江汉大学承办。
会议收到论文60余篇,全国各地8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本会科技文化专业委员会主任黎德扬教授致开幕词,他强调面向现实,走向大众,创新科学技术文化研究,推进科学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为国服务,是我们应有的担当。他还指出,两型社会建设是我国发展道路的重大选择,是践行生态文明关键步骤,投身研究科技文化与两型社会建设,很有理论和实践意义。他要求与会代表围绕这一会议主题,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开展全方位的研讨,为推动我国两型社会建设建言献策。
本会副理事长王德胜教授代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出席大会,对此次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以章、湖北省科协副主席冯芊和江汉大学党委书记谭仁杰等出席研讨会并讲话;武汉市发改委主任徐进出席研讨会,并就武汉两型社会建设做了报告。
此次研讨会的成果集中体现了“科技文化与两型社会建设”这一主题,同时有关科技文化理论与传播的研究也取得了重要进展。现将其中一些专家、学者的主要论题及其观点综述如下。
黎德扬教授做了题为《我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四次科学文化浪潮》的主题报告。他回顾了我国工业化进程中的科技文化旅程,阐述工业化和科学技术文化在历史和逻辑上的一致性及其意义。他认为,工业化孕育时期以五四运动为代表的科技文化浪潮,高扬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催生了我国工业文明;工业化体系建立时期的向科学技术进军浪潮,促进了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和产业的诞生,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业现代化时期真理标准讨论中的科技文化浪潮,确立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理念,对我国工业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期的生态文化浪潮,其哲学理念是系统整体观,将推动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全面发展。以当代科学技术知识、制度和理念为主要内容的科技文化建设,是生态文明的首要任务。他指出,在当前确立生态理念中,有两个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一是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依靠科学技术和制度的革新;二是坚持“开发中保护,保护中开发”的思维路径,寻求开发和保护的平衡点。他呼吁保护水资源,保护长江,爱我长江。
王德胜教授在题为《“两型社会”建设与摩尔根定律》的报告中提出,摩尔根定律表明:在地区民族经济的发展中,都经历大体相似的阶段,而其主要阶段是难以规避和超越的。在建设两型社会中,我们可从积极或消极两方面去理解“摩尔根定律”。在我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已经出现的诸多负面问题。建设两型社会,从推动社会发展的角度说:“科学精神是第一精神力量,科技文明是第一文明,也是第一软实力”。作为第一精神力量的科学精神、作为根本创新的物质工具创新和工具产业创新为主导的高端制造业三个方面的问题,是相互联系的,是社会进化的机制、动力和方向,注意到这种机制、动力和方向,可以使我们在“两型社会”建设中少走弯路,减少社会发展成本,提高社会管理效益。
海南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海南省委党校柳树滋教授以十年来亲身经历的海南生态省建设的体悟,做了题为《科技文化与海南生态文明建设》的报告,论述了科技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若干问题,提出科技是生态省建设的第一推动力。他强调,一要充分发挥先进适用科技在保护资源和环境方面的主导作用,二要充分发挥先进适用科技在变资源环境优势为经济优势中的核心作用,三要综合利用各门科学技术研究海南整体生态系统的存在和演化规律,使我们在生态省建设中获得更大的主动和自由,四要利用海南优越的生态环境、大特区的体制政策环境和良好的人文环境,把海南打造成理想的科技成果孵化基地。
湖南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湖南大学彭福扬教授做了题为《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中的经济生态化研究》的报告,他认为经济生态化是指经济要素优化组合,经济结构动态合理,经济发展与资源的开发和环境保护相协调,最终达到经济增长的速度与增长的质量同步,经济发展的规模与效益相适,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人的物质生活需要与精神文化需要同时满足的目的。把经济生态化发展纳入两型社会建设试验区配套改革目标之中,是试验区的必然选择。经济生态化发展既是建设长株潭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经济发展的思路与模式,也是该地区未来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
中国农业大学叶齐茂教授在题为《在“两型社会”建设中培育“后现代的”科技文化》的报告中指出,建立“两型社会”依赖于“后现代的”科学技术体系的支撑。培育“后现代的”科技文化需要从两方面入手,既要有以批判性地“指出问题的”科技文化,也要有通过各类社会实验“解决问题的”科技文化。培育“后现代的”科技文化需要利用大众文化、精英文化、政治文化和社会心理等形式,在全社会不同社会利益集团和文化层次上,形成一种两型社会的氛围,尤其要调动社会精英阶层引领两型社会的文化潮流,在日常生活中践行“两型社会”的主张,以此推动“后现代的”科学技术创新。
湖北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科技文化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海军工程大学高文武教授做了题为《消费生态化的认识论解读》的报告。他主张用生态学的观点和方法规范人类的消费活动。实践的根本途径是通过变革消费结构引领经济发展模式的变革。从认识论上看,就是要立足于人是“自然—人—社会”这个复合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从人的认识的非至上性、社会存在中必然具有某种程度的非属人性、现代高科技的高风险性出发,解读为什么人类在物质生产上要充分尊重自然界的自主运作,大力发展生态生产力,在消费上要优化消费结构,尽量少消费物质产品,讲究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互补。
华中科技大学万小龙教授提出,技术(及科学)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形成阶段,科学与技术几乎是平行发展;第二阶段是电学科技革命,科学带动技术发展;第三阶段是信息科技革命,科学技术与社会一体化;第四阶段是新能源,科技、社会与环境的综合配套。前二阶段的理论创新和科技创新中心在西方,第三阶段的理论创新中心在西方,但第三、四阶段的科技创新中心正从西方走向东方,而第四阶段的理论创新中心在中国。以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两型社会建设为目标的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中国的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是中国人民为世界近现代史的又一理论与实践贡献。
武汉理工大学夏劲教授以系统观为指导,围绕武汉城市圈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的建设目标,分析了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系统建设的整体性、多样性、关联性和动态性等特征,提出建立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评价指标体系应遵循科学性、整体性、针对性、完备性、动态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则,构思了武汉城市圈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
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王西华教授指出,我国理论界以往很少关注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没有提出关于“自然解放”的理论,没有形成系统的生态文明的理论。应该看到,没有自然的解放,也就不可能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也就不会有真正的生态文明,人的社会解放也是不完整的。在人类发展过程中,人们既受自然界的束缚和支配,又受社会的束缚与支配,因而人必然面临着“自然解放”与“社会解放”的双重任务。人的“自然解放”具有双重含义,一是人从自然束缚及其奴役下的解放;二是使自然从人的束缚与奴役下获得解放,让自然复归于自在的自然,使“属人的自然”与自在的自然、自然的自由与人的自由有机统一起来,才能构成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福建省委党校王岑教授认为,人类进入后工业时代,由于人类对自然的内在价值被严重低估,生态环境遭受任意践踏。现在人类已开始警醒并呼唤生态文明。人类必须重新审视大自然的厚重的内在价值,测度作为自然一部分的人类及人类主体性的发挥,在传统生态伦理观基础上重构新的生态伦理与环境伦理,维护生态正义与环境正义,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构建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生态伦理理念。
江汉大学余超波教授认为,生态伦理教育正是建设两型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从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道德观出发,分析了建设两型社会与生态伦理学在对待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方面的一致性,探讨了生态伦理教育在建设两型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加强生态伦理教育,需要调动各政治主体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普及生态伦理的思想。加强生态伦理建设,能够提高公民素质,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使人们更加自觉地、更加热情地投身两型社会的建设之中,从而加速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武汉理工大学高建明教授在《两型社会建设与科学发展观》一文中提出,两型社会建设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进行的社会实践活动,科学发展观和两型社会建设始于共同的时代背景和时代要求,内涵、目的、内容及实现途径上是一致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统筹协调机制、体制创新才能实现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
国防科技大学高嘉社副教授提出,“两型社会”的构建要求走出一条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环、可持续的发展道路。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任重而道远,并不意味着节能、减排、低耗就是“两型”社会的全部内容。“两型社会”的构建涉及政策、体制、布局,更重要的是人的观念和科技的转换和应用。“两型社会”是科技文化发展为先导的社会,节约资源、创造新资源及环境友好,都离不开科技发展和科技文化的氛围。现代科学技术不仅是第一生产力,又是第一精神力、文化力,并通过这两个方面的巨大社会功能表现出来的。科学技术在推动“两型社会”发展中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发挥科学文化的作用营造科学氛围;二是依靠科学技术建设生态文明。
江苏大学李丽副教授提出,在以“和谐”为价值导向的生态文明建设,以人文关怀为主旨、以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为依据,融通生产生活生态化的绿色维度、污染防控的蓝色维度和生态意识培育的红色维度,谋求生态、经济、社会整体协调发展的所谓“一体两翼三赢”三维模式不失为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科技文化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李醒民教授在题为《论科学中的精英主义》的报告中指出,从科学的历史和现状看,科学带有比较明显的“精英”和“精英主义”色彩,其主要体现在分层现象和科学权威上。科学精英主义的产生有深刻的原因,也有合理存在的理由。在科学活动和科学建制中自发形成的科学精英,对于推动理论进展、指引研究方向、进行科学评价、树立科学形象、争取社会支持,能发挥核心作用。在科学之外,科学精英对于某些社会评估和决策,也能提供知识背景和公正证据。因此,我们应该肯定科学精英主义的存在意义并且尊重科学精英。但是,精英主义也有某种消极影响,特别是在科学和科学家被异化之时,因而应该予以警惕和防止。
科技文化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孟建伟教授在题为《论科学文化》的报告中指出,科学文化大致可以概括为两个层面,即形而上和形而下两个层面。科学的精神、理念、理想和价值观属于科学文化的形而上层面,是科学文化之“魂”;而技术的、实证的、数学的或逻辑的东西属于科学文化的形而下层面,是科学文化之“体”。正是形而上和形而下两个层面的有机统一,才构成活生生的科学文化。当代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科学观的最大局限和偏颇在于,对科学仅仅做了形而下的解读,从而从根本上消解了科学的文化意蕴。站在文化论的高度中来研究科学,有助于从根本上超越狭隘的科学观,树立一种全新的科学观,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辽宁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科技文化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大连理工大学王前教授在题为《科技文化视角的和谐社会建设》的报告中指出,人们对现代科技的认识与应用并非完全合乎理性,对科技的盲目崇拜和不当使用都会造成不良的社会后果,影响和谐社会建设。科技应用中的不和谐现象主要源于急功近利的发展观、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冲击以及科技文化环境的不完善。以科技文化视角审视科技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大力发展科技文化,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科技发展,对于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科技文化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武汉理工大学杨怀中教授做了题为《当代大学生科技文化素质的调查分析及对策》的报告,强调两型社会建设呼唤公民科技文化素质的提高,他基于对武汉地区高校大学生科技文化素质的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等第一手材料的统计结果,分析了当代大学生的科技文化素质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并从完善科技文化素质教育体系、培育大学生的科学精神、营造校园文化氛围、提高教师科技文化素质、增强大学生主体能动意识等方面提出了提高大学生科技文化素质的对策与建议。
华南理工大学黄理稳教授探讨了新媒体技术对我国科技文化传播的影响。在科技创新的推动下,科技传播手段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人类用以交流的媒介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而媒介的变化反过来又推动了科技知识的传播。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对我国科技文化传播产生了重大影响,因而有必要进一步探索媒介变化对科技的影响,更好地实现科技知识的传播和扩散。
江汉大学政法学院李霞教授认为,就科技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而言,从韦伯疑问到李约瑟难题再到斯诺命题,反映了世界顶级自然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对科技文化现象的强烈关注,这种对科技文化现象的不懈追问,深化了学界对科技与文化关系的理解。当代科技文化是一种创新文化,它包括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科技文化是一种发展文化,科技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开放的动态过程;科技文化是一种先进文化,它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和文明的灵魂。创新、发展、先进是科技文化的重要特色和理论品格。
上海社会科学院吴晓江副研究员在题为《浮士德精神与西方科技文化》的发言中提出,长期以来,国内科技哲学界与人文文化界对于歌德笔下的“浮士德精神”存在着两种对立的理解,反映出“两种文化”分离、冲突的状况。他分析了浮士德精神被误读的文化原因,主张将歌德诗剧《浮士德》置于西方近代科学与文化演进的历史背景下,作为“一部时代精神发展史”加以解读,揭示浮士德精神积极的人文意义、所体现的西方科学变革精神和西方科技文化特质。
研讨会闭幕式上,杨怀中秘书长做了总结讲话。他指出:本次研讨会开得民主、和谐,非常成功,其突出特点:一是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与会代表来自各地高校、科研院所、党校系统以及政府有关部门、科协等单位;二是主题鲜明,从第一届研讨会开始,立足于“科技文化与社会现代化”这个大课题,每次研讨会都有一个主题。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科技文化与两型社会建设”,体现了“面向现实,走向大众,为国服务”的办会宗旨;三是内容丰富,围绕主题,研讨会安排了主题报告、专题报告、分会交流,让每个与会代表都有发表自己见解的机会,还安排了两型社会建设实地考察,传承了理论联系实际的会风;四是气氛热烈,无论大会报告还是分会交流,与会代表力求把最新研究成果展示给大家,切磋学问,沟通思想,各种观点在碰撞中升华。总之,与会代表普遍感到很有收获。
(武汉理工大学夏劲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