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立摄）

“全国科学技术学暨科学学理论与学科建设2010年联合年会”于2010年4月9日至11日在南京河海大学召开。会议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技术学专业委员会、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科学学理论与学科建设专业委员会、江苏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联合主办；河海大学承办；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福州大学等十多家高等院校协办。来自全国高等院校与知名研究院所的近200位专家、学者和研究生参加了大会。

会议共收到河海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大连理工大学、江苏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等专题论文集5本，论文数量近150篇。

这次会议是继科学技术学筹备会议（2003年，北京，清华大学主办）、首届年会（2004年，杭州莫干山，浙江大学主办）、第二届年会（2006年，威海，哈尔滨工业大学主办）、第三届年会（2008年，黄山市，中国科技大学主办）之后的第四届年会。

会议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技术学（STS）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丁长青教授主持；河海大学校长王乘教授、南京市鼓楼区委鲍永安书记分别致欢迎词；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副理事长、清华大学曾国屏教授致开幕词。

开幕式在集体合影结束后，举行了以“全球化时代的科学技术：使命、政策与范式转变”为主旨的两场学术报告会。与会代表还分别以“全球化与科学技术的使命”、“科技政策与科技创新”、“科学范式与学科建设”为主题，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分组讨论。

一、全球化与科学技术的使命

河海大学丁长青教授在题为“全球化时代的诺亚方舟——爱因斯坦的世界政府”的报告中指出：1.自1914年起，爱因斯坦倾注了大半生的精力去致力于“全球化时代的科学技术：使命、政策与范式转变”，呼吁建立世界政府并预言其必将出现。2.爱因斯坦指出：技术和经济已缩小世界，然而战争和核武器在威胁着世界，裁军象限制刀枪的长度那样甚少用处，联合国的原则和构成亦不能维护和平；唯一的出路只能在于：在联合国的基础上一定程度地限制国家主权，建立世界政府，消除国际纷争，维护世界和平。国家利益的对立，意识形态的区别，专制统治的担忧都不足以阻止这一进程；但必须明确的是，如果要避免人类在现代战争中毁灭或在战后的专制形式中出现世界政府，那就必须在理智的让度与协商中和平地促成。3.爱因斯坦相信：每一个理性的、有责任心的国家和公民都会做出正确的选择，人类终究会获得和平、幸福和安宁。

清华大学李正风教授在题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自主创新’战略”的报告中指出：从STS视域出发，考察全球化时代中国“自主创新”战略的三个相关问题：1.全球化竞争、创新意义的重新发现产生了“创新”概念的中国化。2.知识垄断、竞争模式的新变化催生了“自主”的国家意识。3.全球性、交互学习，形成了从知识、技术到能力的国家战略。

大连理工大学丁堃教授在题为“关于全球化与我国开放式自主创新模式的思考”的报告中指出：1. 全球化给创新活动带来重大影响，使创新模式发生了由封闭式创新转向开放式创新的巨大变化。2. 关于我国开放式自主创新的几点思考：（1）国家层面：国家创新体系的开放性，如何构建开放式的国家创新体系？（2）产业层面：不同产业是否存在主导模式，如何选择和引导？（3）微观层面：各类主体的定位及其功能发挥？（4）开放的适度性问题：如何避免过度开放？开放度能否监控或预警？

二、科技政策与科技创新

大连理工大学刘则渊教授在题为“网络时代科研方式的重大变革：兼论国家网络支持的发现—创新体系的构想”的报告中指出：1.网络时代的到来，正导致e-科学、e-社会科学和赛博支持的发现与创新（CDI）的迅速兴起与发展。2.迅速崛起的e-科学研究前沿可视化分析，展示出基于网络技术的e-科学及其工作流，正在引起当代科学研究方式的深刻变革，也是对科学学研究方向的重大挑战。3.正在启动的美国科学基金会（NSF）关于“赛博支持的发现与创新”（CDI）的项目计划。4.e-科学和CDI标志着国际研发方式的重大转变，值得我国科学学界、科技界和管理部门高度关注与借鉴。他建议，我国应该重视和构建国家网络支持的发现—创新体系。

浙江大学许为民教授报告的题目是“传统制造业城市创新转轨的路径和政策研究”：1.传统制造业城市具有特殊的产业结构、知识基础和创新模式，其创新转型是我国创新型城市建设需要重点关注的一个问题。2.传统制造业城市的创新路径应注重现有产业价值链的提升，用高新技术改造而非替代传统产业；应注重自主创新、引进创新和模仿创新多种创新方式并举，重点鼓励技术的“自由性”而非“率先性”；应注重城市整体功能的提升优化，而不能局限于单一的科技政策推动。3.在具体创新政策设计上，传统制造业城市应关注中低技术产业集群的创新特征，以提升中低技术产业集群内在的创新动力为切入点；应加强城市知识基础的建设，特别是要通过市场力量发展第三方的知识生产主体；应以政府科技投入方向和方式的改革为重点，切实提高财政科技投入的使用效率。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肖显静教授报告的题目是“转基因生物环境风险的哲学分析——从人类历史上三种生物育种方式的比较看”：1.科学在认识转基因生物引发环境风险上具有不确定性，对此进行哲学分析有助于弥补科学认识的局限性。2.转基因生物是人工物，它对环境产生的风险具有不确定性、延迟性(短期内很难监测之)、级联性(逐级放大)、扩张增殖性等特点。3.转基因生物的人工性（artefacticity）要比家养禽畜和杂交育种生物的人工性要高，因此蕴藏着更大的破坏自然的危险。

中国科技大学徐飞教授报告的题目是“杰出科学家行政任职对科研创新的影响——以诺贝尔奖获得者与中国科学院院士比较为例”。该报告指出：1.比较诺贝尔奖获得者和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大群体，研究杰出科学家行政任职对科研创新的影响，对于深入认识科学家科研创新的一般规律，具有重要意义。2.统计结果显示，上述两大群体的行政任职状况呈现出明显的反差。3.科学家行政任职与科研创新之间具有一定的负相关性。

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赵延东研究员报告的题目是“社会网络与创新绩效——对七千名科研人员的调查分析”：1.科研人员的创新绩效可以从学术承认、市场承认和政府承认等几个彼此独立的维度来测量。2.社会网络对创新绩效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3.当前科技资源的配置体制中，行政权力配置仍占据主流。4.但资源配置渠道明显呈现出多元化趋势，而且，不同渠道之间似乎存在着互斥，已经形成了彼此独立的“场域”，有着自己独立的运行逻辑。

中国药科大学罗蕾副教授在题为“追求‘涌现’——科技创新研发团队的管理新理念”的报告中指出： 1. 复杂性系统演化存在不可预测性，传统的绩效评估方法在科技创新研发团队管理上存在不确定性局限。2.“涌现”(Emergence) 是指复杂性系统自组织过程中出现的新的、协同的结构、模式和性质，出现在系统的宏观层次上。3.种种由无数“涌现”形成的演化，与其视之为纯粹的自然过程，不如令其成为管理介入后刻意诱导出的预想性结果，而“管理介入”的方式，即是实行“拉动”或“引导”型的过程激励。

三、科学范式与学科建设

清华大学曾国屏教授在题为“STS研究中的几个时代问题”的报告中指出：1.新一轮科技革命和社会发展向STS研究提出了时代的新要求，必须加强对于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关系的研究，深化对于科学创新、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关系的认识。2.新兴战略性产业（能源、节能环保、电动汽车、新材料、新医药、生物育种和信息产业）成为“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新宠儿，结果必将改变世界经济增长的轨迹和旧有的格局，新兴发展中国家也纷纷争取在“后危机时代”把握战略机遇抢占经济制高点，我们必须把握机遇，在这场竞争中努力实现跨越式发展。因此，中国的STS研究，理应努力回答自己现时代的重大问题，加强对于科技和产业发展预见的研究。3.STS研究面临的几方面问题：（1）全方位全过程关注科学技术的活动和发展、关注创新价值链；（2）全面关注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的互动，交叉综合地加以认识和把握；（3）把握和塑造未来，人—自然—社会发展共进化。

中国科学院李醒民教授报告的题目是“科学共同体：它的特点和功能”，其主要观点是：1.科学是一种社会建制，科学建制中的核心是科学共同体。2.科学建制或科学共同体是历史的产物。3.科学共同体的特点：少权力、亚文化、有组织结构和有体制规范保证。4.科学共同体的功能：科学交流，出版刊物，维护竞争和协作，把个人知识和地方知识变成公共知识，承认和奖励，塑造科学规范和方法，守门把关，培育科学新人，争取和分配资源，与社会的适应和互动，科学普及或科学传播等。

浙江大学盛晓明教授做了题为“科学技术的社会研究与文化研究范式”的报告，他首先讨论了“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的翻译问题，并主张应将之译为“科学技术论”，而不是“科学技术学”。然后，盛教授就科学技术的社会研究进路和文化研究进路，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探讨了它们的哲学渊源。

中南大学张功耀教授报告的题目是“用‘科学技术学导论’替换‘自然辩证法概论’的做法和体会”：1.自然辩证法研究这样一种学术活动，在我们中国兴起，可以追溯到1936年夏在上海组织成立的“上海自然科学研究会”。2.1940年，在延安成立了“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其基本工作是进行自然科学的历史追溯和哲学反思。3.由于受到苏联哲学家“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那样一种研究的影响，这种哲学凌驾于科学之上的“研究”，把科学史和科学技术研究意识形态化了，没有给“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带来任何切实的好处，也给我国的科技哲学研究工作带来了危害。4.为正本清源，有必要用“科学技术学导论”替换“自然辩证法概论”。

东北大学郑文范教授报告的题目是“论STS研究与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他指出：在现代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情况下，STS的主要研究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进行新探索。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呼唤STS研究，STS研究需要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二者的有机结合能够实现二者的双赢。1.通过STS研究促进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2.通过STS研究促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完善。3. 通过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结合推进STS学科建设。

清华大学刘立副教授在题为“创新体系及其国际化的一个研究框架：阶段－功能模型”的报告中，综述了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进路，特别是功能分析进路，考察了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研究的文献；初步提出了国家创新体系的阶段论即依附、追赶、自主三阶段；并提出了以国家创新体系研究的阶段—功能二维模型作为研究国家创新体系及其国际化分析框架的新构想。

特别令人欣慰的是，STS研究领域中的青年团队正在形成：中国科技大学博士生徐飞泉“全球化视角下的中国医药自主创新研究——以青蒿素系列药物为例”、清华大学博士生何继江“评估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中目标的规范性”、浙江大学博士后潘恩荣“TRIZ与技术方法论”、清华大学博士后栾春娟“基于SNA的核心技术领域测度研究”、中国科技大学博士生刘小宝“博尔丁科学思想述评”等青年学子的报告，得到了与会代表的一致好评。

在大会闭幕式上，江苏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南京林业大学副校长王国聘教授，向大会汇报了江苏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近两年来的工作；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技术（STS）专业委员会主任李正风教授对本届大会做了总结讲话；丁长青教授代表承办单位汇报了本届大会会务工作，并向代表们的共同努力致谢。

会议商定下届联合年会将于2012年8月在大连理工大学举办，刘则渊教授代表下届承办单位诚邀与会代表届时相会在美丽的海滨城市——大连。   

（袁杰、彭富明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