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届全国科技文化与社会现代化学术研讨会于2008年7月30日至8月1日在齐齐哈尔大学隆重召开。本次研讨会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技文化专业委员会主办，齐齐哈尔大学承办。全国各地10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围绕科技文化与社会现代化这一主题进行了认真、深入的研讨。会议收到论文86篇。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1. 科学技术价值观研究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李醒民教授向大会提交论文对为科学而科学命题做了阐释和辩护。他提出，科学的目的有二：理论目的和实用目的。理论目的是致知求真，这进一步被逻辑地提升出为知识而知识或为科学而科学，这种追求有理由得到辩护。（1）为科学而科学是人的本能的求知欲的自然流露，能够满足人的理智的适意和心理的快乐；（2）为科学而科学十分有利于科学理论的进步，为人类创造伟大的文化产品和精神文明；（3）为科学而科学有助于争取研究自由和保障科学自主；（4）为科学而科学有利于科学理想主义的恢复和光大。实用的目的是功利主义的，这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在某些历史时期和与境中促进科学发展，也能在不同的景况下对科学构成威胁，尤其是在极端的功利主义猖獗之时。问题的关键在于，科学知识基本上是价值中性的，它本身无所谓善和恶。科学家把为科学而科学作为科学的目的，在科学研究活动中追求科学知识的美是合情合理的，并且能使人变得更完善。

华中科技大学韩东屏教授在以《科学价值中立之惑》为题的大会发言中提出，由韦伯论证的科学价值中立原则是指科学研究者一旦选定课题开始研究，就应该只做事实判断而不做价值判断。该原则提出后，在西方和中国均引出激烈论争，即：科学研究者究竟应不应该做价值判断？科学价值中立原则是否会因反对价值判断而妨碍科学服务于社会？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对科学的理解。如果把科学视为与人文学相区别的学问，那么在科学研究中，就不是该不该做价值判断的问题，而是根本不能做价值判断。

齐齐哈尔大学王树松教授探讨了高科技的价值实现及其合理性的评价标准问题。他指出，高科技价值具有二重性，高科技价值实现的整体性结构包括社会、生态和人本三个层面，依此建立高科技价值合理性的评价标准体系：一是高科技目的或目标的价值应定位于有利于人的生存、发展和自由；二是高科技实践过程和结果从整体上应正价值大于负价值；三是高科技负载和创造价值的结构和功能应最优化。

2. 现代科学技术的反思

清华大学卢风教授提出并论证了从本质主义科学观到非本质主义科学观转向的必然性。他强调，工业文明时代处于主导地位的是本质主义科学观，它包括承认普遍主义、追求确定性、坚持还原论、倡导知识统一论、设定主客二分等基本观点。20世纪下半叶以来，非本质主义科学观已悄然兴起。科学未必非追求普遍性知识不可，地方性知识也可以是科学知识；科学不仅应追求表述的确定性，也应承认科学知识有其不确定性；放弃极端还原论，分析与综合并重；消解知识统一论；放弃严格的主客二分，把科学看做人与自然的对话。如果说本质主义的现代科学支撑着现代工业文明，那么现代工业文明的不可持续性已表明了现代科学的严重局限。非本质主义的、多样的科学将支撑着未来的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才是真正可持续的文明。我们应该摒弃本质主义的科学观，确立非本质主义的科学观。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孟建伟教授在题为《科学·文化·生命》的大会报告中指出，科学生活的人文化是一个被长期忽视的重大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被忽视，既同知识论的科学观和科学哲学密切相关，又同工具论的科学观和科学价值观密切相关。二者的根本缺陷和偏颇在于，分别从知识论和工具论的狭隘视野来理解科学，从而从根本上切断了科学的文化之根和生命之根，抹煞了科学的人文本性。从生存论、文化论和生命哲学的观点来理解科学，开启了研究科学的新视角和新维度，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理论上有助于深刻地揭示科学的文化之根和生命之根，揭示科学的人文本性，从而树立一种新的科学观、科学哲学观和科学价值观；在实践上，有助于促进科学生活的人文复归，实现科学生活的人文化，从而切实推进科学的进步。

3. 西方科技批判文化思潮评析

兰州理工大学杨莉教授评说当代科技批判主义思潮，认为当代科技批判思潮主要从生态环境、人文和社会功能三个方面来对科技进行批判，由于它忽视科学技术的正面价值，从根本上否认人对科学技术的支配作用，因而是片面的。但它也有其合理性，其中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执行意识形态功能和科学技术要为人的解放服务等观点，对于我们树立正确的科学发展观、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坚持以人为本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有借鉴意义的。

中共广州市委党校李三虎教授深入剖析了海德格尔的技术本体论，将海德格尔的技术本体论追问作为一种政治哲学批判，指出海德格尔的政治哲学逻辑在形而上学的历史意义上意味着一种从权力控制到力量关系配置的技术本体论范式转换。这一本体论范式转换要求把我们带到较之技术包含更多异质因素的“工程”实践视野。只要在工程实践中不再把现代技术看做一种同一的存在或权力要求，确立起工程应当包含的所有存在物与技术的自由政治关系，进入到人、文化、自然和知识的关系性配置中，就可以将现代技术带向世界和平和生态保护的政治建构方向，真正达到“让存在”的“去权”或自由境遇，使人类永抱与自身“共在”的地球家园。

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王西华教授全面评析了当代西方哲学家对科学技术反思的主要理论，着重分析了海德格尔的本体论追问、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方法论批判这三种形态的对科学技术总体性追问的理论各自的局限性，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超越了以往哲学家对科学技术异化的批判，坚持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辩证统一，克服了他们的局限性，真正解决了科学技术与自然和社会发展的矛盾，达到“民胞物与”和“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4. 科技文化建设

华南理工大学彭纪南教授认为，研讨“科技文化与社会现代化”问题，前提是对科技文化的概念做出明确界定。科技文化是指人类进行变革自然和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创造性活动的方式、过程以及创造性活动的成果，具有物化形态、知识形态和主体精神形态三个层面。相应地，科技文化体系创新应该包括这三个层面的创新，即：科技物质产品、科技基本设施手段以及科技体制机制的创新；科技文化知识的传播、普及与创新；科技文化的精神的构建。

华中科技大学万小龙教授阐述了科学发展观与科学精神的关系。科学发展观体现了一种符合科学本性的科学精神, 即科学的求真务实、服务社会和开拓创新的精神；科学发展观体现了科学对人的关怀，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合的必然结果；科学发展观作为大科学时代科学精神的集中体现，其中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符合大科学时代科学精神的要求。

武汉理工大学杨怀中教授在题为《文化软实力视域下的科技文化论纲》的大会发言中提出，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其科技含量随着时代的前进在加大；科学技术也是一种文化力量，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加强科技文化建设。该校夏劲教授进一步指出，把文化发展战略纳入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宏伟蓝图之中已成共识，但人们往往忽视了科技文化在先进文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战略地位。要改变科技文化建设被边缘化的状况，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科技文化建设，遵循先进、和谐、创新、前瞻、特色、开放、效益、系统等原则，建设与经济文化、政治文化、人文文化、生态文化协调发展的先进科技文化体系，使之真正成为贯彻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先导和基础。

东南大学吕乃基教授认为，人类的知识区分为编码知识和隐性知识，其中编码知识可进一步区分为嵌入编码知识和非嵌入编码知识，前者属于特定人群、适用于特定场合，后者普遍适用。全球化中知识版图的含意为：其一，处于知识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和民族之间在全球化中的共存；其二，知识的均衡与突破。由“知识版图”可以对当今世界格局和一些重大事件有新的认识。中国培育和发挥软实力的关键在于：认清在知识版图中的地位，融入非嵌入编码知识之中，在此基础上弘扬传统文化与后现代接轨，以及培育创新能力。

5. 传统文化的现代科学意义发掘

山东大学马来平教授在《儒学和科学：从冲突走向协调》一文中提出，在西方科学传入中国的300多年间，儒学与科学的关系大致经历了盲目排斥、蓄意同化和有限接受三个阶段。西学东渐的历史表明：儒学与科学具有某种对立不容否认，但儒学与科学之间往往对立与一致共存，二者之间的对立化解空间十分广阔。为了加速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一方面要以科学为坐标改造儒学，摈弃儒学中和科学不相适应的东西，使中国文化成为适宜科学成长的肥沃土壤；另一方面，科学应当主动和中国文化传统取得某种程度的协调，充分挖掘和利用儒学中蕴藏的无比丰富的人文资源。

河南师范大学冷天吉教授认为，科技发展与思想文化的关系问题在中国主要表现为科技发展与儒家思想文化的关系问题。近现代的中国学者往往以近现代西方科技发展的镜子来关照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特别是传统儒家文化思想的优劣。儒家思想文化与科技发展的关系问题主要是由中国近代科技为什么落后的问题所引出，人们对此问题的探讨和回答基本归结为阻碍说、促进说、既阻碍又促进说三种学说。古代科技、现代科技、后现代科技有不同精神理念，以不同的科技观去理解同一文化思想，其理解的意义不同，文化思想所呈现的价值也是多元的。评价的价值就在于它使被评价物具有多元的意义，都可以达到自己所理解的合理的现实意义。

西南大学杨玉辉教授探讨了中西医学在思想方法上的根本差异。在人体观上，中医学主张人体是形气神的统一，西医学认为人体是一种物质存在体；在抽象方法上，中医学采取现象类比性，西医学运用结构推演性；在问题把握方法上，中医学奉行功能主导性，西医学恪守结构主导性；在对对象的认知上，中医学注重整体统一性，西医学强调局部还原性；在主客关系上，中医学相信主客一体性；西医学坚持主客分离性。对中西医学各自优劣进行评价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运用这两种医学为人类的健康事业服务。       （夏劲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