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文明互动中科学与精神的建设性交锋与交融
第四届科学与信仰学术年会综述
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未来哲学与发展战略专业委员会、北京师范大学科学与人文研究中心、国际人文与科学学会举办的“第四届科学与信仰学术年会”于2008年12月18日至20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会议主题是“反思当今时代的科学与信仰”，共分10个研讨时段。来自美国、加拿大、中国大陆和香港等70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从反思的视角推动全球文明互动中科学与精神的建设性交锋与交融，形成与以往不同的学术特色。
一、反思科学与信仰的对话前提
围绕科学与信仰的关系，学者们围绕历史上科学与信仰、大科学时代科学与信仰的互动，及当今时代科学与宗教对话的意义、实现的方式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卓新平教授强调了科学与信仰对话的意义，指出：在历史上二者是有内在关联的，既有分离，也有对抗，它们在今天正在走向交融，而对话是其中有效的途径之一。因为科学与宗教信仰是完整的人的一体性活动，是人们为更好地生存而去认识和把握世界的方式。科学服务于物质世界的建筑，信仰满足的是精神世界的自我超越；科学是确定性寻求，科学知识是被证实了的东西，相信科学而不迷信科学的态度使科学本身拥有开放性、发展性。信仰是超越不确定性的探索，是把握整体的一种努力，是对未来模糊的把握，具有冒险性。然而，一当谈论确定性之外的东西，就有了对科学的信仰，科学家的语言如同宗教语言，这种科学信仰与宗教信仰也就消除了本质区别。所以，科学与信仰之间应是一种尊重差异、和而不同的互补关系，二者的对话能够互相警醒，特别是在科学和信息技术的时代，核武器、虚拟网络的加速发展，更需要稳态的信仰提醒。
山西大学安希孟教授阐发了科学与宗教冲突的两种极端形式——科学主义与经学主义，以及科学与宗教对话的两种基本形式──极限问题与方法论的平行，他特别论述了科学与宗教从对立到对话的转折契机与条件，指出科学界与神学界对话的可能历史原因及主观因素（主要是批判的实在论的影响），并就对话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做出肯定评价，就对话的前景和局限做出了展望。
陕西师范大学尤西林教授探讨了信仰缺失对于中国科学的遏制，认为现代科学在其近代奠基时表现出如下特质：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究极思维框架与以培根为代表的实验-经验取向，以及二者的结合。这二者都与以基督教为代表的信仰文化有深层关系。中国古代文化以现世伦理实体为中轴收摄信仰，从而同时在两方面对上述近现代科学发生遏制：伦理实体反对空无玄思与一切超越性思维；伦理实体等级性地轻视面向自然实践的技术经验。因此，中国古代文明虽有四大发明为代表的实用技术成果，却无法在上述两个维度上提升和形成近现代科学。近现代中国社会在民族国家竞争背景下强化了实用技术的利用倾向，同时将基础理论研究与科学教育纳入这一方针来理解，因此并未根本改变由于信仰精神缺失所带来的科学精神缺乏的历史状况。当代中国科学的发展需要独立的科学精神前提条件，由此进入了培育当代中国信仰精神这一大的格局。
季国清教授做了《科学与信仰原则》的报告，指认信仰是绝对包容又绝对支配的对他者的永恒信念。因此，信仰对象只能存在彼岸世界，而不能存在此岸世界，一旦信仰对象在此岸世界就一定作恶。当科学变成信仰的载体就会支配人，当拥有理性的人成为绝对的他者时一定带来个人崇拜和迷信。
徐州师范大学梅良勇、孟祥坤探讨了信仰对科学的双重作用。由于信仰与科学所面对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以及满足人需要的层次等都不相同，双方有着不可互换、不可相互取代的意义和价值。信仰特别是科学信仰对于科学发展进步的积极作用是明显的。信仰能够为科学探索活动提供形而上的根据，对科学探索活动具有渗透、情感激励和境界提升作用。但当信仰的信条与科学发展所必需的原则不一致时，信仰也会成为科学进步的障碍。某些不良信仰与科学则是完全对立的。
陈正洪博士则研讨了传统科举对科学信仰的复杂影响，主张当代中国只有科学信念而无科学信仰，主要原因是古代科举制度造成的。考察科举制度的历史演变，可以看出科举考试使民众形成对人的信仰而失去对物的信仰。科举制度的长期历史积淀使其本身形成“科举信仰”，对今天科学与教育有着复杂和广泛的影响。培养当代民众的科学信仰，必须正视“科举信仰”的存在，才能正确认识和重构它。科举信仰和科学信仰本质上是存在矛盾和冲突的。科举信仰追求对既成知识的研究上，追求对人的信仰；而科学信仰追求对未知知识的探究上，追求对物和自然界本源的信仰。要想在民众中树立科学信仰，必须对科举信仰进行重构。
来自美国的斯图尔特（Melville Stewart）教授以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为导语，探讨了科学与宗教对话的可能模式。
二、探寻科学与信仰的超越性根基
关于信仰的属性和归属，一些与会学者主张，信仰不专属于宗教，不仅有宗教信仰还有科学信仰，但无论哪种信仰都根植于人们的超越追求。
武汉大学孙思教授《科学与宗教，科学信仰与宗教信仰》的报告，在如何理解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才是适当的追问与阐释后，分别界定了科学信仰和宗教信仰，认为科学信仰是人对物理世界的信仰，科学信仰的核心是相信客观性和普遍性。这是科学家群体或科学研究者共同坚守的信仰。宗教信仰是人对精神世界的信仰，宗教信仰的核心是人对超自然的力量或被当成是造物主和宇宙主宰力量的相信。这是每个人都需要的一种最至关重要的、最根本的、一旦接受了就要委身于它的终极关怀。因此，这两种信仰是相异而不相悖的信仰体系。
清华大学卢风教授在《评造神的“科学宗教”》的报告中指出，科学主义者的极端——宇宙主义者的科学宗教信仰的根源在于西方人对外在超越的追求。外在超越可分为两类：有神论的和无神论的。基督教追求的是典型有神论的外在超越。其根本信条就是，在人类之外存在一个全知全能、尽善尽美的上帝，人与之相比是绝对不完美的，人要想追求完美，就只能仰赖外在上帝的指引和恩宠，至福不在人间，而在人间之外的天国。现代科学主义的超越是典型的无神论的外在超越，其根本信条是“为科学而科学”。科学作为一种事业是神圣的，要科学服务于人类生活就是对科学的玷污。悖谬的是，科学主义的无神论至此而走向反面——有神论，宇宙中本来无神，但科学技术可造出神来，并且在科学所造出的神——不死的智能人面前，人被贬为零。
吉林大学吴宏政副教授《信仰：内在形而上学的实践能力》的报告，把形而上学看作人类的自然倾向。根据形而上学对象——“绝对”对于人类认识和实践活动来说是“超越”的还是“内在”的，形而上学应该被区分为“外在形而上学”和“内在形而上学”。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确立的是外在形而上学，而《实践理性批判》确立的则是内在形而上学。作为内在形而上学的自然倾向，其实践活动最终落实在“信仰”上面。信仰作为人类满足内在形而上学要求的活动，是通过信仰的实践来完成的，它不必把“信仰”变成“知识”的理论活动来完成关于“绝对”的思辨知识。在这个意义上，“信仰”的最高意义仅仅在实践理性之中，而不在理论理性之中。
武汉大学陈世锋博士在比较的视域下，分析了东西方的两种超越，即西方的理、位格神之超越方式与东方生成的道之境界超越方式。
北京师范大学的王天民博士从宗教信仰的永恒人性论、认识论的解读，阐释了宗教信仰的永恒性和宗教观念的历史变迁性。刘益宇着眼于“两种信仰系统的和而不同”，认为近代以来科学和宗教一直是影响人类的两种“普遍”力量，它们都是对人类经验的不同方面的表达和阐释，满足人类不同方面和层面的需要，未必互相排斥，可以互相补充整合。两者的关系问题始终是人们关注的重要话题。20世纪中后期科学哲学的“历史学”、“社会学”转向以及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更是促进人们对科学本身以及其与宗教的关系进行再认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也毫不例外地提出了重新认识和反思科学、宗教及其二者关系的任务。建设性的后现代思潮试图实现“（前现代）宗教”（正题）——“（现代）科学”（反题）——“（后现代）科学＋宗教”（合题）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辨证统一。
三、“两种宇宙观”背后的“两种真理观”
北京师范大学董春雨副教授试图从复杂系统理论看智能设计论，他在阐明智能设计论的来龙去脉和特点的基础上，探讨了与智能设计相关的两个主要问题，即偶然性和不可还原性，进而指出，尽管进化论等在细节上还有很多不足，但智能设计论也并不因此成为目前科学条件下唯一合理的理论选项。符征则从“熊猫审判”及其影响质疑智慧设计论能否成为进化论的替代理论。他认为，“熊猫审判”案及其裁决已经将当代基要主义与科学自然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和争论提升到新的水平。
与上述观点不同，香港浸会大学关啟文教授则通过对支持有神论的宇宙微調、智能设计与无神论的多重宇宙论的关系，为有神论的宇宙论和本体论辩护。其理由是：与无神论相比，有神论较能解释自然的美丽、自然定律的巧妙、更贴近经验、较能解決终极的存在问题、能说明自然秩序本身、能给出大自然的可理解性、能阐释大爆炸以及生物学和天文学设计的证据等。美国旧金山大学的钱琨教授通过打开了的达尔文黑匣子的生物学描述，襄樊学院的刘光耀教授提出科学充分发展给信仰到来提供可能性等，共同揭示了科学的局限，并为宗教信仰留下地盘。
美国爱荷华大学(University of Iowa)王天佑研究员从宇宙大爆炸模型探究科学与信仰的关系。他认为，中国一般的教育认为有神论是反科学的，唯物论是科学的。科学是在与宗教的斗争中，在摆脱宗教的束缚中不断发展的。其中用来证明这一观点的经典例子就是地心说与日心说之争。这一观点在西方也有相当的市场。如果用18、19世纪的科学发展与人文思潮相互撞击的轨迹来看，也有一定的合理性。近代科学虽然发源于基督教信仰的背景，而且由一批虔诚的科学家如牛顿、开普勒奠定基础，但近代科学的成功确实助长了19世纪理性主义、唯物主义思潮的蓬勃发展。以至于到20世纪，顶尖的科学家如爱因斯坦、霍尔、霍金等不再是虔诚的信仰者。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批倾向于无神论的科学家所发展出来的宇宙起源理论——宇宙大爆炸理论却在很大程度上粉碎了唯物论的基础，也就是物质世界的绝对性和无限性。而香港大学的Chris Beling教授则通过反思热力学第四定律，为科学和宗教的对话提供契机。
武汉大学桑靖宇教授《上帝与自然之间》的报告指出，莱布尼茨与克拉克的著名论战常因时间、空间、重力等重大的自然科学问题而受到人们的关注，但实际上自然神学才是双方争论的焦点所在，他们的论战充分反映了早期近代自然哲学的神学理性主义和神学意志主义在世界观上的深刻分歧。
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张之沧教授报告了《信仰与真理》问题，主张信仰和真理有着复杂的关系。在其原初阶段，信仰和真理有统一性，信仰即真理，真理即信仰，两者都具有盲目性、非真实性和非实证性特征。随着人类认识和实践的深化，信仰和真理日渐发生分离，而且真理较信仰日渐显示优势，并出现信仰真理和科学真理的延异。但是信仰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今天，真理从表面上看超越了信仰，实际上它的根基依然是信仰，只是由于真理大厦的耸立，压塌和颠覆了它原有的根基，使得信仰变得渺小。其实，如果真理真正颠覆了信仰，它也就颠覆了自己。
此外，雷立柏教授则从几个概念出发阐释罗马天主教对科学的贡献。
四、个案研究视域中的科学、宗教和信仰
通过个案研究考察科学、宗教与信仰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本次会议的特点之一。
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人民大学刘大椿教授通过“一个从互斥到互补的案例”，探讨罗马天主教与科学的关系。他首先介绍罗马天主教百年来对科学态度的变化，然后详细分析自梵二会议62年来发表的16个文件所反映出的罗马天主教对科学和信仰的基本信念，如与经验联系起来的神学模式、宽容精神、提倡对话、宗教解释与科学解释的并列与互补等。最后揭示了罗马天主教启示论对科学的整合。在明确梵蒂冈科学院是世界上著名的科学院这一事实后，指出科学与信仰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或缺。
山东大学谢文郁教授专门考察了伽利略和他的科学研究活动。在描述伽利略是承受着极大的压力进行科学研究的历史背景基础上，经过详细分析阐明，支撑伽利略坚持不懈地从事科学活动的根本动因，并非来自我们通常认为的科学无畏精神，而是源于伽利略对数学的崇拜、对实验的重视以及他的先知使命。
北京师范大学刘夏蓓副教授认为，宗教的科学研究范式就是使用实证的方法(包括量化的和质化的研究)，收集实证的数据和材料,并且进行客观的分析和归纳，从而得出可以从科学的理论来理解宗教现象，以及宗教与社会其他方面存在互动关系的结论。她还通过两个个案检验了该范式中流行的“三色市场理论”的三个命题，并就检验结果对该研究范式进行了方法与方法论的反思，指出了其中存在的某些局限性。
北京师范大学色音教授就当代萨满治病仪式的医学人类学解析，指出科学并非万能。它所解决的主要是技术性的问题，而人生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等“软件”问题和琐碎的生活细节是科学所不能够完全解决的。科学的光芒照不到的地方正是孕育宗教信仰的温床。民间信仰疗法不是近代意义上的科学，但却是与科学并行地发展过来的医疗文化现象。近代以来，科学的理性压倒了传统民俗中的非理性，推进了社会文明的进步；传统民俗中的非理性虽然退居次要地位，但依然与理性交融，顽强地表现着自己。这就是在科学文明昌盛的今天，民间信仰的香火依然缭绕，神秘的玄学四海兴隆的宏观的深层次原因。
北京师范大学田松副教授讨论了传统纳西族的署自然观及其现代意义。署自然观是纳西族的独特传统。在东巴神话中，署是自然精灵的总名，在人类世界之外，山川河流，署无处不在。从起源上，署是人的同父异母兄弟。因而，传统纳西族的环境伦理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人际伦理。人是用对待兄弟的方式对待自然，处处尊重自然本身的权利。传统纳西族与其所生存的环境之间保持着协调的关系。一旦这种自然观丧失，其对自然的态度也随之而变，曾经完好的生态也会随之失去。在人与自然关系日益紧张的今天，署自然观对于所有民族都是一个有益的启示。
襄樊学院雷礼锡从中国的家及其信仰入手，分析了中国传统信仰模式及其当代困境。他认为，不少人从“宗教”角度批评中国人缺乏“信仰”，导致当代中国社会出现较多精神困境。而实际情形并非如此简单。就中国人对待“家”的特殊精神体验而言，其中不仅体现了中国人对现世精神支撑的特殊需求，也体现了中国人对终极精神家园的真诚渴望。中国人对“家”的深层精神体验，经历过氏族（族群）体验与信仰、家国体验与信仰、国家体验与信仰、家庭体验与信仰的历程。在此发展进程中，“家”日益演变为现代文明社会中的最小单位（实体），并日益强化“私人性”、“个体性”而脱离“集体性”、“公共性”，导致精神信仰日益落脚在相对狭小的社会单位（实体）。中国人的信仰危机源起于“家”的体验模式而不是针对宗教的归宿感。因此，如何在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妥善护持中国人的家庭意识，将是化解当今中国社会精神信仰困境的重要途径之一。
中共中央党校靳凤林教授梳理了耶稣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理念，认为其中包括二元对立型政治构想、良心自由的精神追求、个人得救的宗教主张、上帝选民的人格平等四方面的内容，这四者彼此联系、相互作用，并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对西方中世纪和近现代政治伦理模式的衍化和发展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历史影响。
而赵刚则从当代科学与宗教冲突的个案——Kitzmiller案引发的思考，探究了科学、宗教与法律互动性；李健从牛顿科学中的神性活动来看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陈沛志博士以哥白尼创立“日心说”为例揭示了与近代科学的经院哲学方法论基础。
五、全球视野下中国科学与信仰研究的新范式
如何在全球视野下探寻中国科学与信仰研究的可能基本范式成为本次会议的新亮点。
北京师范大学的多位学者讨论了该问题，其中李景林教授从“人惟求旧、器惟求新”的中国传统文化视角来理解和阐释科学与信仰关系问题。刘孝廷教授《作为不同实践形态的科学与精神》的报告指出，由于西方的知识和信仰有各自不同起源和机理，因此科学与精神的冲突不可能在西方文明内部彻底根除。随着世界进入跨文化时代，科学与精神的关系也步入新境地。原本在西方存在的二元对立，到发展中国家则表现为现代科学文化与当地传统文化间的矛盾。为协调这些矛盾，一要寻求对科学的健全理解，从单科学模式走向多科学模式；二要实现不同文明间的相互开放；三是发展中国家自觉地保护自己的文化；四是坚持科学与精神关系的阴阳互动模式。特别是，当我们探讨科学与宗教、科学与信仰、科学与精神关系的时候，必须首先假定它们有某种对等的联系，是一个同层次的问题。这样才能选择实践的角度，从一种规范的层面进入有深度描述的层面，以深化关于科学与精神关系的研究，并通过建设性的交锋与交融，建设充满多样化色彩与创造性活力的和谐文化。
国际人文与科学学会会长王忠欣博士在大会总结时强调，以往科学与信仰对话的研究主要限于西方的语境或者只是谈论西方的科学与宗教信仰的关系，而能否从中国的处境看科学与信仰的关系却是问题的根本。令人略感高兴的是，今天中国大陆已经开始关注这个问题，相信不久将会有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问世，随之中国科学与精神、科学与信仰的研究状况也会有一个大的改观。
（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秀华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