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4月8日下午，美国关岛大学教授、中国山东大学谢文郁特聘教授应邀来到北京师范大学科学与人文中心，与这里的老师和研究生就“恩培多克勒与古希腊时期的科学和宗教”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报告和座谈。座谈会由中心主任刘孝廷教授主持，中心教授董春雨、刘孝廷分别对谢教授的报告做出了回应。

谢教授认为，讨论古希腊的科学与宗教首先应从恩培多克勒谈起。没有恩培多克勒的思想就不会有后来柏拉图的《蒂迈欧篇》，而不懂《蒂迈欧篇》就不可能理解近代科学。《蒂迈欧篇》的基本思路是“世界是由数学构造的”。伽利略的工作便是用数学实验方法揭示物理现象里的数学。纯形式的数学完全来自柏拉图，而实验的概念同样与柏拉图有关。柏拉图谈论感觉的确定性，整个古希腊思想界对“确定的感觉”的追求影响了伽利略。他认为只有“数学加实验”所提供的经验感觉才是真正实在的感觉，感觉的实在性就是实验的实在性。

由此需要回溯到恩培多克勒，为了便于理解，谢教授将思路前伸至巴门尼德。巴门尼德的主张看似是“存在论”的、思辨的，但实际上他谈的是非常具体的事情。通过对例子的解读有利于理解恩培多克勒所引申的思路。例如：杯子是用来喝水的。这里涉及到两个重点：喝、水，而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思想体系进行解释。那么，“解释”在思想上究竟意味着什么？巴门尼德最先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每句话后面都有一个概念体系，而概念体系决定思维方式。句中“用来喝水的”是谓词。谓词是用来描述、说明、界定主词的，“用来喝水的”界定“杯子”。巴门尼德发现早期哲学家一般的说法都是类似于“本原是Y”。而所谓的“本原”是无指称的，但“杯子”可用“这个”来替代，是可以指称的。所以需先界定主词，类似于后来现象学提到的“本质直观”，只有直观到本质，才能谈论后续的问题。本原，其古希腊原文是“estin”，指的是“it is”。希腊语中谓词包含主词，想要谈论谓词，需要先搞清楚主词“it”。由此，巴门尼德将对谓词的关注转移到了对主词的关注。

巴门尼德的这一批评，直接决定了恩培多克勒的解决方式。恩培多克勒非常崇拜巴门尼德，认为巴门尼德是不可能错的。巴门尼德对主词的界定是对一般思维的颠倒，把对谓词的关注转移到了对主词的关注。他认为，对谓词的关注会导致永远的争论不休，因为每个人定义“杯子”都不一样，而这又是由于没有给与“杯子”明确的界定。主词界定的先在重要性即是巴门尼德的存在论转向。这种重视主词的理解方式，是希腊科学精神的核心。

由于巴门尼德所做的工作，对思维方式的此番分析之后，出现了崭新的思维方式：从关注说明“It is what？”转变为关注“What it is？”，即思维方式转向了主词“它”。作为“它”的东西有三大特点：第一，“它”必须是“一个”、“一”。第二，“它”不能生灭。第三，“它”是完善的、似球的，每一处都是均匀的，万事万物都包含有其中。

恩培多克勒遵守巴门尼德提出的主张，他提出“水、火、气、土”四根说，主要从这四者看世界。他发现一个问题：按照巴门尼德的说法，“水、火、气、土”必须是不生不灭，不动的，但它怎么构成世界呢？巴门尼德主要关注主词，因此不在意万事万物的形成，只是要求必须按照他的原则来谈论本原，他称之为“真理的标志”。恩培多克勒认为，巴门尼德“本原性的存在”可以解释万事万物的形成。他认为，一开始就存在四元素，万物都是这四个元素。至于万物的不同，他提出“比例”的概念加以解释。由于四元素组成方式可有不同的比例，由此而构成万事万物。恩培多克勒的“比例”即是最原始的“结构”概念，结构概念在科学上非常关键，万事万物都有结构，不同的结构所构成的事物不一样。

恩培多克勒的解释与前人不同，前人只是举例去说明哲学原则，对不支持原则的例子视而不见，这是哲学家的做法。而科学家不同，恩培多克勒试图用“比例”的概念解释万事万物，一切事物都可以归结为比例的不同。如恩培多克勒最早提出“视觉”的问题，用人眼与物体中的“水、火、气、土”的比例对应来理解。这种理解不是个别的说明，而是试图解释所有的问题，这对科学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也正是由于这种全面的解释原则，恩培多克勒被称为“第一个科学家”。

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也深受恩培多克勒的影响，对万物进行耐心的解释，这便是科学。从恩培多克勒起，经过《蒂迈欧篇》，便在西方思想史上造就了科学精神，形成了“对每一现象加以解释，不能有任何排除”的科学解释原则。

刘孝廷教授对谢文郁教授的报告给予了总结与回应。他认为，谢教授的报告旨在说明最早的科学原则在自然科学视野中是如何形成的。如果认为基本的科学准则在柏拉图时期初步形成，那么，从早期泰勒斯到巴门尼德，大体可以看作从具体到一般的过程。尤其是重视主词自身的限制，巴门尼德超越具体，形成对一般的追求，恩培多克勒对此进一步展开，用一般原则说明事物自身如何形成，把过去哲学家的利己性的选择，变为自我的可攻度性，后经柏拉图的发展，形成了科学中的基本原则、科学自身的轴心观念，最终促成科学中的主导原则。

谢文郁教授回复认为，当时由于大家都怕错，没人敢提出原则。但恩培多克勒由对巴门尼德的崇拜而提出原则，并用之解释万物。虽然这个原则是可错的，但它是个靶子，可以攻击，只是攻击是有原则的，需要找到原则所解释不了的个例。若提出个例，则可促成对原则的修改或提出新原则。由此形成了以后的科学发展中理论更替的规则。这是恩培多克勒的贡献，也可以说“解释精神”源于恩培多克勒。

董春雨教授就“个例”提出问题：所谓个例，是事实方面的还是包括理论的？谢文郁教授回应指出，所有事实都是理论里的，理论中呈现的事实已经解释得很完整了。若找到理论不能解释的事实，也纯粹是心理状态导致的解释上的不舒服，这种心理状态可能发展出一套新理论去解释它，即“爱因斯坦现象”。这种不舒服可能有无限的来源，总之，不能离开个例来讨论事情，个例不需要解释。之所以不用“事实”一词，因为所有事实都是主体间性的，共同的心理结构和看法。事实是共同体范围内的，而个例是范围之外的。对此，刘孝廷教授认为，“个例”即是“个别”。

谢文郁教授注意到从巴门尼德到柏拉图这一阶段对古希腊科学发展的重要贡献，尤其是恩培多克勒对科学中第一原则建立的推动作用，为理解和探讨古希腊科学与宗教问题确立了一个新的起点。

（北京师范大学科学与人文研究中心郝清刚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