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建设性姿态拥抱后现代的生态文明

第四届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

国际学术论坛综述

西方国家所信奉的现代化模式是否是唯一的发展模式？搞环保、建设生态文明是否是“跟着富人喝粥”？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是否有第三条路？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在推动生态文明进程中扮演何种角色？一种为了共同福祉的发展是否可能? 如何有效推动和实施生态文明建设？“第四届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国际学术论坛”正是带着这些疑问，于2010年5月3日至4日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聚集地——最适宜人居城的克莱蒙大学城隆重召开。

会议由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IPDC）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未来哲学与发展战略专业委员会（筹）联合主办，中央编译局、克莱蒙研究生大学（CGU）、美国过程研究中心（CPS）、北京师范大学科学与人文研究中心和培泽学院（Pizer College）协办。

来自中国大陆高校与科研系统50多个单位的70余位代表和30多位美国学者参加了会议。代表中有世界著名生态经济学家、建设性后现代主义领军人、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院长柯布（John B. Cobb，Jr）博士，IPDC常务副院长王治河博士，美国著名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佩罗曼（Michael Perelman）教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能源与资源集约管理学教授诺加德（Richard B. Norgaard ），世界著名后现代农学家弗罗伊登博格(Dean Freudenberger）博士，美国生态纪协会主席、国际过程网络创会主席、《生态纪》杂志主编、美国过程研究中心中国部顾问赫尔曼•格林博士（Herman Greene ），克莱蒙研究生大学副校长马丁（Wendy Martin）博士，美国过程中心执行主任克莱顿（Philip Clayton），以及美国《世界文化论坛》报主编樊美筠博士等。

大会开幕式由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治河博士主持，克莱蒙市长Peter Yao先生和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参赞衔领事叶向东先生，中方代表团团长、本会常务理事赵建军教授等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和发言。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未来哲学与发展战略专业委员会（筹）理事长刘孝廷教授代表学会向大会发来贺信。大会由波尔曼教授和陶秀熬教授主持。

与会中外学者在会议期间展开了热烈讨论，简要评述如下。

一、关于生态文明的构想与规划

小约翰·柯布博士在大会发言时论及建设生态文明的必要性，进而勾勒并描绘了生态文明社会。他把整个社会分为城市和乡村两部分，建设生态文明就是建设生态城市和生态乡村。对于城市而言，关键是“生态建筑”或“自然建筑”，不仅需要节约能源，通过有效的技术手段特别是信息产业，尽量减少对石油工业的依赖，如开发太阳能和畜力的使用，而且借助合理的城市建筑布局，缓解交通压力，以节约耕地占用和能源，保护环境。对于乡村来说，要发展“生态农业”。中国不必走“工业化农业”的道路，发展“劳动密集型农业”，实施“可持续农耕法”，相信和依靠具有熟练技能的农民，切实改善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表彰、奖励农村劳动力，以减缓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然而，任何国家实现生态文明必须具备三个先决条件：一是文化的或精神的需求；二是关注全民福祉；三是适度人口。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学的理论旨趣必须转向，即从“金钱增长的衡量标准”转变为“可持续地满足人们的需要”。

赫尔曼•格林博士立足文明的多元化立场，给出“关于东西方生态文明计划的提案”，认为西方化、现代化与工业化的新兴“普世文化”带来许多文明问题，对此，我们有必要改革和强化传统文化，并为全球文化提供一种新基础，使之与地球和人类的需要相和谐。因此，该提案建议:在不同文明类型的国家分别召开生态会议，应以下述观念为基础：（1）生态文明是文明的下一个阶段；（2）生态文明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精神，以及那些人与自然互动的制度中所发生的重大变化；（3）在生态文明的内容上，不仅凸显地域性、社区性，而且以整个全球社会的运作和繁荣来衡量生态文明的进步。考虑到该计划不是一蹴而就的，将召集不同国家的优秀学者组成合作小组，并动员和筹集财力，确保提案的先进性与可行性。

与会中国学者则从不同侧面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设想和建议：

1. 回归自然本体论是世界生态文明建设的唯一之路。在刘开会看来，如果说霸权主义是生态危机的总根源，那么消除对自然的霸权主义就是解决生态危机，建构建设性的生态文明的必由之路。然而，要消除人对自然的霸权主义态度，关键在于重新确立自然本体论。关于自然本体论，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有很多表述，但列维纳斯他者优先的自然本体论才是真正消除人类中心主义的真知灼见。

2. 循环经济、低碳经济是建设生态文明的有效途径。田义文认为建设生态文明可供选择的路径有三：一是重复发达工业化国家走过的老路，先污染、后治理，边污染、边治理、再转型，中国的资源承载力和环境容量无力支撑这条路径；二是直接采用发达工业化国家以保持原生态为价值取向的、全面实行生态现代化所要求的生态文明建设。中国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经济实力、科技力量尚不具备走这条路的条件；三是运用生态整体主义理论，通过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协调推进绿色工业化和生态现代化的生态文明建设。中国只能走调结构、转方式之路。因此，循环经济是一种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建设生态文明的有效路径。同时，许多学者指出，当前应大力发展低碳经济，以缓解能源压力和温室效应。

3. 发育生态理性。夏从亚主张建设生态文明要由生态理性进行引导。因为如果说工具理性是以实证和数学描述为主要特征的知性分析式思维的话，生态理性则是智性分析与悟性体验相统一的综合性思维；如果说工具理性遵循最大化原则的话，生态理性遵循的是最优化原则；如果说工具理性追求无限进步的征服型生活的话，生态理性追求限度性和谐生活。现实地看，人类理性对理性边界的认知日益清晰，对市场界限认知日益深化，生态日益政治化，生态理性支配下的文明方式也正在局部地域展开。

4. 转变生活方式。樊阳程呼吁建设生态文明必须自觉改变人的生存方式，但现代社会却造就了孤立的人，进而引发种种生态问题。究其原因，飞速发展的社会给孤立的人的形成提供了条件，也给一种错觉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即认为这个社会中各个系统的发展是相对生态系统而独立的。忽略生态系统基础性地位以及增长的极限，孤立的人最终会被自然所抛弃。为避免这样的后果，必须从孤立走向合作。张秀芹指认物质主义主导型经济模式必然导致人的物化、引发环境问题、生存危机。对此，需要调整并转换人们的生活重心，使文化生活成为生活的主向。针对怎样密切人与自然的关系，周岩提出要实现宇宙的人格化与人的宇宙化。

二、关于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和思想根源

围绕建设性、生态文明的内涵与本质等，学者们试图为生态文明建设寻找理论和实践上的思想来源及形上之根。

1. 作为文明新准则的建设性。刘孝廷教授在提交的论文《论建设性》中指出，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已经形成某些具有全球性的共识，并开始修改一些旧的准则并确立新的准则。建设性就是文明发展到今天人类所形成的一个新准则。他进而讨论了建设性的起因与涵义，挖掘了建设性的理论根源并揭示马克思主义的建设性维度，以寻找建设性实现之途，即先确立建设性的理念和思维，积极挖掘人类文化中的建设性资源，然后建设起建设性的组织并开展建设性教育。他认为，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未来哲学与发展战略专业委员会多年不懈努力的一个共同心愿，就是为着这一美好目标能够早日在人间实现。

2. 生态文明的建设性后现代伦理支撑。商红日《生态文明与人类的责任：后现代伦理视角》的报告主张，后现代伦理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伦理虚无主义”和建设性的后现代，前者显然无法成就生态文明，唯有后者——建设性后现代伦理以积极的态度面对由现代性所导致的问题，形成了人类应有的问题意识。因而，试图以建设性后现代伦理来认识生态文明价值，重新理解自然以及他者优先权、全球公义和人类责任等问题，以寻求与自然和解。

3.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生态文明思想。一些学者立足唯物史观，从不同角度揭示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第一，生态问题的马克思经济学求解。迈克尔·佩罗曼在《生态文明的未来：马克思和无为生态》报告中，尽力还原一个事实：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思想相比较，无为思想更能与马克思的思想及环境保护论相一致。他在批判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础上，挖掘经济学中的“无为”思想，认为“无为”思想在欧洲经济理论创建之初是有影响力的，重农学派强调遵循“自然法则”。马克思经济学对“生产成本”的关注，即一种合理的价值理论必须反映“生产成本”而不只是“直接成本”的论述，涉及到环境，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实现的人的解放等，都具有“无为”的思想。因此，马克思涉足了生态文明的未来。第二，辩证实践论。李东松把马克思的生态思想概括为“六个辩证统一”：主体与客体、能动性与受动性、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人与自然的矛盾和人与人的矛盾、斗争与合作的辩证统一。第三，生态辩证法。赵士发确认当代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主导的现代工业文明的整体性危机。人类要在人、自然与社会关系上建立新的平衡，就必须对工业文明进行革命性的变革，建构新的生态文明。这种新的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即生态辩证法。朱书刚也主张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科学地揭示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开创了对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的先河，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哲学智慧和生态文明观念，具有深刻的批判性和深远的前瞻性。第四，绿色主题说。王建明与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与恩格斯把生产和生态内在地统一起来，彰显了“绿色主题”，体现了马克思的生态思想。第五，为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辩护。张晓琼介绍了英国马克思主义者乔纳森•休斯（Jonathan Hughes）的新作《生态与历史唯物主义》，指出作者针对那些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无法适当处理环境问题的观点提出了挑战，回应了环境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评，阐释并重建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念，力图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环境问题的积极意义。

4. 生态文明的存在论诠释与契合点寻求。张秀华以《生态文明建设的存在论根基》为题，立足比较研究视野，发掘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奠基人——怀特海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共同理论贡献。她认为，存在论之自然自身价值的确认，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前提；有机论、整体论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内在化，给出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过程视野下现实世界的生成指认，表明生态文明建设的可能性；理想主义的和谐论、发展论的理论旨趣，蕴含着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在如何借鉴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思想资源上，徐治立阐释了生态文明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契合点。在他看来，有机哲学具有五个特点：（1）世界的本原由可变的事件取代稳定的实体；（2）过程不断变构的中心取代权威性中心与重构性；（3）存在或实在的相互主体性取代人的主体唯一性；（4）世界的有机整体性取代机械还原性；（5）理性的“神”和祛魅的权力取代祛魅的自然。因此，以有机哲学作为契合的根基，可以构建生态自然观范畴，如“生态中心”、“生态主体”、“生态相关”、“生态平等”、“生态价值”、“生态行动”等。

5. 生态文明的制度关涉及意识形态语境。刘献在大会发言中，立足于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贯有机组成部分，以鲜明的意识形态立场和语境，考察了生态文明建设。曾文婷呈现并剖析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社会主义愿景。原丽红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三重追问，阐发了社会主义是不是生态文明的制度归宿、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在现阶段的中国有没有实现的可能、社会主义应不应当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前缀和限定等。基于马克思不仅有共产主义思想，而且有生态文明思想，廖清胜则径直地讨论了生态共产主义的内涵、根据与意义。刘志礼认为，目前国内外有关中国模式的讨论仍然陷于中西“二元论”困境中，当下实践的一个突出倾向则越来越热衷于运用现代化的方式思考和解决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然而，要真正探索出一条对中国和整个人类可持续发展具有现实意义的发展道路，必须超越二元论思维和现代性的束缚，实现后现代的生态化转向。庆幸的是今天建设生态文明进程中的中国模式正在努力实践着这一探索。

三、关于生态文明发展的历史性境遇与文化根基

有些学者从生态文明的当下处境出发，融合古今视域，展开中西对话，诉诸于文化批判，寻找中国传统的文化资源。

1.“天人合一”的生态文明意蕴。李宗桂认为生态文明是当代文明的重要理念，是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内容；天人合一则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命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对生态文明与天人合一思想的关系进行合理的阐释，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具有实践意义。因此，建设生态文明，应当把天与人看作有机整体，提倡敬天、畏天，秉持人道与天道的一致，创造性地吸收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整体观念、有机协调观念，提高道德境界以平等待人、平等待物。

2. 庄子之“道”对现代生态的反省。鉴于庄子站在天人和谐的立场，一再呼吁防止人类理智的狂妄与僭越，而且对技术可能给人类带来的“恶”、“机事”和“机心”，做过深刻的批判。要回归自然，从根本上说，必须改变人的生存方式或生活态度。因此，李振纲强调在现代生态语境下解读庄子之道，对于谋求建构现代和谐生存世界，纠正现代人生存方式及片面强调科技作用的工具主义的偏执，仍有深刻意义。

3. 以中国传统文化滋养生态文明。在谭献民看来，生态文明需要生态文化，而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诸如除了共同秉承的“天人合一”思想外，儒家“天有行长”的生态自然观、“仁民爱物”和“民胞物与”的生态道德观、“以时禁发，以时养发”的生态文明规范、“与天地相参”的生态文明标准；道家的“道法自然”的自然宇宙观、“贵生”的生态伦理观、“自然无为”和“返朴归真”的生态文明原则、“相生相养”、“和谐共存”的社会生活准则等，对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还有学者主张寒山文化可资借鉴，中国古典园林是实现人类诗意栖居的一种范式。

4. 生态文明的社会之维。在蔡成效看来，“文明”意味着人类社会的开化状态与进步程度，任何意义上的生态文明界定都具备一定的社会意义及社会历史特征；自然与社会历史内在相联。因此，生态文明具有社会性，建设生态文明需要依托一定的社会根基和历史背景。在认识上，要求我们辩证地运用“人类眼光”把握生态问题。姜建则在考察西方和中国人与自然关系理念的历史嬗变的基础上，探讨了生态文明与社会文明的关系，并把“辩证人类中心主义”看成科学、合理的价值尺度。正是基于生态文明的社会性维度，中国人民大学的王鸿生教授从生态观反观中国历史。

5. 生态文明的文化批判与重建。理查德·诺嘉德对生态文明的合作进化阐释指出，在合作进化的发展框架内，知识、技术、价值、组织和环境是相互联系的整体。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段，社会系统是与环境共同进化的，但工业化和石油燃料的应用，打破了这一进化模式，代之以经济主义与工业社会的合谋。由于工业社会的本质是社会组织与技术的合作进化，经济主义的本质是持守工业文明的神话，必然导致生态危机，因此，这种模式也必然是短命的，代替者将被代替，再次回到具有整体性特征的合作进化架构中来，惟有如此，才能抛弃机械论、决定论和对抗思维，而走向有利于生态文明的整个生态系统的合作进化，彰显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尊重生态多样性，废除人为界限，在互动中相互学习、共同分享。王树松从文化哲学角度，对生态危机的文化层面进行反思，并从考察的结论出发对人类生态环境进行重新审视与认知，试图形成一种新的、符合时代要求的生态文化观。鉴于现代生态文明特异性以及与人的生活方式的相关性，一些学者研讨了资本竞争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前途、生态文明建设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生态文明与人体身心健康、生态方式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相互作用、生态文明背景下的中国社会生活方式现代化取向等问题。此外，环境与心灵双重危机及其拯救、西方的生态伦理困境与中国的生态诚信问题，生态文明意识及其重建等也成为关注的话题。

四、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后现代科学技术转向

1. 后现代科学转向的可能性。王治河、樊美筠博士在《生态文明呼唤一种富有人文情怀的后现代科学》的报告中，针对现代科学的是与非，特别是现代科学观导致的环境问题与生存危机指出：反思性的后现代科学开始浮现，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客观地要求后现代科学的发育和发展。因为较之现代科学，后现代科学具有亲近自然与生活世界的特点。但这不等于说废除现代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离开科学是绝对不行的，尽管它有这样那样的弊端。同时，必须看到，现代科学特别是现代西方科学的机械性，使它在根底上与生态文明格格不入。生态文明是一种有机的文明、厚道的文明，相应地，它必然呼唤一种有机的科学、厚道的科学。所以，一种具有人文情怀的后现代科学就是这样一种应运而生的产物，它所唤起的是“被现代科学所丢失的东西”。系统论、混沌学和复杂性科学，以及盖亚学等当代新科学的问世昭示着人们，后现代科学已不仅仅是后现代思想家们头脑中思辩的结果，而是有着深厚的科学基础和现实支撑的。与现代科学对事物和科学自身的“确定性、稳定性、一致性与封闭性”的迷恋相反，后现代科学更注重开放性、变化性、多元性和创造性，兼备“厚道”、“有机”、“有担当”、“有洞见”等四大特征。

斯诺伊丝教授满怀对中国文化的喜爱之情，在大会上以《古老的未来：科学、传统医学与生态学》为题，在时间的视野中，融合古今，试图让中国传统医学现代化、未来化，走进正在建设中生态学等后现代科学。

黎徳扬教授则把系统科学与生态文明密切地关联起来，认为系统科学不仅使当代生态科学成为可能，而且其整体性特征也提供了生态文明的世界观——辩证整体论。根本说来，生态文明的理念是以系统科学为基础的辩证整体论。因此，在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必须立足辩证整体论，积极推进生态文化建设，包括科技文化、制度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旨在提升和加强生态文明观念的各项文化建设。

2. 后现代技术范式转向的必要性。赵建军教授探讨了低碳技术范式与生态文明的建构。考虑到低碳经济模式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缓解环境污染的有效途径，除需要国家能源战略调整与各级政府的政策支持外，还需要努力实现低碳技术范式的转换。因为技术已成为改变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主导力量，尤其是现代技术的发展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影响，给人类的健康和生存带来了极大的威胁与危害。因此，人类不得不对现代技术的发展进行深刻的反思，即从现代技术范式角度揭示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研究现代技术和生态之间的互动关系，对现代技术范式演化进行分析和总结。依循逻辑与历史相结合的思维原则，对现代技术范式的内涵和特征进行深入的剖析，审视现代技术存在的问题和困境，分析现代技术反生态性及其发展中的缺陷。进而，促进包括低碳技术在内的后现代技术范式的转变。此外，王蓉江、欧阳光明等学者也对现代技术给予批判性研究，并试图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推进技术的重构。

3. 后现代科学哲学观与生态文明。刘高岑讨论了后现代科学观对于构建新形态的科学文化与生态文明文化的重要性，因为，首先，后现代科学哲学对科学实践之社会历史属性的揭示，将促使科学家们打破既定的科学架构，从当代人类社会的现实需要出发来开展科学研究，并以更加开放、更加自由的心态重塑科学活动的领域、对象、目的和方法，打破既定科学格局，创立综合性、交叉性的新学科，从而使朝向生态文明的科学实践定位成为一种自然而又必然的选择，使环境科学、生态科学、生物科学、系统科学等适合于生态文明的新学科更加凸现出来。其次，后现代科学哲学对科学实践之文化属性的揭示，将使科学活动在社会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得到更好的发挥。再次，后现代科学哲学强调科学学科的灵活性和整体性。最后，后现代科学哲学强调科学之社会实用维度和社会技术维度的揭示，将有力促进现实的科学研究在社会应用维度和技术操作维度的展开。

五、关于生态文明实践的案例性研究

弗洛伊登伯格博士从建设性后现代立场出发，结合其对世界各地的农业与土壤考察，以生动的画面，阐发了土壤与文明的关系。他确信，没有土壤就没有文明。然而依托于石油、化工的掠夺式现代农业导致了严重的土壤和环境问题，损毁着地球。因此，创建生态文明（包括后现代生态学）需要从以人为中心转变到以地球为中心的参考框架上，下大气力拯救地球。

古德斯彼德（Henry Goodspeed）先生从一个商业案例说起，旨在表明商业领域的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有关系思维，彼此沟通与相互协作尤为重要。

杨水旸教授大会报告了工业园区生态化管理的集成创新研究。此外，成都生态城市建设问题，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新进展，少数民族妇女参与农村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企业环境责任与污染环境的绿色治理，以及与生态文明建设密切相关的国际碳博弈与中国对策、中国环境竞争力、国际投资政策调整等实践话题，特别是密云水库和青藏铁路的案例研究成为会议研讨的一个重要视域。

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在会议晚宴上，菲力普·克莱顿做了题为《走向为了共同福祉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演讲，他以“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以及一起寻找共同的基础破题，从“三个假设”出发，运用鲜明的对比手法，讨论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不同于现代主义的五个方面，进而昭示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面对生存危机谋求人类可持续性与共同福祉的理论旨趣，建设生态文明是而且应该成为人类共同的责任和努力目标。

总之，柯布和著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格里芬以及他的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的同事们坚信，地球及其人类居住者(还包括其他居住者)的前途, 取决于中国正在制定的种种政策。他们不希望中国重蹈西方现代化的覆辙，希望中国借助自己得天独厚的思想资源走出一条新路——“后现代化”之路或“生态文明之路”。因为走向生态文明，可以看作是中国的华丽转身。它对于中国和整个世界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这也正是本次会议的共识。

会议期间，举行了第三届“柯布共同福祉奖”颁奖仪式。获奖者是世界著名后现代农学家、生态农业先驱弗罗伊登博格(Dean Freudenberger）博士。

本次论坛也引起了北美华人社区的高度重视，海外著名的华文媒体《国际日报》和《世界文化论坛》分别派记者采访了会议，即时发表相关报道，引起良好反响。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美国克莱蒙研究生大学过程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张秀华供稿）